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论中共政权的气数

前言

中共政权到底还能维持多久?中共政权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垮台?如何减轻中共政权垮台所产生动荡对整个社会的损害?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关系到中国大陆每一个人未来的命运。无论是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还是普通民众,无论是资本家还是一般工薪阶层,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将会影响到个人未来的人生抉择。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政权的存续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有生就一定会有死,有兴盛就一定会有衰亡。中共政权一定会走向灭亡,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短期之内,比如一两年或者三五年之内,中共政权是否会土崩瓦解。共产党政权作为起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在其发源地已经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作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堡垒,苏联共产党政权存续了七十四年。中共政权从1949年建政开始算,到现在已经存续了整整五十九年。如果从1921年建党开始算,中共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肆虐了整整七十七年。中共是否会重蹈苏共的覆辙?要正确把握这个问题,必须立足于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

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在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大到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中。在极权体制之下,执掌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任意侵害民众的正当权益,民众处于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对权贵集团的胡作非为缺乏正常的制衡手段。从前苏联迅速强大到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绝对的权力在其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苏共在建政后利用极权压榨农民和工人来实现工业化,通过连续几个五年计划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毫不掩饰向全球扩展的逼人气势让西方社会深感不安,引发了西方国家与苏联阵营之间的长期冷战。为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苏共把极权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调动了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来发展军事工业,最终导致其它经济部门严重失血。经济长期失衡的结果是经济崩溃,从而瓦解了苏共的统治基础,促使苏共政权垮台。正可谓成也极权,败也极权,可以这样说,导致苏共在七十四年之后垮台的因素,在苏共夺取政权的时侯就已经具备了。

在冷战期间,中共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放弃了建政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九十年代之后用经济利益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中共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避免了和西方社会直接对抗,中共似乎已经可以不用重蹈苏共的覆辙。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从苏共政权的兴衰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导致极权体制垮台的恰恰正是极权体制本身,而不是其所遇到的挑战。1989年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无论是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还是普通社会大众,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教。中共维持统治长期依靠的是暴力和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论证的统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的破产让中共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不得不调整统治策略。为了继续维持统治集团的内部凝聚力,中共在内部实行经济收买,以经济利益换取内部成员的效忠。通过不断提高官员的奢华享受和连年大幅给普通公务员涨工资,让统治集团内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没有中共的极权统治就没有自己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的幸福生活。极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官权极度膨胀,民权极度萎缩,官僚集团可以倚仗权力对民众实行任意的掠夺和欺压。民众长期遭受掠夺和欺压,积累了强烈的不满,民怨沸腾犹如奔腾的地火,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为了敉平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不满,中共采取了不断强化暴力机器的应对策略,不断加大公安、武警、监狱和安全部门的人员和资金投入,不断加大网络监控系统和城市电视网络监控系统的人员和资金投入。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之后,中共为了挽救其统治合法性,举全国的财力大搞三峡工程、“神五”上天、开办奥运会等大型面子程,企图营造出“大国崛起”的氛围,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赢得民众对其极权统治的认同。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的暴虐激起了西方社会的普遍反感,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共政权形成了合围之势。中共抓住了民选政府的决策受制于民意这一点,用经济利益收买的方式逐个突破了西方国家的包围。中共从中尝到了甜头,企图长期通过出卖国家利益和经济收买换取西方国家对取极权统治的默许和支持。中共为了维护其极权统治改采取的一切策略,最终都集中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强大的财政实力来支持,财政收入成了中共政权的生命线。要保障财政收入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共把发展经济当作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中共作为一个掠夺食利集团,长期对民众实行过度压榨的政策,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民众的收入水平长期徘徊不前。消费能力低下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中共抓住了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机会,通过提供种种优惠政策,把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产业吸引到中国。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港台资本、发达国家的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民间资本也借助于时代机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以出口加工贸易为基本特征,以满足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为生存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暂时解决了因国内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的问题。由于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中共不得不越来越依靠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共关心的是如何收取尽可能多的税费来充实财政,而企业必须有赢利才有能力纳税,所以中共长期放纵资本家压低工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通过把成本压缩到尽可能低所形成的低价优势,在全球市场中长期保持竞争力。在极权体制的庇护之下,工人不能通过组织独立工会来争取正当权益,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民众没有正常的救济途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各种资源通过官商勾结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资本家手中,中国成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投资乐土。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中共更加意识到了通过发展经济来维持政权的迫切性,对这种透支劳工、透支环境、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发展模式更加依赖,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50%。中共长期依靠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让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由于整个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外部需求的基础之上,一旦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的整体经济就会受巨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民众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长期被掩盖。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消费只有保持均衡的循环,经济才能平稳增长。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生产能力非常大、消费能力非常小的畸形结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注定是难以持久的。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还没有哪一个大国是完全依靠国外市场的需求而变成真正的经济强国的,立足于本国市场,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在生产与消费的正常循环中不断增长,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向外拓展,才是唯一能够走得成功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共依靠出口加工贸易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末路。中国向全世界倾销廉价产品,外贸顺差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对西方的劳工阶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利益,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在2005年7月21日宣布启动汇率改革,从此以后人民币在中美双方持续较劲的过程中缓慢升值。人民币的升值给出口企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所能分到的利润本来就不多,人民币的升值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率。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在中国的大量需求和美元长期贬值的共同推动之下,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连年大幅上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升了生产成本,让出口加工企业的经营状进一步恶化。

