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26日讯】49 复仇 1966～1974年 72～80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之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同一天，毛写了针对刘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两天后当着刘的面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全会，向中共高层公开了刘的倒台。毛散发文章之前，特意把不爱开会的林彪接来会场，给他撑腰壮声势。林彪紧接着正式取代刘当上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毛开始收拾他最痛恨的人了。他从整王光美入手。毛知道刘俩口子是恩爱夫妻，整在王光美身上会痛在刘少奇心上。
王光美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在民国时代曾任中国农商部代理总长，母亲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二一年父亲在华盛顿开会时王光美出世，取名“光美”以作纪念。光美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六年，她本来准备接受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由于亲共的母亲的影响，决定不去美国了，参加了共产党。在中共根据地，人们记得打麦场上的跳舞会里，她穿着白衬衣、蓝色工装裤，秀丽而洋气。刘少奇迈着稳稳的步子，穿过舞场，走到她面前，微微一鞠躬，请她跳舞。这个举动在当时很特出，一般是女孩子们主动过来请首长跳舞。有过几次不幸婚姻的刘少奇，爱上了优雅而有大家风范的王光美。他们于一九四八年结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在清华，她同二十岁的激进学生蒯大富发生了冲突。蒯大富对政治的兴趣最初出于正义感，十三岁时他给北京写信状告基层干部腐败、欺压老百姓。文革开始后，《人民日报》把文革称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蒯开始有了权力欲。在一次工作组召开的大会上，他跟一帮学生把工作组轰下台，向工作组夺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蒯大富被工作组关了十八天。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她被卷进了“四清”，搞了个“桃园经验”。桃园的打击对象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原因是吴“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大饥荒中打人，“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吴臣被撤职。）
七月三十一日晚，蒯大富接到通知，到清华招待所去，有人要见他。他等到凌晨两点钟，在沙发上睡着了。有人摇醒了他，门外是汽车刹车的声音。突然，周恩来走进来。蒯大富说，他当时“特别吃惊，做梦也想不到周恩来会到跟前来”。他站起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周恩来请他坐，他“根本连坐也不敢坐，屁股挨着沙发那么一点”。周恩来“很轻松”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沟通”地让他放松下来，接着说自己来是“受主席的委托，向你了解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的问题是关于工作组的，当然也关于王光美。尽管周带来一个速记员，他自己也做笔记。蒯一直讲了三个小时，到太阳升起。周说他还有工作要先回去，约晚上派车来接蒯，到人民大会堂再继续谈。晚上他们又谈了近三个小时。由于蒯大富对刘少奇夫妇的不满，他成了毛手头上整刘的利器。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七十三岁生日前夕，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率领五千名造反派学生在北京游行，散传单，呼口号，卡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刘少奇！”国家主席垮台的消息便以这种方式向全国公开，报纸上仍只字不提。利用蒯大富，毛装作打倒刘是“造反派的要求”。
一九六七年元旦，毛对刘的“新年问候”是派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家，在屋里屋外写满侮辱刘的大标语。过了两天，又一群人闯进刘家，围攻刘少奇夫妇，“勒令”他们做这做那。这类事接二连三，都是精心策画的——只除了一件事。
那是一月六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刘的孩子平平扣起来，然后给刘家打电话说平平出了车祸，被汽车轧断了腿，现在医院里，需要家长来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刘少奇夫妇焦急万分，一同跑去医院。造反派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来斗争一番取乐，没想到刘少奇也来了，吓了一跳。蒯大富说：“同学们根本没想到刘少奇也会来，吓着了，也知道不敢动刘少奇。前几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喊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真在跟前时，还不敢喊。中央没有指示，不敢贸然行动，怕犯大错误。这种打倒，我们心里也是有数的，政治上的打倒，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你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变。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将来追究责任，你负担不起的。所以我们同学就说：刘少奇你回去，王光美留下。”这番自白道出了造反派的自知之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只是工具。
