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讯】读到阳光时务刊布的《革命新发现》一文，来自我们都很熟悉的长平先生。就我看，本文很有趣。我们对照一下长平此前在南方系时的文章，就可以清楚看出他在体制内外的前后不同。可见屁股决定脑袋，身份决定思想，在我们中国原是千古不易之真理。
犹记得，年初的长平在微博宣称“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社”。而同属体制内的媒体人，也曾在《南都》干过两年的彭晓芸女士在网上回应，“这些年，长平老师如此低调温和、左右为难，你们还要彻底驱除，没有了长平在南方报业，还有南方报业吗？”此话多少也验证了长平的言论是南方系的标尺，改良派的支柱之一。
而说起彭女士的这番回应，缘由则在1月8日，有关部门下令让时任《时代周报》评论部主任的她离职，长期休假。接着，总编辑宋繁银也被解除职务（祸起“100位时代人物”评选）。那一阵子，乌有网站的几篇檄文对该报炮声隆隆，引人注目。而长平在当时力挺彭晓芸，“彭晓芸根本就没有错，因言治罪，自我审察是共谋，借刀杀人是卑劣。”
说回这篇文章，表面实无甚惊人之语，揭破的是体制内改良派的虚伪和冷酷。可以说已是部落里，乃至国内越来越多朋友早已达成的共识。但它背后却暗示作者有着惊人转变，值得今昔对比，一读再读。因其与体制内昔日同僚的鲜明对照，而显得曲折离奇，颇可体味背后折射出来的深意，蕴藏着国内尤其是体制内思想言论界的某些转变迹象，不再是我们常见的擦边球或影射史学——衷心希望，长平先生不单是其中的孤例或特例。就文章本身而言，尤其引起我兴趣的，是长平先生谈到了刘再复先生。行文中一改往日体制内，类似方鸿见与赵辛楣之间的“同情人”之感，显然流露出对刘再复先生的不屑，不忿。甚至隐然透露出长平自己身为前体制内改良派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反思：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李泽厚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刘再复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为了表示对长平转变及此文的赞同之意，特转引茉莉：《北岛回国与王荔蕻入狱》这篇文章里，谈到刘再复先生的其中一节——“昔日学运鼓动者向强权输诚”。与诸君于十一与双十的萧杀之间，青梅煮酒，秋夜共赏之:
“许多国内的诗人以及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国那个环境里生存，因此不得不适应那里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而北岛等人却不同，他们长期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庇护和善待，以“异议人士”的名义在海外获得不少支持和资助，但他们却背叛自己过去所追求的一切，以输诚的方式，获得被专制政权宽恕、恩赐的机会。
“北岛的输诚方式是公开宣布退出海外的“中国人权组织”，不再担任其理事，不再在政治问题上批评中共政府。对北岛释出这种“善意”，中共当局深为赞许，并且以同样的“善意”回报。这以后，北岛和刘再复一样，被中共官方的文艺界、学术界正式认可，当局为他们的书籍出版、演讲和获奖大开方便之门。
“刘再复回国向当局献纳诚心的方式，是啧啧不已地夸赞太平盛世：“这是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对于盛世里丑陋可怕的另一面，他闭口不谈。当年刘先生热情投入的六.四，其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反腐败”，要求社会公正；但刘先生现在却为腐败遍地的“盛世”献上赞歌。如果说北岛背叛的是诗歌的自由精神，那么，刘再复背叛的则是六.四的初衷与理想。
“在二○○四年获邀回国讲学时，刘再复对台湾中央社记者强调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但我同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说，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此，没有比“六.四”受害者更惨痛的牺牲品了。当年学生运动在北岛、刘再复等知识分子的鼓动下掀起波涛，酿成血腥惨案至今二十多年，不少受害者亲属都过世了，他们至死没有看到昭雪的一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刘再复在十二名学者作家发出的《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而现在，刘再复竟然认为解决“六.四”问题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漂流手记》中，刘再复曾专文谈论中国人染上的一种“良知麻痹症”。不知刘先生本人是否也染上了这种麻痹症，他已经不再为中国大量存在的人权侵犯事件感到不安、焦虑和羞耻了。
“这几个流亡西方的著名文人回国造势，给中共当局塑造了一副有凤来仪、万众归心的胜景。当局略施小惠，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大的面子，减少了国内外批评的力度。在目前大批追求民主人权的人士入狱、遭受酷刑之时，北岛和刘再复的言行，无异于默认中共的“政治迫害文化”，背叛了所有仍在为民主人权抗争的中国人。
