【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晓旭。从今天三月份以来，一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共被指控犯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的罪行，国际社会从那以后也展开了多方面的调查。
那么目前进展如何？我们也看到上个星期在中国广州召开了一个器官移植大会，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承认中国有器官黑市，同时也承认用到一些死囚犯做为器官的来源，那么是否情况有所改善呢？今天节目里我们请王文怡博士就是关于器官移植黑幕最权威的王文怡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王医生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
王文怡：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主持人：王医生，我想问您一下就是黄洁夫副部长承认了器官黑市，那我觉得这里面有概念的不同，就是活摘器官这一个罪行跟这个器官黑市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吗？
王文怡：我想这里边是完全不同的。中共现在出来说承认有器官黑市的存在，而且说使用的器官都是来自于死囚犯，它实际上是回避一个真正的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去指控它现在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样做为器官的来源。现在可以看的出来中共是把责任是完全推到了医生是一个腐败的现象，医生为了牟取暴利然后走了这一步。
而实际上大家知道过去七年迫害对法轮功学员完全是一种群体灭绝式这样一个反人类罪，在这种大的犯罪这个背景下，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中共从来不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还告诉社会是说这些法轮功学员是自杀，这就是说它这种群体迫害灭绝式的这种迫害使得很多这种迫害的惨象发生吧！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罪行被揭露，实际都是这个群体迫害罪的一种。
中共现在把这个责任完全说成是腐败现象，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放烟幕弹，或者是找这些中国医生做替罪羔羊。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这实际上相当这个烟雾弹，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政策没有变化的话，那就是法轮功学员只要被关起来，他还是面临被活摘器官的危险是不是？因为江泽民的政策不是讲“肉体上消灭”，我觉得这个政策没有变。
王文怡：是这样的，如果要想让国际社会真正放心，而且也是说中国卫生部门要真是是想对国际社会要是负责任的话，那他就是应该要知道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待一天就随时有危险，那做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对现在的状况完全没有把握这种现象是不是能够继续。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如果是被迫害致死，或者被活摘器官这样子一个手段被弄死的话，他也算在是这种死囚犯林例里边来混淆视听，或者是混淆这种灭绝式犯罪存在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国际社会应该有所认识而不是回避这样的一个罪行，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它不敢承认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公开的跟它说，实际上解决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医院和关押法轮功的学员的看守所和劳改营都开放给国际社会进行调查。
那么最安全的办法，那当然就是停止迫害，它一天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迫害，把这些学员都送回家里面，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才能说真正是有诚意来改变现状，否则的话只是把责任推给医生的话，这种迫害的体制没有改变的话，根本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持人：那我觉得中共现在这个解释方法，其实也会赢得很多国际社会上的一种认同，现在它们有这个一点点诚意至少有这个错误，就有点像过去很多国家都在讉责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中共承认人权有问题就好像是中共有一种姿态上的一种进步，您觉得是不是起到那样的作用呢？
王文怡：我想做为医生可以看到这里边还是有问题的，它3月27日时间公布要在7月1日实行这个新的法律，不许器官买卖，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知道《BBC》9月27日的报导和10月2日《SKYNEWS》新西兰国家电视台的报导，证明它还是在继续器官买卖，就是说明这法律本身是一张纸完全没有约束力。
其次，我们做为医生知道中国大陆现在你付了钱就很快可以拿到器官，这本身是有严重问题的，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个你付了钱，那边就正好有一个罪犯就会被判死刑，就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被枪毙，而且他正好也签了这个文件说可以把脏器拿出来，怎么都那么巧，这个事情从国外的一些病人例证我们看完全不是这样回事。
最近16日的时候，华沙英文《大纪元》也采访了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先生，乔高先生举了一个例子，那乔高先生是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他提到一个案例，在台湾有一个人他第一次换肾，他第一个是有紧急的排斥，然后他又再交钱连续几天内他换了四次肾，效果还是不好还是有排斥反应，到最后在八周内他一共换了八次肾。
主持人：就是一个人要提供八个人的生命给他。
王文怡：就是有八个肾给他，那也就说或者是有八个生命，或者是一个人他拿出来两个肾，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四个生命，还是八个生命在这里提供肾源。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人交了钱就马上有器官，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用死囚犯可以解释得了的。
