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和陈立夫“敛财”?真相令人惊讶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28日讯】中共说“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贪污敛财?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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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在民国年间曾叫吴兴。东晋时,“书圣”王羲之、军事家谢安、唐朝时大书法家颜真卿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国民党的大员张静江、陈其美、戴季陶、朱家骅、徐恩曾,还有本文要说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是湖州人。

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之所以后来能够发迹,成为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齐名的“四大家族”成员,那首先还得力于他们的家世、尤其是他们的二叔陈其美。

湖州陈家有悠久的历史,史上曾辉煌过,后来一度衰落下去,但到了陈果夫祖父陈延祜时,家中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活明显得以改善,几个儿子也有条件读书。陈果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其大弟叫陈其美,字英士,还有一个小老弟叫陈其采,字蔼士。

在这三兄弟中,最早是小弟陈其采到外面去闯世界,他先是在1896年独去上海,考入中西学院,后于1898年通过朝廷选派留学生的考试,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回国,到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

陈其采的成功刺激了陈其美,他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于是在1903年到了上海,找了一份差事做,同时又去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志士,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1906年,已经28岁的陈其美东渡扶桑,揭开了他人生中最新的一页。到日本后,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阵营中一名重要的战士。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比他小9岁、也是来自浙江的蒋介石

在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还有一位叫黄郛的留学生,结为生死兄弟——陈老大,黄老二,蒋老三,由此后来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就称蒋介石为“三叔”。陈其美这个人,很有侠气,敢做敢为,在家乡一带很有名,他的性格与作为也深深影响着果夫与立夫两个侄子,他们都以这个叔叔为骄傲。

1908年,陈其美回国,在上海加入青帮,并成为大头目,他以青帮为掩护,加紧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上海都督,手握大权,袁世凯对其极为妒恨,后让张宗昌派人将陈刺死。陈死后,无人敢去收尸,唯有蒋介石不顾一切去处理了他“大哥”的后事。

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才有了与国民党、与蒋家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陈其美,也就没有蒋介石;反过来看,没有蒋介石,也不会有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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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生于1892年,名祖焘,字果夫;陈立夫,生于1900年,名祖燕,字立夫,这兄弟相差了8岁,在陈立夫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陈果夫幼年在家乡入私塾读书,其老师名叫沈若臣,这位先生学问很深,为人品格高尚,对陈影响很大。

1905年,他随其小叔陈其采到了湖南,入明德小学读书。远离家乡的陈果夫,埋头苦学,半年后克服语言关,以第一名成绩升入甲班,并很快考入明德中学。后因其叔父工作调动,他也相继转回浙江与南京读书,并在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春,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并亲自听其教诲。1913年,陈果夫在其二叔陈其美的建议下,到了日本,一边治病,一边准备去美国或欧洲留学,可很快传来了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他待了三个月就很快回来,参加讨袁斗争。

从这时起,陈果夫就正式成为职业革命者与政治家,但在他结婚后,受其岳父的影响,在1917年后,还曾到过上海从事钱庄会计的工作,由于他聪明好学,有一股钻研的劲头,所以很快成为业务能手,这也为他以后管理大银行奠定了基础。在上海期间,陈果夫与蒋介石往来密切,并从事证券交易,收获颇丰。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陈果夫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成为蒋介石最放心最得力的“后勤部长。”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

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还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监察院副院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

1927年陈果夫和胞弟陈立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取两兄弟英文姓名头一个字母的缩写),竭力控制国民党党务,负责党内外特务工作。国共两党的人都知道,国民党的“中统”就是在两陈的掌控之下,当时不少人曾说“蒋家天下陈家党”。也由此,陈氏兄弟与蒋宋孔三家被世人拿来合称为“四大家族”。但真实的历史是,作为拥有极大权力的陈氏兄弟,为官相当清廉,可以说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恶习,与他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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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天资学历都高于其兄,他小时也在老家读书,后来陈其美在上海当了都督后,举家搬到了上海,这样他也在大城市见了世面,而且有机会在那里继续上学。在上海由于看到了近代化的机器设备,陈立夫对理工科特别感兴趣,他的志向是在未来成为一个科学家,以自己的真才实学为这个贫穷的国家做些具体的有益的事情。

