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菲访谈】哈斯:中共海外“猎狐”手法无下线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16日讯】大家好,欢迎观看《热点互动》。

今年1月31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了一篇讲话,就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发出了警告。在讲话中,他具体谈及了中共的“猎狐行动”,并表示:该项行动针对居住海外的前中国公民,中共将这些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其构成威胁的人抓捕并遣返回中国。

而并非巧合的是,欧洲的非盈利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在海外抓捕逃脱人员的行动。今天,我们请来“保护卫士”组织的倡导主任劳拉‧哈斯女士(Laura Harth),来向我们说明他们的发现。

劳拉你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劳拉:方菲你好,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也感谢你注意到这个问题。

调查“非自愿回国”

方菲:您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共在全球范围抓捕海外中国人的计划。首先,您的组织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决定调查这个问题?

劳拉:我们的报告标题叫“非自愿回国”(Involuntary Returns),它是在1月18日发布的。我邀请所有观看本节目的观众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一看。我觉得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份内容很有意思且很深刻的报告。那么我们是如何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呢。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作是涟漪效应。

保护卫士”组织一贯关注中国大陆人权卫士和迫害人权的问题。另外,我们也相当关注中国司法程序的状况。显然,自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我们看到司法体制的严重恶化。

在强制失踪、未审判即拘捕、酷刑、强迫认罪等方面,我们看到这类事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是“保护卫士”组织一贯关注的问题,我们也致力于在全世界提升人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

那么问题是,如果我们长时间放任这类问题不管,而同时中共在与其它国家打交道时,采用越来越蛮横嚣张的态度,因为他们看到世界各国不对他们构成挑战,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激进。

所以中国大陆的侵犯人权状况出现涟漪效应,正在逐渐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我觉得这是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非常好的角度。在中国国内的压迫越来越出口到世界各地。

猎狐行动”打着反腐旗号 追捕异议人士

天网系统是2015年推出的,自2018年开始便转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猎狐行动”也归这个委员会管,他们打着所谓的反腐行动的名义,但是显然我们知道,这个反腐行动主要不是为了打击中共的腐败,而是为了巩固中共高层的权力。

可以说,天网系统属于中国国内的压迫在往国际延伸,显然它打击的群体是正在快速扩大的海外华人群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代表办公室的官方数据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些年,来自中国的难民人数上升了700%。

所以中共想要控制这些人,中共不仅要控制国内人的思想,也要控制海外的人群。而且要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不安全。

我还要补充的是,中共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国家都未遇到挑战,去年,即2021年,中共中纪委(CCDI)的官方数据是120个国家的超过一万人通过各种途径被遣送回中国。

这些案例绝大多数都未遇到挑战,也未报导。各国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另外我们看到这种涟漪效应,现在已经不仅是把放逐海外的群体当作目标,不仅是海外的中国公民(可能因为他们的祖父母或父母是公民),现在连英国公民、丹麦公民,甚至是国会成员都被中共警告,称国际刑警组织可能会给他们发引渡令。

方菲:哇,我的理解是,虽然中共宣称这是反腐行动,但是他们追捕的目标往往是异见人士或人权捍卫者,是吗?

劳拉:没错。所以我认为当中共说反腐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中共真正的潜台词。我们的报告中记录了62起这样的案例。显然,真正的人数超过一万人,其中很多人并不会站出来,他们会恐惧,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人或依然在中国的亲人,这都无可厚非。

不过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牵涉的是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西藏人、活动人士、人权卫士,包括不能用传统意义定义的异见人士或人权活动人士等,这些人可能只是发了一条批评中共的推文,然后就成为了中共抓捕行动的目标。

中共试图抓捕的比抓到的多得多

方菲:是的。您的报告中有很多详细的信息,像您刚才所说的,记录了六十多个案例。您收集这些资料花了多长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障碍。

劳拉:是的,肯定有。首先,我要祝贺我们的调研团队,他们负责了主要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非常细致。

这份报告关注的是非自愿回国的问题,与引渡相比,被非自愿回国的人数其实更多,所以在一年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寻找愿意站出来说话的人,寻找案例。因为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要求各国政府开始密切注意并调查这样的做法。

因为我们从中国那里获得的数字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只会公布被成功抓捕回国的人数。但是我们知道中共试图抓捕的人数比这要多得多,我们记录的62个案例中,50%是成功的,50%不成功。所以这些数字是不公布的。这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官方数字远不足以体现真实情况。

第二个困难,就是寻找愿意站出来说出遭遇的人,哪怕是匿名的,因为显然这些人都生活在恐惧中。这正中中共下怀。我是说,这不就是这个行动的目的吗,不仅是要遣返这些人,还要确保更多的人保持沉默。所以,要站出来讲这些手段、被骚扰、在国内的家人被骚扰或拘留、被惩罚等,这对于他们是很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人不想冒这样的风险。

