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仕:说说我的故事(上)

父亲如果在世,今年100岁了。他的前半生,在民国时期;后半生,在中共时期。他多舛的命运是从1949年中共篡政开始的。他经历了不少事,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踹寡妇门,掘绝户坟,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共产党反对的,十有八九都是好事。”

中共篡政后,洒向人间都是怨。然而,对那些罪恶历史,很多经历过的人,在有意无意的淡忘;孩子们,或许连知道都不知道了,因为教科书在刻意粉饰歪曲篡改。

但愿年轻一代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和歧视,但愿父辈们所遭受过的苦难一去不返。但是,产生苦难的根源不铲除,噩梦还会再现。还原历史,了解真相,认清中共,走出迷途,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希望。

尽管岁月不堪回首,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借父亲“百年祭”,我试着把一些记忆的碎片捡拾起来,拼兑还原,写成了下面几篇短文。虽然点点滴滴,但它是真实的历史。

我的“反革命父亲”

家谱上有记载,父辈管家世代为官,家道兴旺。可惜一尺厚的家谱在文革中沤成纸浆埋了。听二叔说,忘了是哪一代上,有个叫管干珍的说过:“考取功名不做官,我就爱当教书匠。”那前辈管干珍不但思路格色,脾气还挺牛!但是,父亲既不格色,也不牛气,聪明过人,博学多才,倒是身不由己地做了大半辈子教书匠。

爷爷管毓定,祖籍江苏常州人。晚清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后,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前身——“同文馆”学俄语。学成后朝廷派他出使俄罗斯任一等书记官,在外驻了5年。史书有记载,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员。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把一只墨水钢笔丢了。父亲说:“得,你爷爷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几打帕克钢笔,就剩最后这一只了,让你给丢了,绝笔!”以前还见过爷爷带回来的四套银餐具。多年后,我在法国朋友家的玻璃柜里见到了,拿在手里同样沉甸甸的。

爷爷28年在北京病逝时,父亲12岁。父亲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后来进洋学堂,中外文都学了。他能教大学中文,能用日文书信来往,用英文读小说。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期,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剿共委员会”谋得文书一职。为此,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49年初中共一进城,大批象他这样的国民党政府留用人员,被轰出北京就业。6月父亲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9月被通知离开北京,去石家庄教书,直到92年在石家庄病逝。

到我这一辈,我和我哥都是“狗崽子”。文革68年,我14岁因为出身不好在学校挨批斗。16岁我进工厂学徒,哥哥去了水泥厂。父亲说我是童工,瘦小的哥哥是壮工。即便如此,他说也知足了,如果赶上我们那一届都上山下乡,“那你们就是第一拨走的,最后一拨回来的”。

我和我哥都没有什么学历文凭。文革时,我高小四年级,哥哥上初一。上学、参军没我们的份。父亲手不释卷,通达古今,拜读他的博士生排不上队。但他不催我们去学校进修奔文凭,这似乎有违管家书香门第的遗风。他对我们的低学历,始终泰然处之。

后来我体察到父亲的苦心,他是不想让我们被洗脑。他自信,我们在他身边,耳闻目染,得益于他的传统教育,学到了很多教科书上没有的好文化。他说过我们的学识、能力一点不差。他甚至指着我对他的学生说,“我帮她备点儿课,她能给你讲课”。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恪守道德,本分做人。对此,我很感激父亲。

和尚发展我妈入地下党我爸不知道

49年我爸还没离开北京时,见家里不断有警察来,就问我妈:来人找谁啊?我妈说:找我啊。我爸纳闷:找你干嘛?我妈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爸急了,问怎么回事?我妈说有个和尚发展她的。我爸说他怎么一点儿不知道?我妈说和尚叮嘱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我爸问和尚呢?我妈说:好长时间看不见他,最近才露面,他说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判刑蹲了监狱。他还学舌国民党法官当庭训斥他:“你一个宗教人士,参加什么共匪?满处串通,祸乱社会!”法官很生气,重判了他。

那和尚说,要不是国民党撤离大陆,他还在监狱里呢。放他出来的人问他,都发展谁了?他说有我北京宣武区的俞淑珍,结果就有警察上门来找我妈。

我妈成了中共地下党员,这对危难中的父亲来说,象有了一把红保护伞。但是,我爸没沾光。这边,政府让我妈在49年的“十一”,开国大典时上天安门观礼台当贵宾;那边,组织上轰我爸出北京,“十一”前必须离京。

后来我爸跟我们说起这段历史,说他在国民党剿共委员会干事,但是不知道自己老婆是中共地下党员,这真是个不小的讽刺!