为此,1913年陈立夫考入了南洋路矿学校,那时,他刚刚13岁,但是这个懂事而好学不倦的孩子,在后来4年的学习中,硬是拿了7张奖状,总分“平均都在九十五分以上,数学成绩尤其优异,经常都是满分”。

1917年,从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后,陈其采为他在京沪铁路局找了一个随车查票的差事,但陈立夫一心还想上学读书。他到处打听,得知在天津有所北洋大学很是有名,而且费用相当便宜,每学期只收10块大洋,免费提供课本与试验设备,他为之心动,瞒着家人报名考试。在上海一带数百人的考生中,北洋大学只收45名,陈立夫以第5名成绩考中。

从1918年到1923年间,陈立夫在北洋大学苦学了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他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每个周末都去中国餐馆洗碗,挣些零花钱。1924年底,他毕业获硕士学位,所写的论文是有关中国煤矿方面的内容。毕业后的陈立夫先是留在了匹兹堡一家煤炭公司上班,他最初在一个矿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每天都要爬进爬出。

在美国工作时,他有意选择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作业矿区,多方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原本是想以此为基础,回国后在中国的矿区大显身手,可没想到他未来的人生命运竟然是从政,是在权力的角斗场打拼。

1925年,陈立夫在他大哥果夫的几次电报催促下,回到了上海,兄弟见面后,果夫问立夫的志向。弟弟明确告诉了哥哥——要立志当一名工程师,先去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可哥哥却说:此事还是要征求蒋三叔的意见,因为你出国留学,蒋三叔还为你出过学费。

1925年底,陈立夫到了广州见到了他的蒋三叔,蒋介石大喜过望,告诉他要开矿,还是先开“革命之矿”,随之将他留在身边,任其为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全权处理各种文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以他的科技方面的知识创造发明了“五笔检字法”,得到了蒋的高度评价。

当时陈见蒋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陈看到蒋在办公室对别人大发脾气,甚至恶骂后,曾对蒋说:若是要我留下工作,那么你不能骂我。蒋答应了他。在以后的20多年的相处中,蒋果然没有骂过陈立夫一句。这或许是一种承诺,但更多的还是陈立夫个人的优秀表现让蒋心悦诚服。

从此之后,陈立夫的人生道路彻底改变了,他的工程师梦想破灭了,如同他哥哥一样走上了政路。1928年,他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第二年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而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到1944年间,他任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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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这兄弟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是能干的清官,是受到同僚上下左右敬佩的人物。比如,陈果夫主政江苏的几年里,他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勤恳敬业地工作,而且有思路,敢负责;在吏治上、在乡村的文化与卫生建设上,在经济的发展上,都卓有成效,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

然而,这位国民党大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谦逊和蔼平易近人的人,他爱学不倦,无书不读。陈立夫曾回忆说:“我的大哥果夫,虽然未受过太多的教育,但他有一个特点,使我非常敬佩,那就是他除了买书之外,从不喜欢买别的东西,即使他身上只有一块钱,也一定是用来买书的。他从不逛百货公司,只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旧书摊,无论早晚黄昏,他都勤于读书,此外他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甚至连看电影都没什么兴趣。”

从其他人的回忆和相关的资料中看,陈立夫并非格外去吹捧他哥哥。陈果夫的自律非常强,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做事与做人都很沉稳,让人无可挑剔。他的爱好还很广泛,由于他自己身体向来不好,他读了大量的医书,而且还写下了50多万字有关中医方面的文章;他自己创作了许多的歌词,有些还谱曲传唱开来;他的书法和对书画的鉴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他的文章著作,后来汇编为《陈果夫全集》,胡适对其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胡适曾在一次酒宴上对毛子水等著名教授说:“我们论人论事不能不公平,我读了陈果夫先生的著作之后,和我平常对他的认识,觉得他了不起。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他提出教育、水利、土地、合作、医药、卫生等问题,虽说有些地方还需要商讨,但是均有他的独特见解和实际成绩,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民党“老党棍”的作品,能得到胡适这样的大家如此中肯的评说,足见其水平与功力。