如果说人民币升值和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还算是一般性冲击的话,对中国这种以国际市场为生存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说,全球的经济格局的巨大转变就是足以致命的打击。上个世纪末期美国以网络科技为主体的新经济泡沫的破裂,显示出美国经济经过长期增长之后已经遇到了瓶颈。“9·11”事件之后,美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应对困局,美联储以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由于有大量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美联储可以放手扩张货币供应而不用担心引发通货膨胀。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价一路攀升,迅速增长的房地产业成了推动美国经济的强大力量。2006上半年美国的房价达到了顶峰,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意味着房地产业作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了将近七年的驱动力量已经衰竭。次贷危机从表面看反映出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弊端,从深层看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已经面临极大的困境。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出了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全球经济是否会面临一场世纪性的大萧条还有待于观察,但全球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的直接后果是消费能力持续下降,以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为生存基础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过去三十年从未遇到过的致命打击。另一方面,美国市场作为中国最大的产品外销市场,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美国的经济问题会促发美国对产业空心化政策进行反思,有迹象显示美国的部分传统产业正在恢复。高昂的能源价格让海运费居高不下,中国产品的低价竞争力正在消失,美国重新把目光投向其邻国墨西哥,希望用墨西哥的产品来取代中国产品。从2007年下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企业倒闭潮,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的转变看,这只是刚刚拉开的序幕。

中共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经济能否摆脱困境,取决于内需市场能否快速发育,让国内需求有能力来消化中国庞大的产能。且不说,中共极权体制的一贯本性就是与民争利、以民为敌,要在短期之内让中国的内需市场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共就算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能力。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内需市场,一是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对未来的生活保障有安全感;二是要大幅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让民众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对现有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社会救济等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特别是医疗、教育、住房这三项,是中共权贵集团借改革的名义设计出来的用于掠夺民众的工具,被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要清除这些以掠夺民众为根本目的制度,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相对完善的、以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有充足的财政实力来支持。另一方面,要大幅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必须对企业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否则高额的税负和工资支出会让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

中国政府素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之称,其维持庞大、低效的官僚系统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中共曾经有过很好的机会,在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时侯本来有条件做很多事。就目前的财政状况来说,中共要维持政权的运转已经相当不易,根本就没有能力来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能力大幅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变革,民众就没有正常有效的途径制约官员的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没有正常有效的途径争取正当的权益。独裁统治者可以出于统治策略施舍民众一些福利,也可以随时收回先前的施舍。中共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是一个无法开解的死结,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一场类似于美国 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经济的急速衰退将会导致中共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最终瓦解中共政权的根基。

中共极权体制所制造出的另一个经济问题是金融系统大量充斥的坏账,这是一颗足以引发中国经济大地震的原子弹。银行坏账问题与中国的其它经济问题一样,是中共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一块是国有经济,一块是私有经济,两者的地位并不平等。在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私有经济的生存空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加上长期的政治运动,按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经济“”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作为中共应对统治危机的改革开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收缩权力的控制范围,给私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一定的空间,用私有经济来弥补国有经济的低效。在中共放开限制之后,私有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最终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是私有经济在行业准入、获得银行贷款、税费负担等方面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国有经济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中共转变成了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国有经济成了中共统治集团事实上的私有财产。

