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媒自曝红卫兵为何充满暴力倾向

【新唐人2012年3月5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3月3日中共当媒《人民网》刊登了一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2月刊的评论文:《红卫兵为何能被迅速动员起来并充满暴力倾向》此举动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人民网受命于“胡中央”,通过揭开当年“文革”的血腥历史来间接否定薄熙来的“唱红”模式的思想基础,可能是“反省毛泽东思想”的先声,暗指薄熙来的仕途已走到了尽头。

人民网刊登并加导读:“ 文革初经常看到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

两会,薄熙来的命运最惹人注目,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犹如毛泽东六十年代发动的文化革命。为自己夺取中共最高权力造势;中共党媒《人民网》在两会前刊登此文,外界认为,人民网受命于“胡中央”,通过揭开当年“文革”的血腥历史来间接否定薄熙来的“唱红”模式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高层整肃薄熙来的前兆。

作者何怀宏文章中指:“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距今天已经44年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消逝。”并表示,自己作为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的人,也一直关心这代人的历史命运, 并尝试从一个普通的外省红卫兵的角度观察、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他们是否已离我们真正远去”。

文章表示,红卫兵一代大致可定为从1944年到1954年出生的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的,主要是在文革的头两年,之后整个中国便陷入到大混乱之中。

作者借用崔健的歌词说:红卫兵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

文章写到:“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而到了今天,却变成了“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印,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

作者分析到:“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者至少绝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

曾经有红卫兵写了一首理想主义长诗,诗中主人公渴望“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并坚信“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作者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

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受控”,当时的红卫兵主观上却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虚幻幸福感。

红卫兵一代的四个鲜明特点

1.第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造反”。

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谁可以造反?“一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

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 校长的反,造派驻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决裂。

作者认为: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少数几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在这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那个遥远而“神圣”的 “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针对一切压抑他们事物的反叛倾向,而此时,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即是“忠诚”。

作者认为: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某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一个被视作神一样神秘莫测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那个时代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 ‘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

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

“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力洋溢,这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一种天性的冲动,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然而不幸的是,少男少女们的“青春活力”,被引向了对国家方方面面的暴力破坏。

“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即暴力的倾向。

文章说,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

作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一个人从里面被推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拚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

“年轻人们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武斗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起初遇难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汽车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飞驰而过。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 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用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文革”及红卫兵们的结局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

于是,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

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19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1968年就开始被裹挟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有1700万人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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