但是到台湾之后的陈果夫兄弟命运却急转直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兄弟俩全都失势,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1948年12月6日,陈果夫带着家人登上了赴台的“中兴轮”,而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很快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李宗仁来收拾乱摊子,可他指挥不动,党政军的实权还在蒋的操作之下。及至蒋兵败彻底退居台湾之后,他开始总结失败的教训,他自己不肯担当责任,可必定要有人来担当。

1950年3月,蒋复职“总统”之后,第一个拿行政院开刀,阎锡山这个院长引咎辞职,随后蒋开始指定九人研究国民党的改造方案,实际上就是想对二陈动手。这期间,陈诚在不同会议场合就对CC系发难。当时就有人说:国民党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负责,党的失败就该由陈氏兄弟来负。

1950年7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与“中国农民银行”两个办事机构;同年7月21日,蒋约见国民党全体中常委谈话,点名批评了二陈,并宣布“党即应改造”。7月26日,蒋又宣布“中央改造委员”与“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陈立夫榜上无名,陈果夫仅是挂名“评议委员”。

紧接着,8月初,蒋又改组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至此陈氏兄弟在台湾再也没有什么职务了。陈果夫已病重躺在床上无法动弹,陈立夫则决定带着家人赴美国。也就在1950年8月,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改造开始启动之时,陈立夫携妻带着子女从台湾起飞,先到瑞士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之后飞赴美国,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临行前,他与妻子儿女去看望哥哥,向他告别,陈果夫心里非常明白台湾的形势已不适应他们兄弟了,弟弟远走是明智的选择,他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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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走后,陈果夫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肺病已十分严重,吃药打针需要不少的费用,可他除薪水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以前看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感到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的人,个个都是富得流油,掌控着巨额资本,哪儿还敢想像陈果夫连看病吃药的钱都没有。

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官中的清洁廉政是有名的,有一年,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民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所以有人说,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还真不多见。

陈立夫走后,陈果夫的家庭经济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棣华写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赵棣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与陈氏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蒋只是在政治上想让陈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其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算解脱了经济危机。

1950年9月陈果夫病情加重,咯血不止,用什么药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10月5日是他58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陈。蒋氏父子的到来,使陈大出意外。

蒋介石关心地说:“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没来看你。你目前身体恢复得怎样,是用西医还是用中医治疗?”陈回答:“医生说,目前先西药,等症状控制住时,再用中药补身体。”站在一旁的主治医生向蒋报告陈的病情。蒋介石“嗯”了一声,便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1951年1月,为治病方便,陈果夫从台中移到台北,住在青田街的一幢公寓里。到了6月,炎热的天气让他元气又大损,几度出现虚脱,挨至8月已无法起床。弥留之际,出于对“党国”的一片忠心,他把自己的真心建议倾注一纸“诤言”中,对国民党与蒋介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规劝。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离开人世,终年59岁。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台湾政界一片悲哀,国民党中央当天就推定陈诚、蒋经国、张道藩等37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去吊唁,并为之亲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四个大字。

给陈果夫送行的场面在台湾是空前的,许多人到场,唯独陈立夫没来。有人猜测,在陈立夫赴美前与蒋有个私下协定:没经蒋许可,不得回台。后来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民国四十年家兄逝世了,当时接到总裁来电,报告噩耗,言词间暗示不必回国,一切已妥为安排,我亦明白,这时候,党国甫改造,回国不相宜。”在大洋彼岸的陈立夫,遥望台湾,想到与哥哥几十年并肩奋战,如今只剩他一人孤独在异国他乡,不禁泪流满面,悲伤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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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立夫被蒋介石“发配”到了美国,但他这个人修为极高,他抱定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