中共主要用三种手段逼迫人回国

方菲:请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份报告。劳拉,中共主要使用哪些手段把这些人带回中国。

劳拉:基于我们报告中记录的62个案例,我们大致总结出三种类型,我们管这些都叫“非自愿回国”。当然,中共和监察委把它们叫做自愿回国,他们喜欢让这些人上电视向公众认错。

但是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威胁这些人在中国的家人、亲戚,要胁他们配合,逼迫在海外的这些受害者们所谓的自愿回国。这是第一种手段。

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中共会在对方国家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派特务秘密到海外执行抓捕行动,有时候也会与对方国家合作,直接在该国去骚扰、恐吓受害人。过去我们也看到过设计诱捕的情况,或者恐吓这些人,使他们没有安全感,导致他们不得不搬到其它对中共而言更容易引渡回国的国家。

最后第三类,也是最令人震惊的,当然前两种也是非常恶劣,但是最恶劣的就是绑架,这显然是完全非法的。中共秘密派遣特务到海外。比如我们在澳大利亚就发现过;大部分绑架事件发生在东南亚国家,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但是澳大利亚也有。我们已经发现九起直接绑架事件,当事人被绑架,并在被下药后送上船,非法秘密送回中国。所以这种事情在全世界范围都有发生。

方菲:那么美国呢,这种绑架也在美国发生过吗?

劳拉:我并没有发现直接绑架的情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美国已经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都在发生。至于其它手段,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均有发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的报告发布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确实提及了这个问题,并且承认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王靖渝的家人被中共骚扰

方菲:你能否具体举一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手段在现实中是怎么使用的,中共怎么通过这些具体手段把人带回中国。

劳拉:有不少案例,他们会采用混合的手段,其中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如果一种手段不管用,他们会换其它手段。有一个例子是最近一个青年男子的案例,他大概19到20岁,现在他在荷兰,前不久拿到了政治庇护。

我觉得你可能听说过这个案例,这男子叫王靖渝。

方菲:是的。他的案例被广泛报导,他是一名来自四川重庆的19岁男孩。

劳拉:是的。他在2019年离开中国,前往欧盟国家。再次重申,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活动人士或人权捍卫者。他只是一个年轻男孩,想要融入更宽广的世界。

在2月21日,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了一些贴文,质疑中印边境冲突中,中方的官方死亡人数是否真实。所以,确实他在质疑官方数据,但是他这个事情也算不上什么地动山摇的大事。

可是在他发了贴文后的半小时内,警方就找到了他父母家,拘留了他父母,搜查了他的家,拿走了电脑,拿走了所有他们认为有关联的东西。警方告诉他的家人,他会立刻因寻衅滋事的理由被指控。这显然是中共一贯的伎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通常这种事情是发生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例上,也就是重大事件上。而他们说王靖渝属于污蔑蔑视英雄,造成负面社会影响。

所以这个事件只涉及一个社交媒体贴文。他的父母被拘捕,并在二月份在不同的地点被审讯多次。警方开始是要求、威胁并施压他的父母,给王靖渝打电话,让他主动回国接受审判。他的父母拒绝了。后来,他的父母也多次被骚扰,承担了大部分的压力。

当中有一次,他父亲在晚上成功从家里跑出去,给王靖渝打了通电话,告诉他他们家遭遇的事情,告诉他要小心。后来这些骚扰基本停止了,因为王靖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的遭遇被媒体报导了,他也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

在那之后,所有联系途径被切断了,他无法再联系上他的家人。但是他收到过警方直接给他发的电子邮件,威胁他回中国。他还收到过其它信息,告诉他的妈妈被送去医院了。

最后,他的父亲被逮捕,而且被控的罪行根本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他的父亲屈打成招,说他儿子和一些去香港支持示威游行的人有关。中共和警方通常喜欢人们相互告密,不然怎么定人们的罪。但是在这个案件里,这些做法显然是为了要让王靖渝回国。

所以这是采用第一种手段的例子,利用你的家人来对付你,但是还不止这样,在他的案例里,中共采用了多种手段,因为王靖渝后来前往阿联酋的时候,他一到当地,就在飞机场被警察拘留。

他们想把他遣返回中国。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们指控他侮辱伊斯兰,但这根本是污蔑。

所以他们又想别的办法。但是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注意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和媒体都得到了消息。所以最后,美国国务院也施加了足够压力,王靖渝被释放了,并到了荷兰。后来他成功申请到了政治庇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的家人仍然在中国。我不知道他父亲现在的情况。他是不是还在监狱?所以他们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因为他无法跟家人取得联系,所有这些仅仅是因为他发了一条贴文,虽然那条贴文是批评中共的,但是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方菲:是呀,他这故事很不可思议,我真高兴他现在在荷兰了,希望他安全了。在他这个案例里,他们唯一没使出的手段就是直接绑架,对吧?我估计如果他们可以那样,他们会那样做的。但是,你知道中共直接把人绑架回中国的例子吗?

