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吕秉权:结构性隐瞒疫情 中共为经济不惜人命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2月19日讯】吕秉权(14):大锅饭、万人宴、复工令,中共为经济不惜牺牲人命;结构性的隐瞒中共肺炎疫情;大陆民众要学会自救救人,求助国际社会;习近平面临严峻危机。

吕秉权是香港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曾任有线电视中国组首席记者及无线电视中国组高级记者。

吕秉权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表示,目前无法排除中共P4实验室为制造生化武器而“泄毒”,呼吁各国调查真相。中共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结构性地隐瞒疫情,为经济不惜牺牲人命。

对“蝙蝠袭人泄毒”存疑 某种程度是转移视线

记者:中共隐瞒疫情致使病毒扩散全球,最近美国要求科学家去调查这个病毒的源头,但大陆华南理工大学一个教授就说其实这个病毒是蝙蝠袭击人之后引起的,你怎样看这种说法的?

吕秉权:这种说法先观察一下它有些什么根据呢?要保留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可能是某程度上转移视线,因为大家正在关注P4实验室才是幕后黑手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了解一下华南理工大学这位姓萧的教授做了什么研究,他说在病毒里面化验到的蝙蝠种类是离武汉很远的,没什么机会飞到武汉,而华南海鲜市场并没有卖蝙蝠。他又提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280多米距离的武汉疾控中心(CDC)曾经做过蝙蝠实验,涉及的蝙蝠达到六百多只,包括是来自浙江、河北,而这些蝙蝠是有机会带病毒的蝙蝠,在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出了一些事故,包括蝙蝠袭击研究人员,蝙蝠撒尿沾到研究人员,同时蝙蝠有跳虱在,使这些病毒有机会透过这种袭击,溅了血到研究员的皮肤里,透过些血、尿或者袭击本身造成伤口以及跳虱带了病毒就传染给人,而这个研究人员最终是隔离了14天,但是他的下场报告没有交代。这是那个学者做的一种结论,认为相当大机会(病毒)是透过这个距离华南海鲜市场这么近的武汉CDC传出来的。

我自己的观察,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不能排除P4实验室也有做蝙蝠的实验,而虽然这个P4实验室比较远离华南海鲜市场,但是只要这些人与市中心有一定的来回,那些污染物不小心就传播了扩散出去。

P4实验室有没有做这样的蝙蝠实验?如果有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说CDC很大机会可能是从那个疾病预防控制这样的想法去做,但如果由一个P4特别是涉及军队的一种这样的实验室,而且涉及生化武器,我觉得就不能完全排除那个可能的,因为各个国家当他有这样的国力就会研究各种的武器,除了一些很硬的导弹或者核子等武器之外,现在也可以透过一些网络战、生化战。

所以说研究蝙蝠病毒是不是可以为军方所用,这样的可能性不能完全被抹杀。如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做这些事情,它更加不会承认,更加不会让其它国家的人员去观看,尤其是美国。

早前内地的一些科研人员已经写了一些论文出来,内容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正在做一些关于蝙蝠的实验,这些实验可能是相当高危的,呼吁这些实验应该要停止了,避免走火入魔。

连做这些实验相关圈子的人员都已经放话应该要停下来,避免走火入魔,那么继续做下去将会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的忧虑及怀疑是绝对合理的,而中国官方当然会一面倒地否认,但由于它过往的无信誉,欠缺透明度及监督,所以它所讲的都缺乏诚信,它的澄清都不可信,唯有看看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爆料人”,有没有一些外国的情报,可以去揭示这个事情。

中共若制造生化武器 是邪恶象征

记者:以你所观察,中国的这个病毒源头并非华南海鲜市场?

