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8月30日的两次暗杀企图──一次针对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M.S.Uritsky），另一次针对列宁──似乎证实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这种理论：一个真正的阴谋正威胁到他们的存在。事实上，现在看来这两起事件之间没有关联。第一起是由一名年轻学生按照根深蒂固的、平民革命恐怖之传统所实施的。他想为一位官员朋友之死复仇。这名官员几天前被彼得格勒契卡所杀。第二起事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芬尼．卡普兰（Fanny Kaplan）所为。此人是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革命党倾向。她被立即逮捕，三天后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但现在看来，那时契卡自身内部可能就有一个更大的阴谋针对列宁。该阴谋当时未被侦察到。布尔什维克政府立即把两次暗杀企图归咎于“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奴仆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其回应很直接：次日，报刊上的文章和官方声明就呼吁实施更多的恐怖。“工人们”，《真理报》（Pravda）8月31日的一篇文章称，“我们粉碎资产阶级或被它粉碎的时候到了。资产阶级的腐败必须立即从我们的城市清除出去。现在，所有相关人员的档案将被保存，那些对革命事业造成危险的人将被处决……工人阶级的颂歌将是一首仇恨和报复之歌！”
与之类似，同一天，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扬．彼得斯（Jan Peters）起草了一份《告工人阶级书》：“工人阶级必须用大规模恐怖粉碎反革命的九头蛇！我们必须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被抓时被发现非法拥有枪支者，都将立即被处决；凡敢于散布哪怕最轻微谣言反对苏维埃政权者，都将被立即逮捕并送进集中营！”这份呼吁书于9月3日刊登在《消息报》上。次日，发表了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N. Petrovsky）向所有苏维埃发布的指示。彼得罗夫斯基抱怨称，相比“国家的敌人”组织的对劳动群众的“大规模镇压”，“红色恐怖”见效太慢了：
“终结这一切软弱和多愁善感的时候到了。必须立即逮捕所有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必须从官员和资产阶级中扣留大批人质。必须以广泛的处决对哪怕最轻微的抵抗作出回应。省执行委员会必须在这一点上引路。契卡和其他有组织的民兵必须搜出和逮捕嫌犯，并立即处决所有被发现涉及反革命行径的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必须将当地苏维埃所表现出的任何软弱或优柔寡断，立即报告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个大规模恐怖时期，任何软弱或优柔寡断都是无法被容忍的。”
这份电报标志着全面的“红色恐怖”正式启动。它证明了捷尔任斯基和彼得斯后来的声称是谎言。这一声称指，红色恐怖“是群众对1918年8月30日的未遂暗杀所做出的普遍、自发的愤慨反应，是在无中央组织的任何倡议的情况下开始的”。事实是，红色恐怖是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其“压迫者”几乎抽象的仇恨之自然发泄途径。他们希望的，不是将这些“压迫者”作为个体来清除，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孟什维克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Rafael Abramovich）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他在1917年8月与契卡后来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谈话：
“阿布拉莫维奇，你记得拉萨尔（Lasalle）关于宪法本质的讲话吗？”
“当然记得。”
“他说，任何宪法总是由当时在某个特定国家起作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我想知道，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可能如何被改变？”
“嗯，改变因素有任何时候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进行的各种变化过程、经济增长新形式的出现、各社会阶层的兴起，所有那些你已经非常了解的事情，费利克斯……
“是的，但是不可能比这改变得更加彻底吗？靠强迫某些阶级屈服或完全消灭他们如何？”
这种冷酷、精于算计和愤世嫉俗的残忍，是被推向极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战争之必然结果，为很多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共有。该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于1918年9月宣称：“为了干掉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制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恐怖。为此，我们必须培训一亿俄国人中的9千万，并使他们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对其余一千万人，我们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必须除掉他们。”