唐志顺在缅甸被抓

劳拉:是的,在2015年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发生在东南亚的,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那人开始时并非维权人士;在中国大陆这很寻常,在那里通过维权起家是很难的。我的意思是,很难有条件形成这样的群体,老百姓没有集会或发表意见的自由。所以大家很难参加维权活动,而且那样很危险。

劳拉:他那时是名工程师。他名字是唐志顺。

有事触动到自己时,你就会意识到更大的问题。因此,他与其他维权人士有了关连,并且在2015年10月帮忙把人权律师王宇的儿子偷渡到缅甸,王宇当时被秘密关押在监狱里。

他们的目标是将男孩带到国外,王宇的儿子当时16岁,这样他可以在国外接受教育。显然,当时是不准他离开中国的,于是他们帮助他偷渡出境。到了缅甸,他们想暂时在那里藏身;但是事情出了差错。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看看我们的报告,那里有更多说明。

他们被中共警方跟缅甸当地警方盯梢而被发现了。中共警察身着便衣,在缅甸拦下他们、拘留他们,并分开审问。但像他讲的,这只是一种形式,审讯也是由缅甸和中共警方一起做的,中缅当局显然是在合作。审讯过程很短。在缅甸,缅甸警方送他们到边境,就把戴着手铐的他交给边境另一边的中共警察。在那里,他们再次受到审问。

实际上,唐志顺有相当长时间被关在中共的恶名昭彰的黑监狱里面。在那里,人们被单独关押,被全天候监视,受到精神上、心理上的折磨,遭受审讯,基本目的是搞垮他们。

唐志顺于2016年12月获释。结局还算好,因为在2021年8月,他设法去了美国并回到家人身边。所以这两个案例结局都是好的,但在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这再次显示出,中共是怎样明目张胆的这样做,以及中共觉得他们显然可以不用负责任。

方菲:是呀,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一旦他们发现中共特务居然在中国境外进行这种活动时,他们会感到震惊。我想这些骚扰行为和公然绑架行为违犯了这些东道国的法律。那么这些东道国有意识到这种活动正在发生着吗?

劳拉:我认为一方面是缺乏警觉性,还有就是缺乏受害者的揭露,这绝对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再者,我们想要提高人们警觉性的原因之一是,当地警察和国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着。当人们主动出面揭露时,警方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人们就不敢出面报告,因为他们不觉得受到了保护。

因此,我们首先要求所有国家开始调查这类事情、揭穿它们,真正监管这类事情,务必要人们觉得受到了保护。很遗憾,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无意地或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地,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配合了这些活动,或者至少(我不得不说)让中共更容易进行这些活动。

很多时候,我认为某些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也许他们不想去意识到。而有些国家则在为解决这类事情而努力,加拿大肯定在这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我认为,尤其在欧盟,这是个大问题。

卧底特务在法国逼迫中国人回国

劳拉:其它国家,例如法国的报告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属于第二类手段⋯⋯有卧底特务去了法国,威胁了一个人让她自愿返回中国大陆。这件事被曝光了,所以法国政府部门相当震惊,他们相当生气;他们表示,后果会很严重。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真正措施。

我们再说回这种涟漪效应,事实上所有这些违规行为都没有真正受到挑战,所以它们就不断膨胀,如同我们在开始介绍中讲过,它已经真正的影响到大家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那在欧洲是受到宪法、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保障的。

方菲:他们需要了解,受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澳洲公民、法国公民,其中很多人拥有这些国家的永久居留权。

如果这些人被盯上,如果他们不阻止中共的企图,他们自己公民或其它种族公民都会被盯上。你们组织的创办人彼得‧达林先生,他被迫在中共电视上认罪,而他是欧洲人。我的意思是,中共不会就此而止。

国际秩序受到威胁 我们生活方式正在崩溃

劳拉:是的,我完全同意。它不会就此打住。我的观点是,本来就不应该发展到这个地步,政府发现已经是个问题。因为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也许有中国祖父母或亲戚,他们不是二等公民;他们都是公民,就像其他人一样。

让我们回顾一下《世界人权宣言》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都意识到一个理念:我们要保护人权,普世人权是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维护和平之道。人们常讲,捍卫人权者很天真,人权是很好,但那是个附带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做生意,我们要考量重大政策问题,我们有奥运会,我们有能源转型,所有这些重大事项。人权是很好、很重要,但或许⋯⋯

不,问题是,人权是维护和平的东西,我们正在目睹俄国和乌克兰的局势,它也是个涟漪效应。如果每一个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时,你不去制止,你不去挑战,这样的事就会越来越多,并且终究会波及其它国家。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事实了。

