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灾难的原因是相当技术性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拒绝遗传学的苏联学者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倡导的一些农业方法，在中国很能博取人的欢心。他们被强加给农民，结果是灾难性的。毛泽东宣称，他相信“谷物在一起生长得快；种子在一起生长时最快乐”──试图将阶级友爱（class solidarity）强加于自然。于是，种子以正常密度的5至10倍播下，结果造成数百万株幼苗死亡。耕作方法的强度是灾难性的。在全国性运动中也犯下了其它错误。消灭吃谷物的麻雀，导致寄生虫数量巨幅增长。因侵蚀加剧和首次海水高潮时有洪水泛滥的风险，而仓促、草草建造的大量水力设备，被发现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而且，就人命而言，这些水力设备的建造成本是巨大的：在河南一处工地，6万名工人中就有超过1万人死亡。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种大型谷类作物上（如同在工业中押在钢铁上一样，其口号是“大就是美”），毁灭了所有较小的相关农业活动，包括饲养对生态系统平衡往往至关重要的家畜。例如，在福建，高利润的茶园都被当作稻田重新播种。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的重新分配是灾难性的。尽管资本积累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195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4%），但它被用来建造考虑不周或完成得很拙劣的灌溉项目，并用来在城镇内发展工业。尽管一句有名的毛式口号宣称“中国靠双脚走路”，但来自农业的所有血液都注入了工业。不合适的资本配置决定着仍然异常的人力资源分配：1958年国营工业雇用了2,100万名新工人，这相当于一年内单个部门85%的增长。1957至1960年，在农业以外工作的人口比例从15%增加至20%，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由国家养活。与此同时，农村的工人被农业之外的一切弄得精疲力尽。他们正被征召进入大型工厂项目、产出多半无价值的小型炼钢厂，并参与对传统村庄的破坏以及新城镇的建设。在1958年出色的收成之后，就断定可以将谷物产量减少13%。这种“经济上的精神错乱和政治上的谎言”相结合，导致了1960年的收成，许多农民虚弱到无力收割庄稼。河南自堤坝和灌溉工程实际上完工后，成为首个被宣布为“百分之百水利”的省份。它也是受饥荒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估计那里的死亡人数在200万至800万之间。此前，国家配额达到了顶点，从1957年的4,800万吨谷物（占总产量的17%）上升至1959年的6,700万（占28%）。那些撒谎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管理者，完全被自己设的陷阱所封闭。在所谓的示范区凤阳（安徽），1959年宣称收获了199,000吨粮食，比前一年的178,000吨大幅增长；但实际产量仅54,000吨，而1958年仅89,000吨。尽管数量不足，但国家在这次虚幻的收成中拿走了非常真实的一部分，索取了29,000吨。第二年，几乎人人都不得不喝清米汤。《人民日报》刊登了1959年那句有些荒诞不经的口号：“在富足的一年里省吃俭用。”全国报刊开始盛赞每日小睡。医学教授出来解释一些中国人的特殊生理机能；脂肪和蛋白质对这些人来说，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也许还有时间改变方向并让事情变好。1958年12月，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与苏联严重分裂的开始，尤其是1959年7月备受尊敬的彭德怀元帅对共产党政治局和毛泽东战略的抨击，让毛泽东有了纯属战术上的政治理由，来拒绝承认国家正面临任何困难，从而拒绝承认任何责任。于是，这位头脑过于清醒的国防部长就被林彪所取代。后者对舵手表现得奴颜婢膝。彭被边缘化，但实际上当时并未被捕。1967年，他被开除出党并判终身监禁，于1974年死去。毛泽东的仇恨是持久的。为了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他于1959年要求将人民公社扩展进城市（一种实际上从未实施的策略），试图以此来强化大跃进。接着，中国经历了大饥荒，但毛仍能保有权力。正如林彪后来所说的，历史是由天才创造的。
由大跃进所导致的饥荒波及全国。在北京，运动场和休闲区被改造成分配区。在首都，人们的阳台上将能找到200万只小鸡。尽管该国幅员辽阔，气候和文化千差万别，但没有一个省能够幸免。仅这一事实就显示了官方解释的荒谬性。这种解释将饥荒归咎于本世纪一些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事实上，1954年和1980年受到的气候干扰要大得多。1960年，中国120个气象站中，只有8个提到任何后果的干旱，只有三分之一提到干旱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问题。1960年达到1.43亿吨粮食的收成，比1957年减少26%，1957年几乎与1958年一样。收成已降至1950年的水平，而人口却在10年间增长了一亿。在存粮分配方面通常享有特权的城镇，部分因为靠近政府，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冲击。1961年，在最黑暗的时刻，城镇居民平均领取181公斤粮食，而农民领取153公斤；农民的配给量减少了23%，城镇居民的配给量减少了8%。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如那些传统的中国领导人，毛认为农民笨拙而原始，实际上对他们关心甚少。这同他所鼓励的围绕自己的那些传奇背道而驰。
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北部和西北部最脆弱的地区，是上世纪（译者注：19世纪）唯一真正遭受饥荒的地区，此时受灾最严重。相比之下，在最北方的黑龙江，相对未受影响，且大部分是处女地，随着该地区成为饥民的避难所，人口从1,400万增至2,000万。与早前欧洲的饥荒一样，专门经营商业农产品（如油籽、甘蔗、甜菜，尤其是棉花）的地区产量急剧下降，有时多达三分之二。由于饥饿的人已买不起他们的产品，这里受饥饿侵袭特别严重。自由市场上（或在黑市上）大米的价格上涨了15甚至30倍。毛主义教条加剧了灾难：因为人民公社有责任自给自足，各省之间的货物转运已大幅减少。由于饥饿的矿工离开去寻找食物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耕种地块，煤炭也很缺乏。由饥饿引起的普遍冷漠和解散加剧了这种情况。在辽宁等工业省份，影响是累积的：1960年的农业产量下降到1958年的一半；1958年之后，全国转运下降到仅150万吨，而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平均有166万吨食品抵达该地区。（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