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可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权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权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权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啰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华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国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中含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国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橘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主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他应该怎么样说话，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实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共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单纯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士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的胃口与头脑，但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份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的一部分奶粉中所含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份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国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份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国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觉得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权，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心理，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的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在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