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军队国家化,何人能挡?

今天,八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军节。

八十一年前,自从中共建立了这支军队——无论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就一直属于中共一党所私有。这一支私家军,成为该党最重要的政治工具,是该党夺取政权并维系其垄断性权力的“通灵宝玉”。

人们注意到,为了保持对政权的独家垄断,自去年“八、一”(建军80周年)以来,中共官方报刊上,充斥了抗拒、批判“军队国家化”的言论,从最高军头到高级将领,个个唯恐表态不力,纷纷层层加码,声色俱厉。

这说明,中共高层已经直感到“军队国家化”已成了滔滔大势,难于阻挡了。在毛时代,在毛党铁腕强力掌控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情势下,是完全不必如此虚张声势地批判“军队国家化’的,当年报刊上甚至都见不到这五个字的踪影。近年中共发出的那些抗拒性的呼啸,反映了他们深刻的惶恐不安。

问题是,他们的这种声嘶力竭的呼号是否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正当性?

试问,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是公开反对“军队国家化”主张的吗?也许我孤陋寡闻,但就我的见闻范围,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答案是没有。

甚至,就是在中国,如果查看一下中共主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敢明文写上中共报刊天天鼓噪的“党指挥枪”——即,国家的武装力量掌握在某个政党手中 ——这样的词句。该宪法所载的有关条文是:“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因此,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即使在中国,反对军队国家化,也是违宪的行为。

1945 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六十三年过去了,如今,居然连“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也不能公开见容于中国大陆了。中国政治之非文明化到了如此地步,真可谓情何以堪!

反观台湾,国民党,这个共产党长期的冤家对头,同时也是吸吮了列宁主义狼奶的异父兄弟,它的军队,经过长时期脱胎换骨的演变,与民主化几乎同步,从早先的抗拒、疑虑,到后来的完全接受,由党军转型成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其实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转型为现代政党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这条路一步一步走来是相当困惑和艰险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常常令人产生不祥的预感。当年蒋经国先生骤然去世,李登辉先生就任总统,郝柏村先生执掌军权,其势极其微妙,千钧一发。但郝先生,虽与李有政见之差异,但作为一位中华民国的军人,他最终遵从了宪法的法统,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没有演出一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血腥戏剧,足以为后世礼赞。

在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际,民进党的当选总统陈水扁在“国家机密档案空白的危机”中曾指出,“过去民进党被军中列为‘三合一敌人’,他也被认为是台独同路人,他一夕之间成为三军统帅,军方有疑虑是正常。”但是在投票截止时,参谋总长汤曜明(国民党员)在电视上公开宣示:“不论是谁当选,中华民国的国军都会效忠新的三军统帅,会效忠新的国家元首、新的总统。”这就表明,至此,在台湾,军队已经国家化,它已经独立于政党竞争之外,再也不是党军了。台湾的历史幸运在于,它避免了一场很可能引发政变、流血的转型。这是台湾政党轮替中军队国家化、中立化的重大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大陆能否走上类似台湾的军队国家化之路,目前尚在未定之天。虽然中共高层也在竭力公开抗拒,但从种种迹象看,一些导向军队国家化的因素已经在萌芽、壮大。

中共的解放军在文革初期,残酷镇压民众,后又直接介入国内派系政治——实施毛泽东的”三支两军”。1989年,解放军更是枪口对内,犯下六四屠城,残忍射杀学生与市民的滔天罪行。这些罪行,昭昭在目,成为解放军中稍有宪政知识和基本良知的官兵的耻辱与心病。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军人,更是痛心疾首,引以为奇耻大辱。他们明确希望军队改制,使军队真正成为非政治组织,与内政保持距离,对国内政治严守中立,不参与政治竞争,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藉以彻底洗刷军人的历史耻辱。

上述基本共识,已成了年轻一代军人的主流。2001年在中国内外流传的一份《军方改革派意见书》,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趋势的象征。鉴于现代国家对军人教育程度要求的日益升高,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军人数目将像滚雪球一样,日益增加,势不可挡,成为推动军队国家化的主导性力量。

可以预见,今后几年,由于“大气候”与“小气候”的交互作用,“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将直抵中共的命门。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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