中国的国有经济实际上就是官办经济,国有企业的官理阶层由中共官员当任,国有企业经营决策处于中共权力的控制之下。国有企业作为中共权力链条中的一环,因其特殊的地位给中国的银行系统制造了大量的坏账。国有企业制造银行坏账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基本上可以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作为分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大量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中共出于意识形态及社会稳定的考虑,长期用银行贷款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输血。这些亏损的企业大部分最终不得不破产,给中国的银行系统制造了大量的坏账。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共重新调整了经济策略,对大量无法正常经营的国有企业实行破产和私有化,集中控制大型企业和垄断企业。中共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根据其需要选择性地向西方学习,凯恩斯的理论引起了中共积大的兴趣。凯恩斯关于通过政府主导投资,用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与中共一拍即合,一方面极权体制对扩张权力具有强烈的冲动,另一方面需求不足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中共的政府投资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积极组建各种大型、超大型企业集团,投入大量资金扩大国有大型企业的产能;二是投入大量资金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全国各地到处铺路修桥建高楼大厦。政府投资所需的大量资金,除了少部分来自于财政支出之外,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

中共官僚体制本身的低效和无能,大量的低效投资、无效投资、重复投资和铺张浪费无法避免,由此又给银行制造了大量的坏账。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持续恶化,产能相对于需求严重过剩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投资项目因难以收回投资成本继续给银行增添更多的坏账。作为银行坏账的一个重大来源,不能不提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官商勾结掠夺社会财富的一个工具,是中共极权体制培育出来的一个怪胎。中共权贵集团为了获取暴利,轮番推动地价房价快速攀升,通过以含有泡沫成分的虚高房价作为抵押品的估值套取银行贷款来兑现暴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引发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来看,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无可避免,这将会给银行增加大量的坏账。

中国的银行坏账到底有多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中国的统计数据一向造假成风,经过层层造假,最终对外公布的数据让人真假莫辩。最根本的是,如果让民众知道了真实的情况就会引发信用危机,所以中共在公布统计数据之前都会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一番包装。不过,从现存的各种数据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规模。2005年5月3日安永总部公布了《2006年全球不良贷款(NPL)报告》,安永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高达3,580亿美元,远高于中国官方此前公布的1,330亿美元的统计数字。该报告称中国银行业的呆坏账总额可能高达9,110亿美元。这份报告的公布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安永不得不匆匆以“”内部审核的失误“”的理由宣布撤回这份报告。

安永报告的数据可以认为接近真实。安永自从2000年以来这几年一直担任中国多家银行审计和华融、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金融顾问,对中国金融业的存在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安永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是59岁的罗德曼,他对不良贷款的研究已近20年,有在多个国家从事银行坏账研究的丰富经验。再从中国政府公布的一些历史数据看,1999 年,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贷款569亿元;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剥离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剥离了1,498亿元坏账;2005年5月,工行处理不良贷款7,050亿元。其中4,590亿元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2,470亿元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根据以上统计加总,累计剥离不良贷款24,375亿元(约合3,570亿美元)。对银行不良贷款进行剥离,是中共的一大发明,由国务院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用来转移银行的坏账,不良贷款从银行挪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并不需要支付对价。银行实质上并未从“剥离”中获得任何实质价值。实际上坏账经过剥离后虽然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但银行对储户的负债关系依然存在,因此仍然还是属于银行的坏账。再看一组最新的数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2008年2 月21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作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其财务重组整体成本将高达1,4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美元用于剥离坏账,400 亿美元用于补足资本金。