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休养。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对于为什么要办一个养鸡场,陈立夫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在美国的许多朋友,都从事教职。我是学矿冶的,可以去教矿冶学,也能教哲学或中国文化。就在这时,我女儿中学毕业,要到新泽西湖林城上大学,那里是养鸡中心,也是避寒的所在地。恰巧,有个在江苏医学院当过院长的胡安定先生,准备在新泽西办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我便答应了。

陈立夫长寿过百岁,他从50岁起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所有的人都不敢想像,这位原来国民党的大员竟然是在年过半百时从事着养鸡行当,而且他做的很好,很投入很认真很有成就感。

在美国养鸡,别人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饲料,可他没有钱,为了节省成本,他主要是靠人工方法。第一批他弄了5000只鸡,劳动强度非常大,好在有他的儿子时常过来帮忙。头三年,他艰辛努力,幸好也没遇到鸡瘟,三年下来,利润可观,鸡场成了他的摇钱树,他从这里尝到了甜头,也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

可是几年后,新泽西那里开通了高速路,这样美国西部便宜的鸡蛋就大量涌入东部,使新泽西的鸡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鸡场因此而倒闭关门,陈立夫虽苦心支撑,最终也不得不宣告破产。

此后为了生存,陈立夫又做起了皮蛋,好吃又好看,人称为“陈氏皮蛋”。他在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精美。当然,在美国这期间,陈立夫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学习,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增加,有着自己的独到心得,写了大量的文章与著作,为后来回台湾讲演做了大量的准备。时间到了1966年,大陆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年秋天,陈立夫接到了蒋经国的信,邀请他回台定居,透露出要给蒋介石庆贺80大寿的想法。陈立夫感到盛情难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回台湾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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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6日他回到了台湾,在机场他对记者说:“此次返台,专为蒋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及至见到老蒋,他感到气氛变得亲切友好了,蒋拉着他的手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蒋停了一下,又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向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有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老蒋的话说得很有感情,完全不同于以往那样横硬,或许人真的是老了,对往事故人才更加怀念。陈立夫把他在海外出版发行多次、得到各方高度评价的一本读《易经》心得的书《四书道贯》作为蒋的生日礼物献给了他的蒋三叔,蒋对此非常高兴,并为之题字:“陈立夫着‘四书一贯之道’”。

此次回台,经蒋与各方劝说鼓励,陈立夫在台湾各高校就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巡回演讲了75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最后竟累得病倒。

经过这次返台之行的系列活动,陈立夫的心也活泛起来,他恢复好身体后,回到了美国,做了安排,终于1970年正式回台定居,再也没有离开。

回到台湾正式定居后,陈立夫表示不再重返官场,但经不住蒋介石的劝说,他还是担任了“文化复兴会”的副会长,会长是蒋挂名。在这个位置上,陈以伦理、民主、科学为三大实施纲领,组织得力人手,翻译了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并编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30册,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随后,又担当孔孟学会理事长,组织出版《孔孟月刊》与学报;后来还主持中国医药学院的工作,为在台湾弥扬中医文化做出了贡献。

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对中国文化的精义有独到的见解,并将其概括为五句话:无私无我之“公”,成己成人之“诚”,立人达人之“仁”,不偏不倚之“中”,日新又新之“行”。他说:“斯五者,学自天道而成人道,包含了对道、对己、对人、对事、对物应采取的正确信念,人人如此,自能成为民族的道德,有此道德,民族赖以团结,国家赖以生存……”。陈立夫一生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他的许多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集中得以反映。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陈立夫急忙赶到荣总医院。蒋经国跪下,对他哭泣道:“我已失去父亲,你是我唯一的哥哥,日后务请多多扶助!”此后,据陈立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蒋经国对他“确尽敬兄之谊,有人馈赠食品者,必分敬于我,凡政府重要人选之决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先征询我的意见,我亦掬诚奉告,亲信胜于骨肉。”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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