我爸对和尚秘密发展我妈入地下党很反感。他说中共能在我们家搞,也能在别家搞。让夫妻、父子反目,很卑鄙无耻。国民党也有特务系统,他们专门有一帮人干,不象共产党这样无孔不入,不择手段,波及到全社会。

大哥12岁当了北京“小英雄”

49年,中共以血腥暴力夺权篡政,毫无合法性可言。在建政之初,民心不服,立足不稳,城市乡村,各地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

我姥姥家住的北京宣武区大杂院里有户人家,他家大儿子在国民党的一个“剿匪团”里当小头目。“剿匪团”经常在北京一带和中共发生武装冲突。那家大儿子被中共通缉捉拿。

姥姥家的窗户正对着大门外当街。那家人住在里院。一天,瘸表哥(17~18岁,患小儿麻痹症)看见一个大汉从外面进来,大步流星去了里院,进了那家屋里。大汉的特征正是通缉的那个国民党“匪徒”,大高个、左臂带伤、镶有金牙。当时身边还有两个随从。

瘸表哥想去派出所汇报,腿脚不利落,又怕惊动了那仨人。他在屋里正着急,看见我大哥(12岁)晃晃悠悠放学回来了。瘸表哥隔着玻璃,指手画脚、挤眉弄眼示意他别回家,出去报警。大哥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一抬眼,看见了里院的大汉,正举著有伤的胳膊。瘸表哥见大哥还不明白,接着比划个头多高,又指自己嘴里的牙。这时,大哥突然明白了,撒腿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派出所举报。

开始警察听了不相信,还拿他打哈哈。以为就是毛孩子想入非非,想当见义勇为的英雄。大哥急哭了,警察开始认真盘问,发现这孩子说的靠谱,感到事态严重。于是紧急行动,组织警力,直扑姥姥家的大杂院。

警察持枪破门而入,屋里的那仨人没来得及掏出枪,都被活捉了。

第二天,《北京晚报》头版报出,说我大哥是“小英雄”。

被擒的大汉,正是那家人的大儿子。那天,他是铤而走险来探望母亲的。枪林弹雨中他没死,却死在无冤无仇的邻居孩子手里。大汉很快被政府枪决了。从此,那家人成了“匪属”,谁都不敢沾边。

转年是1950年,因我妈当了宣武区妇联主任,忙得整天见不着人影儿,大哥没人管,就把他送去了石家庄父亲身边。3月,石家庄闹脑膜炎,大哥染上了,送去医院抢救。抽出的骨髓是浑浊的,医生说,没救了,我大哥就死了,死时刚过12周岁生日。

几个月后,大哥的死讯才敢告诉我妈。她前一天晚上知道的,第二天就得了白喉,差点病死。

大哥死得蹊跷,父亲说是“要账鬼”。我不这样看。其实,大哥是遭了恶报。中共是邪恶的,剿灭共匪的大汉,替天行道,自然就是好人。大哥和瘸表哥听信了学校、政府和不明相的大人们的煽动,坚决打击国民党反动分子等等。中共灌输这种“愚忠”,以为举报大汉是正义之举,英雄行为。熟不知,这是做了件反天理,逆天意的恶事,害人害己。

我大哥是管家、俞家都喜欢的孩子。他死了多年,奶奶还时常把这个长孙挂在嘴边:你们谁也没他懂事!才几岁啊,就知道我不爱见家里丫头们哭哭咧咧,只要两个妹妹哭了,他马上过去哄,还安慰我:‘奶奶,我推推他们就不哭了。’从小就仁义、孝顺,老天爷怎么把他收走了呢?

