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海外媒体最为关注的一大新闻是中共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于10月20日的坠亡。按照来自国务院港澳办官网的通报，他是“抑郁症”而死。问题是，远在北京的港澳办凭借什么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死亡定性了呢？难不成要掩盖什么？这样的手法我们并不罕见，比如曾轰动一时的雷洋案。
而且，显然这样的说辞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因为就在出事前两日，郑晓松均有公开活动，并未有任何的不正常，且澳门警方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中，口径与北京并不一致。此外，如果郑晓松患有“抑郁症”，一定有患病时间，并且有迹象可寻。
更值得注意的是，郑晓松身死的日期并不寻常，因为10月23日是港珠澳大桥在珠海举行通车仪式的日子，除了粤港澳三地高官出席外，媒体还披露南下的习近平也将参加仪式。这样的时间点仅仅说是“巧合”是不够的。既然不一定是巧合，那结合当下仍然暗流涌动的中共政坛，背后一定有文章。
有消息称，郑晓松近日被中纪委官员问话，这可能是其自杀的推手之一。一般来讲，被中纪委约谈有两种可能，一是自身的问题被发现，二是被查的某个人将其供出，中纪委需要核实。
2016年12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曾刊登《党内谈话怎么谈》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年1至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达到42341件次；中央纪委处置反映中管干部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507件次，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的是中央纪委领导直接去谈，有的是委托省委书记谈，有的是中央纪委副书记陪同省委书记谈，谈话的同时还要请本人对反映的问题作出说明。”无疑，作为部级官员的郑晓松若是刚刚被发现了问题线索，被约谈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线索让其走上了不归路？由于郑晓松履新澳门中联办只有一年时间，之前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副部长也只有一年多一点，曾被中纪委查出有问题的港澳办似乎与其牵连并不大。但考虑到其2000年从外交部调任财政部后，先后任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财政部部长助理、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等职务，曾负责财政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工作，其与港澳办的关联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而港澳办被指是中共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势力范围，曾任港澳办主任的廖晖乃是曾庆红的心腹，其在港澳培植的势力迄今仍在发挥效用。至于上届兼任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也是江派高官。去年曾在港澳任职长达13年且曾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的李刚，是否供出了什么人物，牵连到郑晓松，也不好说。但照逻辑来看，卷入港澳事务的郑晓松绝不会一尘不染。
此外，在郑晓松2013年至2016年任福建省副省长期间，分管港澳事务，亦致力于加强与港澳的合作。如2014年，时任特首梁振英访问福建，随即，郑晓松率领福建省代表团在香港与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会面，商讨加强经贸和金融方面的合作。在郑晓松到澳门任职后，也没忘记推动澳门与福建的联系。
因此，郑晓松被发现的问题涉及港澳也不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郑晓松与日前被拿下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原主席孟宏伟有关。有曝料称二人关系密切。如果中纪委约谈的是与孟宏伟有关的问题，那内幕同样不简单。至于郑晓松与孟宏伟产生交集，也并非不可能，毕竟财政部和公安部有着诸多的合作。
无论是哪方面问题，郑晓松一定是受到了触动，而且极有可能涉及的人物也受到了触动。因此，为保身后人物，郑晓松“自杀”，而其“自杀”一是被逼不得不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一是“被自杀”，即有人要将其封口。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官员中并不少见。
如去年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成其圣就在中纪委专案组问话后，服安眠药企图自杀，而其是已落马的天津代书记黄兴国的大秘、江派常委张高丽主政天津时的“管家”。笔者还曾听闻2015年冬天吉林蛟河“擦玻璃”死的公安局局长郝壮，就是为了保住身后贪腐人物而自我“牺牲”的。郑晓松不过又是一个牺牲品而已。
那么，究竟是谁要赶在习近平南下之际制造事端？又是为了什么？诚如此前分析所言，由于北京最高层尚未拿下党内最大对手江泽民，导致江派余孽仍可兴风作浪，尤其在与江派有瓜葛的孟宏伟被迅即拿下，北京拟在四中全会召开前惩治一批官员后，其背后的势力再被触动，而与孟关系密切的中共政法委书记、江派马仔郭声琨迄今没有对此表态，也在释放信号。
因此，赶在中纪委拿下郑晓松令其吐露内情前将其消声，不排除是江派势力在行动，而其目的也是要给北京高层看，给正在南下的习近平传递信息。而这再次说明中共高层博弈并未终止，北京政局并不稳定，北京高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