“我们只能为中国知识分子忘却前事、取悦当局的能力而哭泣。中国有这么多悲剧，却很少有承担悲剧的人。当初北岛诗歌中的英雄气概和独立人格，已经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功利算计。当年身处政府的“反面”更容易获得名声，而现在，难以忍受异国寂寞、缺乏承担的流亡者，不再反对、质疑和批判，只要乖乖顺从政府，就能在盛世的大锅里分到一杯羹。”
既然谈到刘再复，不免又想起了前不久曾有过文字之交的哈库纳马塔塔先生，在财新网《中国改革》上面发布的一篇访问：《一个启蒙者的期待——专访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因为发在部落的文章没有给出作者和链接，所以我猜想访问者就是哈库先生本人。若将那篇访问文字同我们上面的讨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不幸的体制外，各有各的不幸；而幸福的体制内，反而总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需要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其来所自的那个共同核心。也难怪北岛，刘再复等当年独领风骚的人物，如今反而因其投靠乃至投其所好而得到体制内的相当谅解与热情拥抱。只不过，这不是浪子回家，而是半途而废罢了。杀一儆百固然少不了，树立正面典型也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法宝之一。从当年光荣的自我放逐，到今日屈辱乃至耻辱的臣服，其间心路历程，人事曲折我们无从探知，但终究是一件让人无语凝噎的事情。所以，旧人新人，济济一堂时，也就少了几分团圆之喜，而为这个百年之后的秋天，平添几许荒诞之意，悲凉之气。
单方面谴责体制“拉出来，打进去”的统战威力，不免失之偏颇。毕竟体制内改良派和海外那些回归派，比起长平先生文章里谈到的自焚的唐福珍，自爆的钱明奇，乃至自己钻到车轮底下身首异处的钱云会来，都还有着相当的选择自由。和数千万无声无息被驱赶，被关押，被吞噬的上访者，维权者相较，这些体制内拿笔杆子或话筒的朋友衣食无忧，安全无虞，也还未到为了一点可怜又可贵的言论思想自由，就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地步。但的确如长平所说，“自我审察是共谋”。而不幸很多我曾尊敬过的人物，却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做着类似的工作，乃至用改良神话来推行其新式洗脑。
神话终究要破灭，无论是自造的，还是他人赠送的。毛也好，周也罢，邓也好，刘也罢，哪怕是鲁迅呢？不都是如此？（当然前三者与后者之间也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对此没有什么好伤感的。凡事看开些，不再为不切实际的东西不能释怀，倒可以更早从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中走出来：来看清楚这个魔幻与现实，理想与残酷交织的世界。
此外，长平先生在《革命新发现》这篇文章最后，将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与美国华尔街的街头示威混为一堂，无疑是很荒谬的——需知这是两种完全异质性的东西。当然，在叹息作者转变之不彻底，尚且拖泥带水之外，我们是否也可以猜测说：这是尚未完全自由，尚且胆战心惊的作者在为自己这篇转折或曰犯禁之文打掩护，为自己留安全的退路？总之这条阑尾并不让人愉快，为免日后反复发炎，长平先生们还是早点割掉的好。倒是由此种纠结的处境，以及心境，不禁又令我想起了至今被迫沉默的冉匪的好友，既多才多艺，更多灾多难，而终于在今年七月逃离的廖亦武先生。
他以秘密出境的方式，离开红色大陆近三个月，回看今年七月搭机离开中国，对比眼下处境，他说，这期间是从极度恐惧走到极度自由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让我觉得人生反差极大，7月2日那天我在中国还没出境的时候，心里感觉是极度恐慌，也极度不自由，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甚至，我用三个铜钱为自己占卦。当时铜钱占出来的是一个好卦，没想到出来之后是这么的自由，一旦我把这趟旅程走完，结束访美再去台湾，接着再飞回德国，基本上，我已逛遍大半个地球，所以我说人生起伏真的太大了……”
行走海外近三个月，他也发现多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与大外宣合谋所了解的那个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新中国，和他以草根视角记录50多年的真实中国，两者间存在巨大差异：“我最担心中国终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这个垃圾场概念还不仅仅包括中国境内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也不见一片干净的天空，或到处都是高楼和公路，人的空间愈来愈小。更严重的是中国以特有的‘垃圾价值观’向西方侵蚀，把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推行到最后，很容易把人吸引进来，中国以此对西方商人和政客说‘我们来赤裸相交吧，只要不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多说话’，我们做什么生意都可以，这就是我说垃圾价值观，最终将污染全世界。”