我们在可以并应该挑战中共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仍然没有在捍卫人权,因为还有生意,还有很多东西要考虑。

我们已经感觉到,全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了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崩溃,这些都是从人权开始的。

方菲:是的,我认为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危险,对在这儿生活的每个人而言,这世界变得较不安全了。那么,您觉得发表您的报告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吗?进而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增加压力,要他们为此多做些事。

红色通缉令是滥用职权 国际刑警组织成问题

劳拉:我不得不讲,这份报告深受好评。我们很高兴它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并且持续受到关注,民众和记者们看到了这事的重要性。我认为,显然有很多记者,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成为被猛烈攻击的靶子,这包括外国记者,而且显然中国记者的待遇更糟糕。他们非常非常接受这份报告。所以这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推动政策改变。我们已经收到了某些政府的一些积极正面的信号。

我们显然已经看到了包括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及来自加拿大、世界各地的国会议会的各项声明;还有其它组织也开始关注这个议题。我们已经看到,欧洲议会过去几年的决议,都采取了非常坚定和明确的立场;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要让政府采取行动,是有点困难;特别是在欧盟,这不是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会继续推动此事,提高对事情的认识,并且寻求一些非常明确的短期目标,首先是在欧盟内部中止引渡条约,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那样做了。

方菲:是的,非常需要。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我读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讲话的全部文稿。他确实提到,中共的“猎狐行动”往往从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开始。所以他说,由于政治目——的发布红色通缉令是滥用职权。我希望国际刑警组织意识到此事。

劳拉:哦,他们知道,但他们不采取行动。是的,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大问题,就在上周,欧洲议会公布了一项调查,深入了解那些出于政治动机而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事件,并且推动改革。我们要记得,西方国家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最大捐助者。但出于某种原因,那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改变。

阻止中共引渡 营救了人权捍卫者

我们最近有个案例,是正在处理的一桩悲剧性案件,一名维吾尔人跟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在土耳其安家、工作,他是人权捍卫者。他去摩洛哥的时候在机场被拦下,就因为国际刑警组织在2017年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有他名字,此事他并不知情。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他仍然被关在摩洛哥监狱里,他弄不好会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我们设法阻止了中共引渡,因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发布了临时措施。但你要知道,他被拦截后,现在已经和他家人半年无法见面了。实际上,我们一知道这个案子,就向欧洲议会和媒体提出了这个问题,它就成了一个大案子。那时候,国际刑警组织才进行了审查,就中止了这个红色通缉令;几周后,他们说:哦,这个红色通缉不符合规定,那意味着它违反了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则,因为它是出于政治动机。

但是,他们未曾回复我们。他们却回复了摩洛哥政府,声称“是的,这个红色通缉令不符合规定,它违反协定了,但考虑到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归属于你们与中共的双边引渡协议,现在它归你们处理了”。因此,我们取消了红色通缉这一事实,并没有实际改变他们仍然有理由逮捕这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了正在发生和继续会发生的事情。

很遗憾,我们也一直试着在那儿采取行动,试着发一些预防性通知;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工具,例如,受到香港当局威胁者,成了红色通缉的目标,那么我们可以通知国际刑警组织,这种通缉令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发的。但这种情况仍然在发生,而且不仅仅是红色通缉令,当我们查看传播工具时,问题甚至更糟,而且效果和目的均与红色通缉令相同。但在发布红色通缉令之前,国际刑警组织甚至没有义务去核实其内客。

中共渗透国际组织多严重

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一切都由于缺乏意识,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这种意识,一旦意识到这些事情,就会更容易让他们承担责任。因为一旦你不能再假装你不知情,这样就更容易根据我们的宪法、我们的规则、国际义务来追究他们责任。并且在我们执法机构的合作下,确保中共不能在我们国家触犯我们的规则。

方菲:是的。或许这跟国际刑警组织几年前的主席是中国人(孟宏伟)有关吧?讽刺的是,他后来回到了中国,居然被中共关押了。他当了几年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我认为那说明了中共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的渗透的程度。

劳拉:是的,正是,不仅仅是国际刑警组织。这是我们在许多国际组织里面看到的问题…这种事发生了,我认为我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问题,整个世界都没有注意到。中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静悄悄地进入这些组织,我的意思是高阶层职位,他们现在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的高层职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他们静悄悄地取得那些位置,等待时机,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些职位,他们就会展露出真面目。显然,这是我们本该料到的。

方菲: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劳拉今天来分享这些重要信息。我想就像你讲的,让人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的报告会触发这方面的相关行动。

劳拉:太感谢了。非常谢谢你花这么多时间来谈论这些问题。

方菲:谢谢你。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感谢您收看《热点互动》。我们下次再见。

《热点互动》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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