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容:官逼民反—谁是受害者

这是一幅令人心酸的图片:江西赣州老汉明经国,因为打死了指挥强拆的副乡长,在山野间被逮捕归案。年过六旬的杀人犯,被防暴警察和便衣等人包围着。他衣着简朴,满脸血污。一名便衣问他,“你是不是用锄头杀死了乡长?”老人回答:“(因为)他欺负我。”接下来,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不由得想起了贾敬龙,想到那化作废墟的新房,还有坠落的“我爱我家”的镜框。因为强拆,29岁的青年被夺走了房子,保不住婚姻,最后失去了生命。贾敬龙和明经国,其实都是广阔土地上的蝼蚁,命如草芥,被权势碾作尘泥。

网上声援明经国的声音此起彼伏,有网友说:“一只小小蚂蚁都懂得捍卫自己领域,更何况人呢。抢夺老农维持生命的窝窝头,霸占老农的卧席之地!死在老人锄头下是倭寇,是强盗!老人捍卫的是尊严,是自然法则,是人性底线!”“那面相一看就是普通的再不过的农民了,不是被逼到极限(是不会这样做的),中国人的忍耐度是极高的。”

在中共治下,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社会冲突事件,从起因到具体情况,其中隐含的悲苦、所展现的惨烈,都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畸形的制度下,缺失了法制和公平,城管、国保、强拆队,各种“维稳”工具横加施暴,把已经身陷苦难的百姓逼上绝路。

官逼民反。愤怒的烈焰在蔓延,编织出一条仇恨的长链。在链条一端,是无权无势的草民,他们徒劳的试图守护一个摊位、一座民房,一块土地,一片渔塘;在另一端,是金字塔形的手握大棒的掌权者。冲突一旦发生,最低一级的官员首先遇到最直接、最激愤的抵抗。因此,倒在刀下的,往往就在这一群人当中。对于被杀者和杀人者双方,死亡,都是无法逆转的悲剧。到底谁是受害者?

去年,抗强拆的贾敬龙被判死刑后,大陆接连发生了多起村官被杀事件。这反映出官民对立日益尖锐,社会秩序正在解体。当局依靠高压维稳、杀一儆百的手段,无法服众,只能激化矛盾,激起进一步的和更大范围的反抗。民不畏死。因此,民众说,“杀了贾敬龙,还有后来人”。

2016年11月20日,湖南耒阳市大和圩乡陡岭村3名村官被村民雷秀保刺杀。陆媒报导说,嫌疑人被捕时“面带微笑”。

雷秀保“面带微笑”,明经国从容镇定。这样的“微笑”和淡定,刺痛人心,因为冷静的背后,是深深的绝望。底层草根,已不再在意,人生的下一站,将去向何处。

有网民写:“以前是打土豪,斗地主。现在是杀贪官。”“上面喊着依法治国,下面却是对司法践踏。那么底层的屁民只能以暴制暴同归于尽了。”“若不实现司法公平,此类事件会越来越多。”“都是人祸,公检法不作为腐败,以罚代法,有法不依,依法不严,草菅人命就没有好!”

“贾敬龙效应山呼海啸般一个接一个来,法律的不公平,导致这样的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谁之过?”

透视一桩桩由强拆、维权引发的暴力血案,可以看出,中共不除,灾难不会完结。正是中共的统治,给予了强拆等不法行径一张暴力许可证,令城管、国保、警察和村官、乡官、县官等互相勾结,为所欲为。当民众据理力争时,监督部门、司法机构形同虚设,官官相护。去年,纵使民间强烈呼吁,放贾敬龙一条生路,他还是不得不死。因为,若不杀贾敬龙,就难以安抚村支书、村主任等小吏,如何让他们继续为中共卖命?

位于纵向“维稳”系统上的一串人马,在暴政的训练下,成为得力的镇压工具。或许有些人在执法时于心不忍,良心不安,但终究跳不出那张红色的网。最终,他害他,他杀他。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同的人,失去了不同的东西:土地、家园、幸福、生命、良知。

高智晟律师在受访时曾谈到:“中国像一个大火药桶,……这个邪恶制度一天一天地把整个民族逼到了这样一个即将引爆的火药桶上。”

2013年9月,辽宁小贩夏俊峰因杀死围殴他的城管而被执行死刑。夏俊峰被处死后,他的妻子张晶抱着丈夫的骨灰,痛哭失声。她说,“往哪儿走呢,我忘了。”

层出不穷的悲剧发出启示:只有抛弃中共,才能重建法制,重建正常的社会秩序,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信任。必须清除祸根,中国民众才会摆脱迷茫和痛苦,找到向前的路。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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