9月5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有名的法令《关于红色恐怖》，将恐怖合法化。法令称：“此刻，契卡被强化是绝对重要的……为的是保护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之害。他们都必须被关在集中营里。凡是被发现与白军组织、阴谋、暴乱或骚乱有牵连的人，都将被就地处决。所有这些人的名字，连同被处决的原因，都将被公开宣布出来。”正如捷尔任斯基后来所承认的，“9月3日和5日的文本终于给了我们一项合法权利，使我们根本不必经由其他任何人授权，立即干掉反革命乌合之众。在那之前，连党内的同志都在开展运动反对契卡拥有这项权利。”
在一份日期标注为9月17日的内部通知中，捷尔任斯基要求所有的地方契卡“加快程序，并终止即了结任何未了之事”。实际上，“了结”早在8月31日就开始了。9月3日，《消息报》报导，在之前几天，彼得格勒有500多名人质被当地契卡处决。根据契卡的消息来源，9月仅在彼得格勒就有800多人被处决。而实际数字一定远高于此。一名目击者讲述了以下细节：“对彼得格勒来说，即使保守估计也一定是1,300例处决……布尔什维克在其‘统计资料’中，未计入按照喀琅施塔得地方当局的命令被处决的数百军官和平民。仅在喀琅施塔得，一夜之间，就有400多人被枪决。庭院中间挖了3个巨大的战壕，400多人排列在它们前面，被一个接一个地处决。”1918年11月3日，彼得斯在《莫斯科清晨》报（Utro Moskvy）的采访中承认，“彼得格勒那些神经非常过敏的契卡成员丧失理智，做得过火了。在针对乌里茨基的暗杀之前，根本没有人被处决──相信我，尽管人们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情，但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嗜血──但自那时起，已经有太多的人被杀害，往往完全不加区别。话说回来，对于针对列宁的未遂暗杀，莫斯科的唯一回应是处决沙皇时期的几名部长。”又据《消息报》报导，9月3日和4日，“仅”29名来自集中营的人质在莫斯科被射杀。这些死者中，有两名前部长来自沙皇尼古拉二世政权，即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N.Khvostov）和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I. Shcheglovitov）。但大量的目击者报告都认为，在莫斯科监狱的“9月大屠杀”期间，有数百名人质被处决。
在这个红色恐怖时代，捷尔任斯基创办了一份新的报纸《契卡周报》（Ezhenedetnik VChK），堂而皇之地吹嘘秘密警察的优点，并煽起“群众正义的复仇欲”。在该报存在的6个星期里，它直白而厚颜无耻地描述了劫持人质、将其拘留在集中营以及处决的案例。在契卡存在的理由遭到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怀疑后，《契卡周报》就依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被关闭。因此，对于1918年9月和10月的“红色恐怖”，该报的报导就构成了官方基本的、最少量的信息。例如，该报报导，在中等城市下诺夫哥罗德，在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后于1954年至1957年成为苏联政府首脑）的领导下契卡特别狂热，于8月31日以后处决了141名人质，并在仅3天之内一度扣留700多名人质。在维亚特卡（Vyatka），乌拉尔地区的契卡报告称，短短一周之内，就处决了23名“前警察”、154名“反革命分子”、8名“君主主义者”、28名“立宪民主党成员”、186名“官员”以及10名“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Ivanovo Voznesensk）的契卡报告称，劫持了181名人质，处决了25名“反革命分子”，并设立了一个可容纳千人的集中营。塞贝日斯克（Sebezhsk）小镇的契卡报告称，射杀了“17名富农和一名牧师，他们曾庆祝一个为血腥暴君尼古拉二世举行的弥撒”。特维尔（Tver）的契卡报告，扣留了130名人质并处决39人。彼尔姆（Perm）的契卡则报告了50例处决。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清单可大大扩展。这些仅仅是来自6期《契卡周报》的几份摘录。
1918年秋，其它省级期刊也报导了数以千计的逮捕和处决案例。仅举两例。《察里津（Tsaritsyn）省契卡新闻》唯一出版的一期报导，在9月3日至10日这一周，有103人被处决。11月1日至8日，有371人在当地契卡法院出庭。其中50人被判死刑，其余的则被判“作为一项清理措施，作为人质送入集中营，直到彻底扑灭一切反革命暴动”。唯一的一期《奔萨省契卡新闻》报导，“在粮食军分遣队执行任务的彼得格勒工人叶戈洛夫（Egorov）同志被暗杀。作为回应，契卡处决了150名白军军人。未来还将采取其它更严酷的措施，对付任何举手抗议无产阶级铁拳的人。”这则报导未插入任何评论。
由地方契卡发往莫斯科的机密报告（svodki）也证实，对农民社区与地方当局之间发生的最轻微事件，也作出了残酷的反应。这些事件大多涉及抵制征用过程或征兵，被作为“反革命富农暴乱”有系统地记入文件中，且遭到无情的镇压。这些机密报告近来才得以解密。#（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