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1日讯】对“爱国”“卖国”提出质疑，本身就犯大忌。以“爱国”维护专制的人可能对我“亮剑”；有浓厚民族团体情感的人，有浓厚大国情感的人，有浓厚文化或宗教情感的人，把制度等同于国家的人，则可能对我“围攻”；即便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由于根深蒂固的国家思维，可能也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说“爱国”不是爱政府，骨子里还是把国当成一个组织，是要爱的。我将四面受敌。
但我还是要把我的观点说出来。这不仅因为过去我们对国的定义有许多误解，国不但成为一个欺骗的口号，一个打击人的罪名，而且还在于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对国家已经形成巨大冲击。国家实际上已经在趋向解体。比如欧洲那些国家，它们之间，国界在消失，规则在趋同，国家观念在模糊。它们表面上还叫国，但只是一个管理区域，与传统意义上的国，有本质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实行市场经济与民主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些与国相左的新事物与新理念，它虽然只是一种信号，却似乎在预示着国家的消亡。
1，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出现，使以暴力覆盖范围形成的国趋向解体。虽然维和部队目前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制止战争对人生命的侵害，也大多只是进入那些国内失去控制，产生武装动乱的国家。但其能够进入一个国家，则预示着暴力覆盖范围不一定是国家的范围。武力进入一个国家，并不一定是侵略。当暴力从属于正义时，暴力可以突破国界，而铲除非正义的暴力。所以维和部队的发展，特别是维护正义职能的扩展（即不限于保护生命，也包括人权的其他方面），使国际上可能产生一个能够覆盖全球范围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正义。如果这一武装力量能够依据公认的人权规则，进入所有国家，保证这一公认的规则能够在所有国家得到执行的话，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将不复存在。虽然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达到这种境况，但出现了这种趋势。
比如以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要来源的武装力量，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地的军事行动，则有更广泛的维护正义的内涵。这一武装力量与目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同。联合国维和部队，只是基于防止战争，而这一武装力量，则更进一步基于正义，基于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它当然反对战争，但当穷尽所有非战争手段，而不能在某一地区，某一国实行正义时，它可以发动战争，以实行正义。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伊拉克，打利比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这种认识，目前并未得到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认同，所以联合国的部队目前还无法实行此种功能。但世界上对这种军事行动认可的人民和国家越来越多，这就是趋势。当联合国存在一支有着最强大力量，并以维护世界范围的正义为基本职能的武装力量时，国家将会解体。
2，裁决职能国际化的前景，使作为一个独立裁决主权的国家解体。首先是国际法院的设立，使两个地域（国）之间的公共利益之争（如海洋资源的争议），可能并可以通过一种共认的规则进行裁决。并由代表两个地域（国）公共利益的政府为诉讼主体。而有着暴力力量的国家机器并不参与这种对抗，也就是说，作为保卫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器，可能并可以不需要为了这种利益使用暴力。国家暴力保卫或扩展利益的功能将会慢慢消失。
其次，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使那些通过暴力特别是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罪犯可能受到惩罚。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前发表讲话：“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的前景，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正义的希望，这一个简单的、令人兴奋的希望。——————确保没有一个统治者、国家、军人集团或者军队能够在任何地方侵犯人权和逍遥法外。只有到那时，陷入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中的无辜人民才能放心，知道自己也得到正义的保护，可以安枕无忧，并且知道，他们也享有权利，侵犯权利的人将会受到惩罚。”虽然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判决的案例很 少，但正如安南所说，它给世界带来希望和前景。这一前景是，任何一个人受到侵害，特别是政府的侵害，受国家主权约束无法就地求得正义时，可以向国际刑事法院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权法院提出诉讼，并能最终获得正义。人类要达到这一步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普世司法管辖权理论的探讨和少量案例的出现，正是裁决职能国际化的萌芽。
3，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出现，以及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使作为显示国家裁决职能和国家暴力使用的管理主权弱化（而非是一个国家或地域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的独立性弱化）。因为作为国家裁决的主权来源于人权，如果这种主权侵害人权，这种主权将不被视为有效。那怕这种主权是民主产生的。这就是多数专政的古典民主与人权得到保障的现代成熟民主之区别。人权的普遍性，是在人类反压迫侵害的漫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权的普世价值，在于其中蕴涵着人不受压迫掠夺和生存下去的不容质疑的共识。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制止各种暴力对人权的侵害。如果国家暴力侵害人权，则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规则。这种主权必须受到约束。
人权高于主权的规则，目前无法在联合国得到一致的认识，在于联合国中还存在专制国家，他们用主权高于人权来抵抗国际上对其侵害人权的指责，并躲藏在国家暴力之后，不被追究侵害人权的罪责。但这样的专制国家越来越少。不过，即使是民主国家官员，也 有不少反对人权高于主权，他们并非不承认人权的价值，只是囿于某种情感（我的地盘只能由我来保护人权），他们宁肯接受国内民众的约束，却不愿接受国际的约束。而没有国际约束的民主国家，有一定的可能走回头路，比如当年希特勒的德国。还一种可能是这个国家很可能出现多数暴政的民主。当联合国有一支最强力量的武装部队时，当裁决职能国际化时，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
显然，改造国家的职能，使其服务于人权保障，可以使世界走向大同，这种大同不是没有矛盾的“乌托邦”，而是充斥各种矛盾，允许矛盾存在，并通过利益主体的相互制约来实现社会均衡的社会。国家通过保护人权和某种裁决来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比如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对暴力掠夺的制止；比如，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裁决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矛盾，可以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均衡机制；比如，保护和扩大工人的职业选择自由，赋于工人组建自已工会组织和抗议罢工的政治权利，可以建立劳资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比如保护人民的迁徙 自由和赋于居住地民众选举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利，可以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均衡机制；等等。这样一个社会，主要不是通过消灭社会矛盾来实现大同（不同于马克思的消灭资本家），而是通过对人权，特别是人的政治权利的保障来实现社会均衡和正义。（参见我的两篇文章《民主机制的均衡作用》和〈剥削与自由〉胥志义博客）。
这一理想具有可行性。它取决于我们对人权认识的一致；对国家职能实行坚决的改变；掘弃传统的利益国家观念；使国家主权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大约束；并使管理规则在〈人权宣言〉的基础上趋向一致。
世界再发展一二百年，国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