可是，即便经历了极度恐惧和极度自由的高低起落，并透露目前仍没有向西方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想法，他至今也不认为自己处于“流亡”状态：“我至今没说过要彻底离开中国，也没说要申请政治避难，我甚至没有说过已经开始流亡，我只是在各地推销我的书籍。”
当媒体问到廖亦武，一旦海外各界对他的著作投以更大反响，回国困难度是否随之攀升？他回答：“那就按照中国的哲学，以周易之理来说，我只有等待，等待形势变化。当年因六.四事件流亡出来的一批人，原来以为可能只要等个两三年***就会翻过去或怎么样了，后来时间久了，一天一天过去，人在海外变老了，有些人甚至死去了，因此，人不能不等待。我从中国境内盗版书籍市况来看，我知道我的书最大读者群还是在中国，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只能等待下去。我现在还没设想关于流亡的问题，因为‘流亡’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倒是中共政府抢在我前面，已经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社论指称我已经流亡，之后还有其它报纸转载这篇文章，连电视台都播出了，但是我真的没说过这样的话，也可见中国政府比我更迫切做此宣告，我觉得这特荒诞。现在我不认为我在避难或流亡，我只是在等待。”
为什么要宣称，自己只是在等待，而非流亡？为什么一边批评当局，一边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作家身份，强调只是为了作品不被收缴毁灭，为了心血之作能顺利出版面世才来到国外，而不明白坦承自己政治异议者的身份？哪怕已经被当局视为敌人？哪怕已经获得真正的自由？不同样是因为作者心有余悸？他说的那种“垃圾价值观”，在没有底线的绥靖主义之外，不正也包括了因为长期专制，深深烙印在亿万国人心头的，无时无刻都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吗？
无论如何，让我们鄙视回到国内来听封领赏的那些软骨病人，而对毅然决然，走出红黄两色的专制沙漠，投奔蓝色的，自由的海洋与天空的廖先生表示致敬：因为他那份追求自由的勇气，也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同自己多年来在狱中，在群狼环伺之下用心血凝成的文稿一起获得新生。正如我们所见：他的新著《**，我的证词》中文版在台湾被权威书评选为年度推荐好书之后，也登上了读者抢购的畅销排行榜。因为害怕迫害，暗算，因为过度珍惜自由而不想出风头廖亦武如此表白：“我对我的书有信心。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记录历史。我不是圣徒，也不标榜我要流亡，或是在某地方取得好的地位，但是，我知道会有愈来愈多人阅读我的书，也因此更加了解中国。”
这无疑是一种清醒而现实的态度，在整个国家和国民都沦为专制的人质，且多数在地下室里不肯出来，尚未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获得解脱之前，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来指责他。何清涟女士的《一朵恶之花：洛阳性奴案》曾就此谈到：“……被囚禁的几位女子的斯德哥尔摩症状，即她们在被囚禁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对李浩产生怨恨，反而为了争宠而互相吃醋，施害同类。这一点其实是许多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最感痛苦的一点，因为如果大家愿意正视这一点，可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当中有不少都患有这类症状，监狱、劳改农场，以及在江湖上挣扎求存的社会边缘人，最容易形成这种斯德哥尔摩人格。”
而对于李浩，对于他背后所象征的那个更庞大，更严密，更残酷的体制，那个长期以来的集权主义施暴者，施虐者，她文章里有更精准的揭示：“国内媒体有文章分析，说李浩具有被长期压抑的权力型人格，因此企图通过囚禁女子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李浩及不少国民的双重人格与西方心理学分析的权力型人格有一些本质的不同。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人的囚犯人格。这种人格的特征是在强势者面前唯唯诺诺，卑微到恨不得将自己变成一粒尘埃；在弱势者面前却能端足架子，摆出一副可以主宰他人命运的势派。这种人格电视剧里的最佳诠释是太监，现实生活中则是囚犯。我将其命名为囚犯人格，来源于这一事实：中国人一进牢狱，就失去做人资格，许多犯人为了求存，在狱警面前比谁都更象孙子，每天考虑的就是如何“深刻”地写检查，尽力将自己贬得一钱不值。但只要到了地位较低的囚犯面前，顿时又端足架子，从奴隶到“主人”这两种角色的转换，常常因面对的角色不同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不少中国人身上，暴君、暴民与奴隶这三种人格都同时并存，视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必须指出的是，1949年以前，不少中国人身上固然有囚犯人格的因子，但并未如此严重，更未在全体中国人身上发酵膨胀。只有到了毛泽东统治时期，毛通过不断开展的残酷政治运动，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无形的大监狱，积极分子们成了自觉的狱卒，形同囚犯的中国人为了在政治运动中挣扎求存，只有将自己变成双面人，那些不善变化的人大多成了牺牲品。这种从人到非人的炼狱经历，从当年右派们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不少佐证。
