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向称“国民党不抗日”，或“国民党消极抗日”，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不抗日。这种说法流传甚广，有许多人至今信以为真。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近年来，众多历史学家运用大量史料确凿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对这个问题就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
辛先生说，综观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政府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着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1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蒋介石先生和中华民国政府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1938年底至1945年8月，仅国军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
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8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军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1986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军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9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16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1941年3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1942年1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1944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军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军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可见，国军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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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