吕秉权:这个病毒的感染,很多人是先由华南海鲜市场开始感染的,但是这个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特别是这次关系到有蝙蝠这个宿主,这只蝙蝠到底从哪里来,基本上是没有一个说法的,是不是武汉CDC或涉军方的武汉(P4)实验室?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多一些资料去研判的。

不过从一些官方的反应看,从实验室泄漏病毒的机会比较大,因为我看北京疾控中心以及大陆科技部等事后公布及呼吁,都是在三令五申提到要小心实验室里样本的病毒泄漏。

P4实验室这么大的一个疑团,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一些资料去研判,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将会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即是一个不受制约的政权、政府,去做一些表面用健康作为包装,但是却可以危害全球人类性命的一个这样研究,甚至如果是武器的话,这个简直是一个邪恶的象征。

记者:所以(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Steve Bannon)曾经说过,如果有证据去证明是中共人工合成这个病毒的话,中共就完蛋了。这个人工合成的可能性,你怎么看?

吕秉权:我没有办法研判这个可能性,这需要科研专家去研判。不过,即使一些先进国家研究生化武器也不会跟你说,等到需要去应用的时候,它才会在那一刻公诸于世。

那么中共真的要去称霸全球的话,它一直在扩军,也在想用一些除了硬弹头的方式去征服世界。现在打仗其实已经不依靠人多,是靠科技,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法。这些是国防及国家的机密,就算它真的做了也不会跟你说,即使有人找到了证据,它也不会承认。所以这些东西现阶段我无从去研判,不过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上至中央下至地方 结构性地隐瞒疫情

记者:这个中共肺炎,1月20日习近平和李克强出来说话之后就直接封关、封城。但是最近大陆的党媒杂志都在披露其实习近平1月7日便已经知晓,但是新华社却没有报导这个事情,你又怎么看这个讯息呢?

吕秉权:近日大陆政治很不正常,习近平的神隐,后来在北京进行这个考察,在中央台大卖广告说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很多宣传中,习近平在刷这个存在感,是在证明他身处一线,没有做逃兵。

现在《求是》杂志登了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面的一个讲话提到,习近平早在1月7日已经就疫情做出一些指示。那么这个信息透露些什么,我们首先要核证,看1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那个公报。那个会基本上就是两会前人大、国务院和两高等等的报告,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审视;要去完成中央定下来的一些经济指标部署。那次《会议公报》并没有提过习近平有任何就着这疫情的发言、指挥部署。但是我们要留意,大陆这些新闻公报是不透明的,它做过、说过的事情不一定会讲出来。

为经济发展而隐瞒疫情

首先在那个新闻公报里,已经是第一次隐瞒了疫情。1月7日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是一件大事的话,一定公布,那么当时选择不公布的,可以说已经第一次隐瞒疫情。另外也都有可能,当时没这么讲,只不过是事后他说一早就参与指挥,不过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较低。但是什么而导致这种隐瞒,那个会议精神就是开两会,会议精神就是搞好经济目标,所以很大程度,习近平的那个想法就是,快开两会了,过新年了,所以就做一个内部讲话,叫大家小心提防、封什么,那些要小心了,当时还没有封,跟着就去博一博。

地方政府看到中央这样一个表态,小心经济,没有事,疫情的内参是热烈沸腾,但是上头不担心,于是发生什么事——地方就搞万人宴,大串门去搞大锅饭,隐形病人就在身边,一起去吃大锅饭庆新年;饺子宴也是全村多少千人去围着吃饺子,筷子都掺和在一起,大家的口水都在一起很容易交叉感染,谁打了一个喷嚏,大家正大口大口吃饺子,一吃就把病毒吃下去了;跟着有关方面又派那些旅行券,武汉大旅行,15万到20万张旅行券,就去黄鹤楼,去哪些哪些景点一起去玩,一直玩到初十五。之后,地方两会之后,省和市两级继续开,这些春节团拜不取消,没有叫人高度戒备,减少串门、戴口罩什么的,绝对没有。这种隐瞒疫情,这样看来是一种结构性,由上面到下面,中央直到地方都是这样。