好人应该有好报,但是得顺天意,才能躲劫难。

在中南海看门的瘸表哥出事了

隔着玻璃窗撺掇我大哥去派出所报案的瘸表哥,是我舅的儿子。听我爸说,我妈家原来不穷,家里有人抽大烟给抽穷了,把老俞家抽成了“城市贫民”的成分。

瘸表哥的爹是大烟鬼,他见老婆跟别人跑了,自己也扔下残疾儿子跑了。多年没他的音讯,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参加了“八路”,和国民党军交战时被打死了。咽气前,他托付跟前的人,说他北京还有一个儿子,叫俞念祖,在哪哪住。后来受托人把信儿送到了。于是,瘸表哥就成“烈士遗孤”了。

瘸表哥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加上文化程度不高,不好找工作。他成了烈士遗孤,又有举报国民党匪徒的荣誉,再加上我妈正大红大紫,上边给瘸表哥安排了正式工作——去中南海看大门,就是现在的那个新华门。瘸表哥觉得自己一步登天了。

不呈想,没干多长时间,他不但被停职了,还连人带户口被轰出了北京。听我妈说,中南海里的人反映,瘸表哥有作风问题,看大门不规矩,老是盯着出入的年轻女同志。

家里人都数落瘸表哥没出息,把好差事给混丢了,没造化!我妈说也就是多看了几眼长相漂亮的,能怎么样?那里边的女人,不是领导的千金,就是领导的新老婆,漂亮的是来陪首长跳舞的文工团演员。我妈直后悔,说当初要是不巴结这份中南海的“阔差事”,换个别的什么工作,可能就出不了事了。

67年,全国各地停产闹革命,瘸表哥自称是“逍遥派”,从下放地陕西跑回北京几趟。他说自己改名了,不叫“俞念祖”,改叫“俞念东”了,意思是,拜祖宗没用,改拜毛泽东啦。

瘸表哥在陕西一个小县城的机械厂当工人。后来他娶了个农村媳妇。我记得,她有只眼睛失明,安的假眼球。他们的孩子傻乎乎的。看得出来,一家人日子穷困潦倒。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红色年代里,“烈士遗孤”、“俞念东”都没能给他带来好运。

父亲说瘸表哥的变故,最能说明中共推崇的“出身论”、“成分论”很荒谬。“烈士遗孤”的红帽子戴在他头上了,又怎么样?他从小缺爹少妈,没家庭教育,没德性,品行差,干什么也不干好,看个大门还无事生非呢。“子不教,父之过”。

瘸表哥一辈子不得志,依我看,根本原因是遭了恶报。他害了大汉一条命,撺掇我哥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举报,也坑害了我哥。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老倒霉,愚蠢到数典忘祖,更名改姓,把毛泽东当救星,结果是更倒霉。

四舅“不爱江山爱美人”

俗话说,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我妈当了宣武区妇联主任,我姥姥家好几个人都沾光,入党、提干、就业。瘸表哥被安排去中南海看大门,四舅升任宣武区下面一个派出所所长。四舅是我几个舅舅里话题最多的一个,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段子,在家族里是一大美谈。

我印象中的四舅母很漂亮,高挑个儿,白净脸儿,明眸洁齿。听家里人说,做姑娘时更可人儿。她就是那大汉的妹妹。她家出事后,如花似玉的姑娘没人敢娶。

四舅找对象眼高,挑剔的厉害,所以一直没成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四舅相中了大汉的妹妹。家里人都反对。

四舅偏要娶,组织表态也坚决不准。上级派人来劝导,见劝不动,最后摊牌:“你是要这身‘老虎皮(指警服)’,还是要‘匪属’(被镇压的反革命家属)?”四舅没犹豫,当即脱下了警服,当着领导的面,把“老虎皮”扔在椅子上走了。

四舅到底还是娶了“匪属”做老婆。付出的代价是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他带着老婆和“永远不得回北京居住”的驱逐令一道去了长沙。

婚后,四舅和四舅母十分恩爱,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都长到一米八以上的个头,魁梧英俊。多年来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他们回北京途径石家庄,来看望过我们。

多年后回头看,俩人是美满姻缘。想当初,结婚非要“党组织”批准不可。组织认为,四舅和四舅母属于不同“阶级”地位,所以不同意他们结婚。四舅认为,他不能昧良心,他们同住在一个大院,知根知底,四舅母和大汉一家人不是坏人。在党性与人性冲突时,四舅选择了人性,没听党的话,没跟党走。正是因为四舅善待了“匪属”,选择了良知善念,他有了福报,夫妻恩爱,儿女双安全,一生顺风顺水。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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