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犀鸟:中国社会为何盛产甄嬛式角色

【新唐人2013年9月24日讯】最近,有人力捧《大长今》,狂贬《甄嬛传》。大长今代表韩国文化,甄嬛代表当代中国文化。

大长今身上,有很多传统韩国女人的特质,在她身上,浓缩着韩国最精华、最调柔的文化,她可以是一个好主妇,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好上级,和她相处,倍感安全,舒适放松。

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大长今这样的人物,这个社会就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会天真快乐好多。

甄嬛呢?

甄嬛只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在她身上,看不到传统中国女人的特质。事实上,传统中国女人在大陆很可能已经消亡,只有台湾才可能会少许存在。甄嬛身上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

厉害!

这是一个厉害女人,有心机,有谋略,能隐忍,能在关键时刻发出致命一击,能踩着上司的鲜血往上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切人,她是一个女强人,她却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和甄嬛生活在一起,也许每天很快乐,可总有一个时刻,会让自己内心发凉。如果一个社会大都是甄嬛这样的人物,生活在其中的人,焦虑感会大大上升,人与人之间也很难达到高度的信任。

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大长今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代中国的环境善变,只能盛产甄嬛这样的变之花,像大长今这样的静之花,就算曾经有过,也早已被现实敲打成模仿版的甄嬛。甄嬛,实在是现代中国社会环境的特色产物。

大长今的长期坚忍,之所以最后能有回报,是因为韩国有相对而言长期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国之所以不断劣币驱逐良币,最终造就出越来越多的甄嬛,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环境高度不稳定。

一直变变变。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长期坚忍就变成负资产。40年代存在美国银行的100美元,现在会滚成巨额的资产。40年代存在国民党银行的100元法币呢?50年代存在大陆银行里的100元人民币呢?

建国前后,胡适被盛情挽留。胡适没留下,他儿子胡思杜留下了。结果如何呢?儿子不但被迫公开写文章骂老子,最后还被折磨致死,死前想见老子,能见面吗?革命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利用;革命胜利以后呢?三大改造,私有变公有。为什么执政党不能对这些人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呢?

七八十年代,搞计划生育。一些人只生一个,儿女长大死了,变成失独家庭;那些冒险投机多生的人呢?顶多被罚了一些款,现在多子多福。那些当年拼命嘲笑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男女主角的失独家长们,如今还能笑得出来吗?

国有事业单位的人,八十年代之前拿了几十年的低工资,到世纪之交改革时代,惨被下岗,房子又市场化了,很多人工作一辈子,积蓄才几千块,拿什么买房子?

住房商品化以后,政府一直说要稳定房价,一直说到现在。结果如何呢?相信这一承诺的人都亏死了,不相信的人都发财了。

在这种快速变化的制度环境下,只有现实是最真实的,一不留神,原来的靠山都靠不住了,祖屋被强拆了,铁饭碗被打破了,游击队时代借给游击队的钱也要不回来了,归根到底一句话:

在时下的中国,什么也靠不住;只有金钱和权力才靠得住。就算金钱和权力,也随时会被更多的金钱和更大的权力消灭。这种残酷竞争的环境下,会有大长今的生长空间吗?很多人就算出生的时候是大长今,长大了也会被教育成甄嬛。

《甄嬛传》为什么能红遍中国呢?这是有道理的。就算没有这本小说和电视剧的产生,也会有类似小说和电视剧的产生,试看现在中国主流电视剧里的主角,哪一个不是甄嬛的翻版?

她是每一个不甘愿被边缘化的中国人的缩影。每一个中国人看到甄嬛的故事都会产生共鸣。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成为甄嬛的潜质,差距就在于悟性和机遇。《大长今》也曾经红遍中国,人们从她身上看到古老的梦,对她很钦佩,却都清醒地知道:“我很佩服大长今这样的人,但坚决不能学习她。”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环境变脸太快。中国人能够长期生存发展的秘诀,就是永远跟着主流走,主流变,你也要跟着变,主流变,你不变,你就会被很多人扯蛋,除非你出家当和尚,否则,永远会有人要求你紧跟主流文化走,就算你出家当和尚,如果你修行有成并成名,也会变成政协里的主流和尚。

在美国银行里存100元钱,你可以一百年不理它,让它给你生蛋生蛋再生蛋;在中国银行里存100元钱,你10年不理它,账户不知啥时被取消了!

所以,韩国大长今们可以追求永恒价值观;而中国的甄嬛们,则最强调随机应变,只要环境需要,哪怕360000度的弯,你也要弯的漂亮,弯的快如闪电,弯得不怕别人骂你墙头草。《刻舟求剑》是想要在中国成功的人必须搞懂的寓言经典。

变,对于中国的甄嬛们来讲,是一种高度考验人心的超级艺术,是一种对善变环境的无奈。

不变,对于韩国的大长今们来讲,是一种让自己心境长期平静的坚持,是一种对稳定文化环境的信赖。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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