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0月02日讯】文革前后毛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阶级斗争学说，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脑袋里装满了仇恨，没听过普世价值这个词。文革来了，我们先斗自己的老师、校长。然后冲出校门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来斗去，最后大义灭亲，能酿出伤天害理的悲剧。这就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行的恶！
我和同乡华姐聊过文革中的这一段。她问我，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说我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那时候，我们不但嘴里唱，还时常在批斗会上振臂高呼。
华姐说，红卫兵叫人见阎王的事我见过。我们家的那条胡同里，有个孤老太太，说她是地主婆。不知道是哪路红卫兵来抄家，他们打她，从上午打到下午，后来老太太嚷渴，他们拿起老太太攒的花生油从她头顶往下倒，又掰开他的嘴往里灌。没等灌完，老太太就倒在地上咽气了。
她说，还有一个是我小学的老师，教过我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但是不知道她因为什么挨斗。红卫兵先拿皮带抽她，打累了又让她的儿子动手打，最后老师是被她十几岁的孩子，用大石头活活给砸死了。
听到这，我们俩都沉默了。华姐说，对施暴的红卫兵和砸死亲妈的孩子，我也恨，但是，我也有点儿感同心受。
华姐说，我家住的是自己的私房。父亲说这是靠他沿街焊洋铁壶、磨剪子镪菜刀攒钱买的。但是我从没为家里有所四合院高兴过，这反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总想着怎么把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因为课本上说的，资本家是靠剥削起家的，凡是私有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上学几年，我一直在磨鼓父亲：“把房子交公吧，我就踏实了。”父亲糊弄我说等你有工作了再说。所有我盼着快点儿毕业有个工作，父亲好交房。
她说，那会儿啊，我还不知道父亲是资本家成分，以为他是工人阶级，只是有点房产，又没出租拿房租。后来才知道，父亲成分算资本家，我就是黑五类狗崽子呀！原来大爷活着的时候有个小工厂，公私合营的时候，大爷是运动对象。他每天晚上都得去厂里交待问题，实际就是被批斗。那时候我还小，见家里人都很紧张害怕，说话都不敢大声，晚上连灯都不敢点。记得是56年公私合营前夕，大爷突然死了，家里人说，他是被吓死的。
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资方必须要有代理人，大爷死了，得有人出来顶名。于是父亲出来了，他成了资本家，三个月只能拿到一毛钱股息的资本家。父亲大字不识，自己的名字被颠个搬了家他都不知道。
但是父亲手艺高，有一身的绝活儿，那会儿外地工厂都慕名请他做技术指导。父亲心灵手巧，又老实巴交，为人厚道，在厂里、街道上人缘特好。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他没遇到什么麻烦。
华姐说，文革时她是毕业待分配的中专生。她说，我恨大爷解放前为什么开工厂，恨爸爸为什么不听我劝，早点儿把私房交出去，恨自己为什么托生在这样的家庭。她说，我真害怕呀！怕被抄家，怕父亲遭批斗有不测，怕连累到自己。
后来有一天侄子到学校找我，说：“爷爷让您回家一趟，有话跟您说。”晚上我胆胆突突的回家了。屋里黑灯瞎火的，只有一点点亮星儿一闪一闪的，她说，我知道父亲在那用他那个大烟斗抽闷烟儿，见我进屋父亲磕了磕烟斗，然后压着嗓门说：“厂里找过我了，说退休金不发了。这是在断我的口粮啊，我不想活了，告诉你一声儿！”
我听后心烦意乱烦，当时我没为父亲的绝望悲伤，而是感到自己有莫大的委屈，托生在这么个家，怎么这么倒楣呀！于是脱口而出：“要死就死吧，把我找回来干嘛？我是拉着还是不拉？救还是不救？”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楞了，这是人话吗？简直是狼心狗肺！父亲半天没说出话来，大概他做梦也有没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宝贝女儿，竟然说出这样冷血的话！隔了好一会，只听见父亲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给我滚！”
这是有生以来，父亲第一对我发火，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最后的一次。华姐说，她冲出家门，回到学校。她就在想，刚才对父亲说的那几句混账话！父亲是阶级敌人吗？他等多算个小手工业者，是替他大哥顶缸的资本家，三个月才拿一毛钱的资本家。冤啊！他是房产主，但那是他耗费了一生积攒的辛苦钱，都是劳动所得啊他不是剥削阶级啊！
她知道父亲的性格，从不食言。她就等着噩耗。但是父亲最终没选择自杀，虽然他不识字，但是他明白世道，知道自杀意味着什么，他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资本家，要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问题是，自己死了不要紧，后人可没好果子吃啊！所以父亲没轻生。
那年的腊月里，她和一个同学在街上走，路过自家附近一个公共浴池的时候，远处见大垃圾堆旁站着一个老头儿，寒风里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他在刨垃圾堆捡烂纸。这一动作，这个身影我太熟悉了，那是父亲！她忍不住哭了，同学见我突然哭了莫名其妙，她撒谎说可能是风太大，沙子迷眼了。我没有勇气说那是我父亲，更没有勇气把他搀回家。
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是在为我们活着，他没有吃饭的钱，也没亲人在身边，更看不到希望，他生不如死啊。我真的恨自己对他说了那样无情无义的话，我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心肝的白眼狼，忘恩负义！这离“大意灭亲”还有几步之遥？如果父亲真的轻生了，那就是我害的，他在悬崖边求救得时候，是他的亲生女儿把她推下去的。
父亲在71岁那年得了胃癌，他做了大手术，我还是没敢请假，怕被人说和资本家老子划不清界限。但那时候我不嫌弃父亲了，心里真的惦念他。
父亲的手术采用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针刺麻醉。手术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不疼。他出院了，按理说，应该定期到医院复查，可他就是不去。后来癌症复发，疼得他脸都扭成了一团，他还是说不去医院。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不管他愿不愿意，决定送他去医院。只听父亲断断续续的央求我们：“别、别、千万别！…我怕、我怕针刺麻醉，真疼啊！一点儿都没管用…他们不让我说实话。…之前，医院革委会找我谈话，说给我用针刺麻醉，这是新生事物，你得支持。…听说你是资本家，那更要好好表现。…你多念念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不疼了！不许喊疼啊…他们不让我说疼，可是真疼啊！…他们一刀一刀的生拉我，我都知道啊！又一针一针的缝……父亲一边说，一边浑身打着哆嗦。
父亲没做第二次手术，他走了，是睁着眼走的。华姐说，这是死不瞑目啊！
和父亲的这段经历，她说没再提起过，包括亲朋好友。因为我真的难于启齿。我恨自己对不起父亲，但是我也很委屈呀，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没有良心，望而附议！直到2004看了《九评》才明白发生的那一切，也才开始得以释怀。
如果文革回来，喝着狼奶长大的一代代中国人，会不会再重演那一幕幕悲剧呢？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