“李浩曾是军人，复员后又在事业单位工作。他所在的事业单位洛阳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是准政府机构，这两地都是凭权力说话的地方，官大一级压死人，地位低的李浩在军队与单位里，长期处于服从上级的卑微地位，这与其内心的权力欲产生的长期交互作用，最后就形成了这种囚犯型人格。在对六名女子生杀予夺的“管理”中，他那囚犯型人格当中面对弱者的“暴君”人格得到尽情的展示发挥。”
也就难怪，自己本是从体制内和国内艰难逃离，并曾深受其害的何女士最后要如此感慨：“洛阳性奴案是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朵恶之花：政府（在疯狂维稳与疯狂掠夺之外）无意保境安民，先是以国家机密吓阻记者，封口不成后将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与公务员分开，想方设法保住政府“面子”；李浩控制下的这个小生存圈的特殊生态，则是李浩的囚犯人格与6位被害人的斯德哥尔摩症状相结合的产物。面对李浩这位在小圈子内生杀予夺的暴君，6位受害者不是团结起来与施害者抗争，而是互相施害、讨好暴君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人们可以从这一恶性事件中深深感受到中国社会生存环境之恶劣。”
比起数十年来，那些在泛道德化，政治化的风暴里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豪言壮语，高谈阔论来，我想廖先生的选择，也许更能体现一个身处专制与自由，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在今天，所谓“英雄”并不是那个孤独的冲在前面充当炮灰，而他身后却继续着惯常沉默和围观的人；英雄也不是在背后撺掇着人们去送死，而自己留在后面随时等待撤离或是摘果子的老猫。我们应该给出新的定义：真正的英雄忠实于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并且身体力行之。在平淡生活中，很多人或许看似无足以观，但他们随时准备为了捍卫自己的底线，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了保卫自己和身边人的，及更多同胞的自由而挺身而出。只因为我们都深知：制度的改弦更张，整个社会的自由，乃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的前提。
正如我们在廖先生身上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被禁锢或是自由，当他宣称自己只不过在等待，而且只能继续等待下去的时候，却一直在用另一种方式，推动着这个国家的艰难转身。对他来说，等待不是就此消极，不是悲观绝望，不是坐在原地一语不发的纵容不幸继续延伸，不是让专制无时无刻，无始无终，循环往复下去而无动于衷。“人不能不等待”，意味着不能不坚持不懈，竭尽所能的去改变自己和这个家园的命运。只要稍微了解过他过往经历的朋友都该知道：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与他有相似经历或更加不幸，至今在各地监狱和监视，监控中不能自由的朋友，更是不知凡几。而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又在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中国古典悲剧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那么在廖先生以及和他同时代，共命运的这几代人身上，在那些觉醒了并且行动着，反抗着的国人中，却蕴涵着某种超越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英雄与命运之间那种巨大张力所构成的悲剧性。
好消息是：与古希腊的俄狄浦斯，赫拉克勒斯不同，我们的命运并不由幕后的某枝笔书写，并非早已注定，无可挽回。只要我们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和愿意为之努力，坚持到底，那么悲剧性的主题，也可能收获一个喜剧性的，大团圆式的庸俗幸福结局。对我来说，这不是暗室里绝望的祈祷，这是切切实实的希望，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负，是生命中不能不承受之重——当然远不是全部。只是，行路上清冷的月色，前方未定的命运，于寒光剑影下，寒塘鸦影旁，总是让人忐忑。也难怪恍兮惚兮，醉兮迷兮的《忐忑》，终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曲。新潮未还，心潮跌荡，感怀之余，且漫吟千二百载前，杜拾遗《赠卫八处士》，诗曰：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全文终）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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