对于法轮功学员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证据，有证人直接指证他们在活摘器官，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存在，这些人的血型和组织配型是事先做好的，从他这么迅速的可以拿器官给国际社会，就是一个佐证。
那我想他用一个死囚犯的器官这样的托辞的话，绝不能够把整个问题解释好，让国际社会信服。我想这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危险性还是存在，因为他们在劳改营待一天，他们就会被迫害致死，而被说成是他们自杀；他们多待在那里一天，他们的死亡就会被解释成是和死囚犯等同的那种死亡；他们待在那儿一天，就会有被活摘器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停止，那这种危险性就是存在。
主持人：我也看到了就是您刚才举到一个例子，就是乔高举的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上海第一医院，台湾人是在上海做的移植，这是2003年的事情。
所以我也联想到他那个报告，乔高报告中指出，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就有四万五千个器官是不明来源的就做器官移植，所以中共如果有这个诚意，至少应该针对这个问题解释，这个四万五千个器官是怎么来的。
王文怡：对，我想这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一直在看中共采取什么措施做好，而完全不去追究在过去几年中它出现的问题，它完全都没有解释。
比方说，像乔高先生说的这四万五千个器官来历不明，现在它有一个法律了，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就不回去询问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这完全牵扯到器官从哪儿来的，它们是合法的手段吗？
那法轮功学员指证说是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成为这种大量的器官来源，这样的一种指证完全没有一个说法，我觉得中共完全在逃避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指证，就是它犯了一个“群体灭绝罪”，这种罪行它不敢面对，它就用这种腐败的现象或是医生谋取暴利，来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来一笔勾销那一段历史，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或者是逃避罪状的一种做法。对我个人来说，我想或者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是绝不能接受这种解释的。
主持人：我觉得现在国际社会很多人还接受了这种官方的解释，比如说我最近看到的器官移植协会，就是国际性的一个器官移植协会，他们出了一个声明，里面也谈到就是中国确实有活摘死刑犯器官的问题，也存在器官黑市的问题。他们承认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直接去点名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这个指控，您觉得国际社会是不是也被这种中共的解释给误导了呢？
王文怡：我认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声明出来，他也看到了这个器官这么迅速的可以被供给到国际移植市场这个大的问题，但是他在回避这个是涉及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这样一个事实。
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这七年的迫害这种严酷性没有了解。换句话说，因为这种迫害完全是背后发生的这种最野蛮、最流氓式的迫害，他不敢在国际社会面上去做的话，那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就不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很遗憾的，因为他们如果是对这个背景不了解的话，就无法把这个问题的实质真正的能说清楚。他现在只是说，对于中共他们要严肃的指出不能用死囚犯，尤其是不能用那种没有经过同意的这样的器官，但是它就是不敢去提法轮功学员在这方面的报告的话，我觉得是一种遗憾。
因为这实际上是给中共送了一个“默许的信号”；因为你不敢面对的话，那实际上中共如果再继续这样做的话，也是相当于是国际社会纵容的。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我们希望通过下一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去跟他们谈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敢公开来点名这个问题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个现象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国际社会是有责任的。因为一个罪行不去曝光，它就不能被铲除，只有在社会媒体和公义的强大压力下，这种罪行才能够彻底停止。
主持人：所以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国际社会用了“死囚犯”这样一个名词的话，那是不是中共现在顺水推舟，所以黄洁夫上周出来的时候就承认，包括他自己一年前也谈过，但是外交部又否认；他现在又重新承认确实有死囚犯器官，所以他就觉得很容易…我觉得在中国造假文书是很容易的事情，你把这个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案例给归类成死囚犯。
王文怡：就是通过沈阳老军医以前也提到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个法律文件非常容易，它找一个人，可以一个人签几百份、几千份甚至上万份，替人签字所谓的“自愿书”。在中国大陆这种不是透明和不是以法治国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话，这种法律文件有多大约束力呢？实际上我们不能抱以任何的幻想。
主持人：王医生，我非常同意您刚才说这只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中国法律能有多大效力，大家都只能疑问。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我们先谈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谢谢！
王文怡：谢谢！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就这个话题作进一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