综合可以公开取得的各种数据作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银行坏账不会低于5,000亿美元。如果从银行的坏账形成机制考虑,2005年 5月3日安永总部公布的《2006年全球不良贷款(NPL)报告》中所说的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总额可能高达9,110亿美元会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上面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已经形成的坏账,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的恶化,产能的严重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会让大量潜在的坏账变成现实的坏帐。央行2008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3月底,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3.13万亿元。按这个数字估算,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全面破裂,最高有可能给中国的银行系统再增加4,580亿美元的坏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统计数据:美国次贷占美国整个房地产贷款的14.1%,大约在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而其中的坏账,据高盛的测算是4,000亿美元。 2007年,美国的GDP为140,808亿美元亿美元,中国的GDP为246,619亿元,按2007年的汇率折算约为34,678亿美元,按此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形成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所制造的银行坏账。次贷危机从2007年下半年爆发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机构破产案。其中比较重大的是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破产,这家有5,000亿美元资产的知名投行最终被摩根大通以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今年7月专门发放住房贷款的银行IndyMac(Independent National Mortgage)因遭受储户挤兑而破产,该银行破产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银行破产案。今年7月,占全美未偿清抵押贷款的半壁江山的两家政府发起类公司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房贷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濒临破产,如果它们轰然倒地,美国力挽次贷狂澜于即倒的努力不但可能付之东流,全球经济也将面对很大的危机和变数。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rop.)预计,全美7,500家中小型银行约有150家可能在未来12~18个月内破产,并且已将其中的90间银行列入高危名单。RBC资本市场分析师预测,未来3年内,估计有300家银行可能面临倒闭的危险。与中国的银行坏帐相比,美国的银行坏帐并不算很多,况且如果按GDP衡量美国的经济实力至少是中国的四倍,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应对危机,但是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一系列事件看,所造成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中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单就银行的坏帐规模和中国的经济实力看,而不考虑中国脆弱的社会基础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其后果已经无法想像。

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民众没有争取正当权益的途径,一个覆盖社会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无法建立。老百姓必须从收入中提出相当大的部分作为储蓄来应付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问题,这也是中国长期保持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高储蓄率给中共大量透支银行存款创造了条件,中共所制造的大量银行坏账直接来源于老百姓在银行里存款,是老百姓用来应对生活中各种紧迫问题的血汗钱、养命钱。中国的社会基础非常脆弱,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任突发性事件或者自然灾害都会引爆银行坏账这颗原子弹,直接引发中国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将直接威胁到民众的生存问题,随着挤兑风潮的恐慌性蔓延和日愈严重的通货膨胀,全面的社会暴动将会让中国天翻地覆。

中共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统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生命线的财政收入暂时还可以支持政权的运转,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尽管生活得很艰难,但基本的生存问题暂时还可以解决。中共权贵集团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劫持与被劫持、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中共的压迫与民众的反抗之间暂时形成了脆弱的均衡。一旦中国的经济状况全面恶化,均衡将会被迅速打破,中共政权将会因财政生命线断裂而无法运转,老百姓将会因生存无以为继而奋起反抗。中国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之日,就是中共政权灭亡之时。中共政权长期对民众实行过度掠夺,以及为了一党之私无节制地滥用权力,已经种下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种子。

经济危机是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极权体制就像有机体内的癌细胞,疯狂夺取有机体赖以生存的营养的同时疯狂扩张,在有机体因被过度掠夺而死亡时自身也不得不灭亡。中共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共的极权体制又制约了内需市场的正常发育,生产能力过剩而需求严重不足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将会让中共前期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大量投资变成现实的银行坏账,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就会持续不断地增加。只要中共政权还在维持统治,经济危机的持续酝酿就不会中止,中国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之日就是中共政权的大限之日。如果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所造成的结局将会是玉石俱焚,民众将会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作为灾难的制造者,中共官员和官僚资本家也将会陷入愤怒的民众的重重包围和仇杀之中。这样的结局,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中共权贵集团都是难以承受的。中国正在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无论是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在这个大变革中所做出的选择,将会关系到个人未来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对于中共的中高层官员来说,由于其所处的地位特殊,成为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的罪人只在于一念之间。

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在垮台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些典型人物值得深思,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作为民族的罪人被乱枪射死了,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叶利钦却成了缔造俄罗斯第二共和的民族英雄,在生前和死后都能享受尊荣。就中华民族延续了5000年的文明来说,中华民族的智慧并不会比俄罗斯民族的智慧低,在中共体制内出现一批叶利钦式的人物,与民间社会的各种力量相互呼应,在中国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以颜色革命的方式结束中共政权,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可能存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愿天祐中华!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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