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纪委官员回首往事话退党

作者:王友群

5月13日,是第21个“世界法轮功大法日”,全世界法轮功学员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作为一名原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到来前,我想结合我的亲身经历,谈一谈回归对神的信仰与敬畏,尽快退出中共党、团、队这个话题。

1963年10月,我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个贫穷农民家庭。57年来,经历过5次大的磨难,每次磨难都使我对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多的认识,磨难的积累,逐步使我升起对神的信仰和敬畏。

跟大多数中国大陆人一样,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不相信神的存在,在“妄念”的支配下,走了不少弯路。1980年,我考大学。录取分数下来那天,母亲到学校打听我的分数。半路上找个算命的给我算了算,结果是:我今年考不上大学。到学校一打听,我的分数远远超过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母亲回来跟我讲这件事之后,我更不相信什么神鬼之类的事。

但从小有“两样东西”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一个是孟子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好像很久以前就印在我脑子里一样。再一个就是无论身心遭遇多大打击,决不自杀。

因结拜兄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1976年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的“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的“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当时,我13岁,上初中一年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指示,标志着“革”文化“命”的十年文革开始。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学校将举行纪念“五一六”指示发表十周年文艺演出。届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都要上台表演。但是,当时年纪小,贪玩。演出前,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一玩玩过了点,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轮到我们表演时,到处找不到我们。这一下可闯了大祸。等我们回到学校时,迎接我们的是老师冰冷的面孔,好像我们犯了天大的错似的。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接下来,就是办学习班,挨批斗。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准回家了,住在教室里,由红卫兵看着,没完没了交代问题,没完没了写检讨。为什么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呢?因为我们仨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其中一个是从一个小城镇下放到我们村的。他家里的书很多。有一本《三国演义》,讲到“桃园三结义”,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有一天,放学后,这个同学提议,我们也结拜兄弟吧,于是,郑重其事写了一份《山盟海誓》,上面写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患难与共,生死相随,如有谁违背此约,愿上帝降诏,惩处”诸如此类的话,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跑到我家附近一个烧砖的窑下面,三个人跪成一排,用针将姆指戳破,将血挤出来,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将这张纸烧掉,磕头,礼成。从此,我们成了结拜兄弟。进进出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时也议论一下国家大事。纪念文革那么重大的演出活动,我们居然给玩忘了,这还得了。

毕竟当时我只有13岁,什么革命?什么反革命?根本就不懂啊。但是,老师天天逼着交代问题。就那么点事,也交代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因为是“隔离审查”,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同学都交代了什么。真想有个神帮我看一看他们都交代了什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经常办“学习班”,一期一期的“学习班”结束了,一批一批的学生被“解脱”了,我们总是毕不了业。检讨书写了一摞又一摞,总被认为“不深刻”,“避重就轻”。真不知道检讨书怎么写才深刻。后来,才知道,就是不断骂自己,把自己骂的一钱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动不动就开全校批斗大会,有时在操场,有时在树林里。那时,毛泽东发表了一首诗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其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飞跃。”一次,一不留神儿,我脱口说出来,被红卫兵听到后,报告给老师,说王友群要“逃避斗争”,立即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斗得我鼻血直流。还有一次,到我家附近一个大礼堂开批斗大会,十里八村许多学校的学生都赶来了。批斗会开始前,我们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个子小,大家也看不见,批就批吧。突然,一声令下,把三个“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我们被押上大礼堂主席台正中央,让全体批斗我们的学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个接一个学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言。虽然都是假话、大话、空话,但火药味十足。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到学校试验田参加劳动。挖沟,要“沟直如线”;碎土,要“土细如粉”;锄草,要“一根不剩”。炎炎烈日下,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经常干的汗流浃背,监督我们的红卫兵一口一个“你这个反革命!”,说的那个真叫难听。如此这般,一直折腾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才分别给我们正式处分:另外两名同学被开除学籍;我的处分是:开除班内外一切职务,留校察看,以观后效。因为我出身好,属于贫下中农子女。

因观看一次游行成为最后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

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1987年硕士毕业。1986年12月,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学潮。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示威,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此次学潮被平息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登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

我当时对学潮的事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奇心很强。1986年12月9日晚,先是从武汉大学出来一批游行学生,然后,附近几所大学也有不少学生加入,汇合到一起之后,沿武珞路到大东门再左拐到武昌火车站。我在历史书上学过1935年发生过北京学生“一二九”上街游行示威,但从未亲眼见过,我也跑去看热闹。当时,天很冷,学生却热情高涨,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我跟去了,到武昌火车站之后,就返回了。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了,该干嘛还干嘛。

转眼到了1987年,我即将硕士毕业,得找工作了。当时,中国大陆硕士毕业生比较少,工作相对来讲,比较好找。我的不少同学进了党政机关。当时,我最大的心愿是从政。我自信满满,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我的聪明才智的地方。但是,从3月一直找到9月,找了整整6个月,找一家,黄一家,再找一家,又黄一家。最后,武汉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官员跟我讲了实话:说本来打算要你的,但去学校一了解,说你政治上有问题。这一下把我搞懵了。我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啊。后来,了解到,睡在我上铺的那位,跑到研究生处告发我,说我参加了去年“一二九”游行。然而,从去年12月9日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我参加游行错了啊。就因为看了一下热闹,我成了我所在大学最后一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