上面那个始作俑者现在看得非常清楚,习近平本人是有一个绝对的领导责任。因为即使《求是》1月7日没有写出来,其实按照中共的内参机制,大量的疫情信息是上去的,而出了街的信息一定是七除八扣,营造一个很和平、没有事的景象,但是那个内参的信息,中央高层和习近平是一定掌握的。而他考虑些什么,而做出这样的一个隐瞒。

我观察我从前的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他看了整个党媒,包括《人民日报》、《长江日报》以及武汉的《楚西都市报》,几份党报,由11月、12月到1月,它们不停地宣传,鼓吹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习近平这个思想,四个维护两个核心。这些高频的词汇是什么,首先就是两个经济目标,今年2020年,中共的一个亮丽的政绩计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个经济以及各种指标,比起2010年是倍翻的。习近平想在任内达到两个经济相当重要的指标,再就是十三五规划,5年的规划,相当圆满收兵,十四五准备开启,而今年我们是做好这个铺红地毯,明年2021中国百周年党庆,这个是习近平的头号大事。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的公报,它那个头号大事是跑经济,就着最近的疫情的管控,2月12日开过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整个精神就是说,不要防疫过度,而影响经济,经济原定的目标要跑的数、大家各省市继续达标,不下调。

记者:叫你继续复工……

吕秉权:叫你复工,叫你不要防疫过度影响生产,不要影响经济,而且不下调原定那个经济增长。已经错失了这么多个月,那个经济元气大伤,死了那么多人,某程度要检视,他是硬指标继续跑回旧的数,他是一个这样的思维。你想一想,当现在疫情去到高峰他还是这样,在疫情当时能盖的住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去掩盖疫情,不要影响大局,不要影响主旋律,不要影响两会,不要影响新年,做到中共的太平盛世。这个我觉得绝对有可能,是由于要办大事做红事,底下去博一博,跟着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牺牲人的生命。而在那个过程里面,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可防、可控”,跟着有关方面下了很多道禁令不能说,下到这些科研单位、下到这些能够掌握消息的人,包括抓人、封帖这些,李文亮医生的事不在话下。

中共为了要去办喜事,洗太平地,然后隐瞒疫情,要去博,博就是拿人民的命出来博。

中共体制不堪一击 强人政治经不起考验

记者:你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国的形势发展会怎样?

吕秉权:这次整件事首先就是,中国这个疫情的情况很值得令人忧虑。现在(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已经是7万多宗了,就要到了SARS的10倍,都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数字,那个扩散全球的问题。

而且官方的数据都是低估了,隐瞒了数字,而那个恐怖之处也包括了,中央三申五令和中央的指导组,由年初三那个副总理孙春兰在当地指挥,疫情还是失控,还是讲有病的病人要收治,要隔离一些病人,然后一些物资,还是在讲防疫的ABC还没有做到,可想而知这个疫情的严峻是如何。

首先疫情我觉得是相当令人担心,由于很多管控疫情的黄金机会已经是错过了,现在有很多隐形病人,很多人已经是拖到死了,包括湖北那个导演的一家四口就是这样,因为治不了都病死了,一个这么惨的情况。

第二所揭示出来的就是,整个中共的所谓举国的体制,中国方案、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堪一击的模式。习近平这种强人政治,也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一个疫症一出来,继续用隐瞒的基因,经过了SARS,已经有了经验守则和预案拿出来照做就可以了,却都是一锅粥(一团糟),绝对是一个弱势的政府的所为。习近平治下以来的一路的强势,一下就揭示了他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出来。

第三就是整个经济,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习近平多番强调经济,在疫情沸腾的时候,还在讲不要防控过度、影响经济,不要修订这些经济的目标。他很担心那个经济垮了的话,会造成大量的失业,社会的不稳,和中共本身的合法性是荡然无存。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管制,是用了一些东西去交换的,他接受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掩口(不说真话),是用那个经济来交换的。

