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抚顺开发房产的于瑾向新闻媒体举报抚顺市政府开发的一个劣质楼盘，得罪了时任抚顺市市长的周银校，后遭受报复，蒙受509天的牢狱之灾，出狱后才发现，被冻结多年的房产和房产内的物品，大部分都被法院拍卖，其余则不知所踪。（见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说到举报风险，有一组数据令人黯然神伤，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
1995年至2002年，连续8年，江苏小学教师顾汝汉坚持举报与自己并无个人恩怨的上级领导。为此，他付出了令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自己被免去小学副校长职务、工作也被开除，妻子的工作被停止、工资被扣发，一段时间还曾经靠乞讨度日。(《新京报》2005年7月2日)
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而屡遭打击报复，斗争8年，遭遇了开除党籍、劳教两年等不公正待遇；吕净一，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因举报遭到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几近灭门，并上演了令人震惊的政法委书记买凶杀人案——吕净一妻子被害，他自己也受了重伤，造血功能受损，两个月得输一次血，大腿肌肉被砍伤，只能跛足而行；陈少青，因举报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叶东雄，工作被评定为“不称职”，被歹徒殴打致重伤，在叶被查处后，打击报复依然不断。前些日子发生的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阜阳白宫举报人突然神秘死亡，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读着这一系列举报悲剧，我在赞叹中国的脊梁——勇敢的举报者的同时，内心深处只剩下一阵阵悲哀。举报、维权，在中国竟然这般举步维艰。
一些肩负着反腐败和保护公民正当举报权利的有关国家机关在歪风邪气面前不仅不敢挺身而出，还暗地里充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有的甚至向贪官通风报信，共同迫害和打击举报人。
如此风气一盛行，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一是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有些群众在上告了几回毫无反应、甚至遭到打击报复之后，难免会有“天下乌鸦一般黑”、“举目所见尽是贪官污吏”、“官官相护”等感叹。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将大打折扣。
二是冷落了维持正气之心。近年来，国人看客心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公共厕所里，被强奸的少女那撕心裂肺的呼救，居然呼不来一丝的见义勇为；大街上，歹徒为所欲为，围观者只知默然观看，那被欺凌者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封建遗毒本来就让我们不少人缺少正气。经历了多次举报无果之后，人人心中都说“现实世界就是如此，你一个人坚持正气又能怎么样”。于是乎，大家面对歪风邪气都见怪不怪，同流合污了。
三是使邪气更加肆无忌惮。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在雇凶杀人之前，曾多次拿着举报信威胁举报人吕净一说：“去告吧，去告吧，你多告一个地方，我多交几个朋友！”这是何等猖狂？
加强群众监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一。中国要走法治之路，是万万不能漠视群众的监督举报的。举报之难难于上青天，只能让正气心寒，让邪恶膨胀！
邓兴东 写于2008年8月1日
通讯处：江西省金溪县琉璃乡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