因为这场戏不是上面安排的，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降临了，带走了刘少奇。学生们紧张地草草斗争了王光美半个小时。这时电话响了，蒯大富说：“我拿起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对方说：‘我是周恩来。孙岳同志〔周的秘书〕到了你那里？’我说到了。他说：‘王光美你不是也斗了吗？’我说斗了。他问：‘斗完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那叫孙岳同志带回来，不准打，不准侮辱，听见没有？’我说听到了，我没有打，没有侮辱。我说放心，马上让孙岳带过去。他就把电话挂了。一分钟不到，又来电话，这次是江青来的电话。我唯一的一次接江青的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听江青在电话里哈哈笑。她说：‘你们把王光美弄过去了，你们干嘛，瞎闹呀？你们不要打，不要侮辱。’她重复周恩来的话，说：‘总理不放心，他要我打电话给你，你们斗完了赶快把王光美送回来。’”
蒯大富要江青放心。针对刘少奇夫妇的唯一一场自发行动就此告终。
周恩来这样关切是因为毛整刘有他的步骤。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把刘用车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同刘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造反派的那场闹剧毛完全知道，明知故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他建议刘读几本书，特别提到《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说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的。从书名可以看出，毛是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违心地认罪。刘没有照毛说的办，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下乡当农民种地。他要求毛结束文革，只惩罚他一个人，不要整其他干部，不要让国家再受损失。毛不置可否，只向刘告别，要刘保重身体。就这样，毛把跟他共事将近三十年的副手送到门口，送上死路。
几天后，刘的电话被强行拆除，他的家成了与世隔绝、墙壁地上满是侮辱性标语的牢房。四月一日，毛通过“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宣布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由周恩来批准，蒯大富组织了一场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对王光美的批斗会。会前，周同蒯详细讨论了议程。开会时，周恩来办公室同蒯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一向嫉妒王光美的江青乘机报了私仇。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身份陪刘少奇出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首饰，而江青待在中国哪里也去不了，这些美丽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她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当时在印尼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还戴项链！”“穿那些衣服与苏加诺吊膀子”。她叫蒯大富“把那些东西找出来，给她戴上穿上！”蒯回忆道：“江青是暗示——而且是明示——就是要羞辱王光美，我们怎么批都行。”
于是蒯的人把一件中国旗袍罩在王光美身上。因为天冷，光美穿着毛衣，紧身的旗袍被硬套在上面，绷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给她挂了一串乒乓球，表示珍珠项链。整个大会都拍了新闻纪录片，蒯大富事后看了。
要是毛本人也看了，他能看到，王光美没有屈服。在批斗会前的审问中，她针锋相对地为自己、为丈夫答辩，表现出出众的勇气和机智。审问者要她“交代”刘少奇的“罪行”，她说：“刘少奇没有罪，叫我交代什么？”审问者刚说：“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王光美打断他们的话说：“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在她就要被带上台去面对几十万人狂呼“打倒”口号、似乎要把她撕成碎片的场面时，审问者问她：“王光美，你怕不怕？”她平静地说：“我怕什么。我不怕。”她带来了毛巾，牙刷，准备好从这里就进监狱。
几十年后，蒯大富带着敬意谈起王光美：“她很坚强。叫她低头她不肯，当时同学一定要叫她低，使力强压，硬按，一下把她压得跪下了。她立刻又爬起来。王光美她是不服气，她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戚本禹的文章她就公开反驳，说我没有讲过那些话，为什么叫我检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做的事。她还是很坚强的。”事后，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抗议。
刘少奇也给毛写信抗议，还不止一次，毛的答复是惩罚升级。七月十三日，毛离开北京去外地，临走时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整刘少奇等人。毛一走，几十万造反派就奉命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架设了上百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冲着中南海内声嘶力竭地咒骂刘少奇，什么“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什么“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的下级被人群牵来引去，在墙外轮番批斗。
在这场闹剧的高潮中，刘收到“勒令”，要他写检讨，“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勒令”表面出自北京某学院的造反派，给人印象好像这是“群众要求”。但通知刘按“勒令”调子写检讨的，却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显而易见，这是毛一手操纵的。刘断然拒绝了毛的要求。王光美拿起安眠药瓶子朝刘晃晃，意思是她愿与刘一同自尽。刘对她摇了摇头。他们俩都没出声，知道有窃听器，怕安眠药被没收。
毛明白刘少奇的勇气很大程度来自他的妻子，下令把两人分开。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夫妇接到通知，说两人当晚将被分别批斗。他们预感到这将是生离死别，三十多年后，王光美回忆起那一时刻：
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也跟着他笑起来。(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