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03)

【新唐人2017年01月26日讯】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1966~1970年 72~76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发展核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进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是一九八○年发射成功的,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毛更加乐观了。七月七日,他在接见参加试验人员时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毛也许忘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缅甸是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

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着他们去了缅甸。当初缅共骨干为了找妻子,在大街上到处看,看上哪位漂亮姑娘,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然后到她单位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女孩们有的受宠若惊,有的不情愿。对不情愿的要“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直到答应为止。

缅共的营地里挂着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着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中国国内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外国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在北京西山,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武器炸药。“毛泽东思想”是每日必修课,雷打不动。

在这位“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光环上,有一大污点:香港、澳门仍然是西方殖民地。要收回它们再容易不过,只要截断中国大陆供水供食品就行。当毛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时,赫鲁晓夫曾反唇相讥,说印度的尼赫鲁刚刚收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港澳的“殖民主义者放的屁不会比果阿的更香吧?”赫鲁晓夫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香港、澳门于是便成了毛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主动对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说:香港“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不愿收回港澳完全出于实用目的。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获得西方军工技术设备不可或缺的要道。中国要进口的都在美国禁运的单子上,大多得通过香港暗地做交易。毛只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香港有一大批台湾情报人员,他们所干的事之一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西方公司破坏禁运的情报,使西方公司因为怕受到美国制裁而不敢放手作交易。这批人是毛的眼中钉。为了把台湾情报网除掉,毛政权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事件就是一例。

那年四月,周恩来要去印尼万隆开亚非会议,中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乘一百来人,从香港飞往印尼。台湾特务以为周恩来会乘这架专机,拟出一个在香港机场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计划。中国政府在三月就获悉这一计划,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没有告诉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告诉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没有告诉香港当局,更没有告诉乘客——十一名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十一个人和五名机组人员做了牺牲品。

飞机刚一落海,中共马上宣布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万隆归来后,周恩来向港英当局提供了一系列台湾特务名单,要求把他们驱逐出香港。英国政府人士怀疑:“这起事件完全可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们做得出来……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他们也只想利用它而不想制止它。”英国人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以牺牲自己人的生命,来做反对我们的宣传材料”。

为了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港英当局满足了周的要求,在一年中递解了四十多名台湾重要谍报人员出境,尽管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蒋介石在香港的情报网几乎破坏殆尽。没有这些人从中阻挠,毛政权经香港跟西方秘密做成了好几笔为核工业服务的大生意,仅一笔就花了中国三百万两黄金。(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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