现在经济搞不好,生命都没有保障,很多那种社会的不稳会出现,而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和派系的一些斗争会出现,包括这次《求是》捅习近平一下,这个经过研判,习近平是有一个领导责任的。而《明报》刚刚的文章,北京CDC的那个高峰,开头被诟病,他隐瞒疫情,之后在一些科研的圈子里面,指出他们其实一早已经是交了报告给中央,是中央隐瞒,变成那个斗争是出现了。而那个经济我觉得是相当大问题,复工的情况相当差,叫警察去进驻工厂,都找不到工人过来,拿枪指着都没有用,大家都是怕,即使你做,你上下游的生产线是配合不到。

记者:你觉得现在是不是中共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

吕秉权:我觉得如果比起“六四”而言,“六四”那时的危机更大,因为党内很明显是已经有了两派,而且可以有军变。现在这个民变的程度、民怨的程度是很高,但是党内那种分裂,我觉得还要有用一些时间观察。你看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电厂出了事以后,并不是马上苏共倒台,而是多等几年。这一次,中共的问题我觉得会逐步涌现,而中国老百姓都看得到这种靠一个人的政治体制,制度不改良是不行的。就好像香港这样,换人不换制度是不行的,你看到制度都有大量的漏弊,而习近平多年的那种制度就是,再毛化、中央集权化、文革化、不受制约化,这些根本完全是政治上的倒退。

十倍甚至更多于SARS 中国疫情令人担忧

记者:你觉得民众应该怎样去自救,好像香港现在是全民自救,在大陆他们的处境更加差,他们如何去自救?

吕秉权:大陆的老百姓其实就只能互相帮助。当有多的物资,就尽量地照顾自己之余,也看一下身边左右邻居有没有需要的,多一些交流资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大陆现在那个黑幕相当多,现在上面的维稳管控很严重,所以他们要多些物质、资讯、自救。另外这些收治的这些,要及早叫救命,向国际叫救命,你看见有一些在国内自己叫救命不能出来的,死了全家都救不了,有些叫出来境外接收到的,就有救。某程度上这些真是需要高调的位置,已到生死攸关,再顾不及官方会如何秋后算账,这些我想他们不妨考虑高调些,找包括香港的境外传媒或者外媒、国际传媒去曝光他们的消息。

对比62年大饥荒 习近平面临严峻危机

吕秉权:这次大陆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我相信是很大的。这件事有一些历史事件可以做对比。我觉得就可以看回1962年,大饥荒过后,那个七千人的大会。当时大陆的经济垮了,整个地方因为全民大炼钢,所有作物种不了,都荒了,饿死那么多人,完全零生产,那时中国是面对一个庞大的经济危机和管制危机,整个中央的管治权威是垮了,地方书记怠工,无法再管制下去。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怎样的七千人呢?以前开这个会就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去开,最多给市领导上去就已经很多了,那次连县官都要上去,七千个人上京开会多日。那要干什么呢,去压挤下面这些县官七千人,不要再怠工,不要再不交货,不要再不上缴中央。那时中央粮食征购,就等于在乞丐碗里拿饭吃。当时就已经死了这么多人,都破产了,零生产的情况下,要大家跑个数给中央。

现在今时今日也是这样。一个这样可悲的情况,整个疫情还没有控制,那么多隐形病人,上下游的产业没有办法互相支援。政府的防控措施没有到位,就要求回去复工,中央叫地方跑数,习近平正在紧急召唤开一个“现代的七千人大会”。所以这次的危机之大,可以对比当年大饥荒那个七千人大会,那个时候毛泽东是面对一个很大的管制权威的挑战。我觉得某程度上,习近平正面对着同一件事,除了民众、经济的考验、还受着历史的考验,全球也都在放长双眼看着他怎么做。

访问日期:2020年2月17日
记者:梁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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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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