1976年,13岁的我,不信神,不信命,小小年纪,却遭了那么大的一场难,隐隐感到这命运还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然后是上大学,上研究生,顺风顺水,少年轻狂,心高气傲,那里想到什么神佛命运之类的。当时,一位很欣赏我的老师专门找我谈话,教导我要谦虚,我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我没有学会“装谦虚”。找工作6个月,处处碰壁,碰得鼻青脸肿,终于将我那颗高傲的头碰得低下来了。你想从政,想当官,门都没有。这个时候,虽然不完全信神信佛,但从此往后,我也常到庙里拜一拜,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个什么因素在支配我的命运。

因签了一个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录取资格

有了1987年的教训,我开始夹着尾巴做人。除本职工作外,什么额外的政治活动一概不参加。如此,顺利走进1989年。这年3月,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笔试之后,是面试,都通过了。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陆续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渐渐地,悼念活动演变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全国性学潮。刚开始,我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当时,我在大学当老师,每天看着我的学生出去游行,我一次也没有参加。但这次学潮参加人数之多,地域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我有生以来从没经历过。全国从上到下,从早到晚,就这一件事,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地,我紧绷的弦开始放松,我也忘了我已参加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一天,有个人拿着一份声援学潮的呼吁书,跑到我的宿舍征集签名。其他几位年轻老师都签了名。轮到我了,本不想签,但经不起大伙一番劝说,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不久,邓小平下令军队开进北京城,由此,发生了六四屠杀事件。紧接着,北京市实行戒严,一度轰轰烈烈的学潮,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的轰鸣声中被镇压下去了,又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赶下台。再后来,就是全国范围的大清查。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一查,虽然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没有参加绝食静坐,没有参加任何与学潮有关的组织,但是,我参加了武汉地区百名知识分子签名。就因为签了一个名,我的录取资格被取消。

所幸的是,我签名的事没被写进我的人事档案,这等于说,我在“六四”中没有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单”。两年后,1991年,我再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再次被录取。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苏共亡党,苏联亡国。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缓缓降落,苏联最后解体。就在苏联东欧剧变的重大历史关头,我来到北京,成了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的高放教授的弟子。

转眼到了1994年,我博士毕业。到哪里去工作呢?冥冥中的安排,在这个时候变得清晰了。5年前,1989年冬,我曾跟一个朋友聊天时说,我将来要到监察部去反腐败。等我博士毕业时,我主动到中纪委干部室“毛遂自荐”。当时,中纪委正好想录用几名博士。机缘巧合,我被录取。入职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中纪委法规室。

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已经合署办公,即一个机关、两块牌子。但办公在两个地点,一个在中纪委大院,一个在监察部大院。中纪委法规室,也是监察部法规司,办公室设在监察部大院内。我刚去中纪委上班时,实际上,是在监察部大院上班。这就是说,5年前,我在一次聊天中,无意间,将我5年后的工作单位给准确无误的说出来了。

因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被开除党籍

1995年5月3日,出于袪病健身的目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前,我花钱练了一种假气功,不仅没袪病,还招来大麻烦。没练几天,就出了“自发功”。就是练著练著,只要放松自己,就自发动起来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来。刚开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在放松自己主意识之后,被控制的一种状态。我决定改变,然而,就在当晚,我便恶梦连连,此后,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觉。如此折腾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一天早上,我到公园溜湾儿,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练那种假气功的老太太又在练另一种气功。一打听,说是法轮功。我就开始跟着练。刚练一会儿,又自发动起来了。炼功点的辅导员立即制止我,说:“炼法轮功,必须严格按照法轮功的动作要求做,任何别的动作都不能有。”我听进去了。炼完后,那个老太太开始跟我介绍法轮功。我问:“要钱吗?”回答说:“义务教功。”“治病吗?”回答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绝对不能给人治病。”这两点引起我的兴趣。如果要钱、治病,我肯定不练。因为刚练的那个假气功又要钱,又讲治病,结果,钱糟蹋了,旧病未治,又添新病。然后,老太太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又问:“要钱吗?”老太太笑眯眯的说:“不要钱,送给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的看起来。我没按顺序看,找到专门讲“附体”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练功自发动起来,实际上是被另外空间的东西附体了。第二天炼完功之后,那个老太太说,有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建议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因为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两天时间全看完了。第一天,从早上8点多开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点多。看的过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应,最突出的是头疼。到深夜看完出门时,我身体那个轻哪,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就像一团棉花放在手心,轻轻往上一弹,就弹起来了。难道这就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后“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吗?我还感到了法轮的旋转,不是一个地方转,浑身上下,到处都在转。然后是我曾经练那个假气功出现的那些不好的状态全都消失了。

从那以后,我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虽然有很多具体感受,但毕竟过去长期受无神论教育,对《转法轮》中的许多说法,我不敢认同。一段时间内,我天天在思想中跟师父辩论。因为有过一次练假气功的教训,对法轮功,我一直抱着非常慎重的态度,多听,多看,多思,少说。曾经好几次,辅导员要我写心得体会,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想实践实践再说。

渐渐地,我听到、看到许多法轮功学员修炼后,身体、精神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大型心得交流会比较多。每参加一次,就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很多人的修炼体会,我是流着泪听完的。许多人用自己亲身的修炼实践证明:《转法轮》讲的句句都是千真万确的。我自己也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做,书上说的,在我身上也能印证。比如,身体消业的反应。有时候,像得了重感冒一样,鼻涕哗哗流个不停,但只要坚持学法炼功,很快就过去了。1997年,这一年的实修感触太多了。这是我最忙的一年,几乎每天都在单位加班加点写东西。按常理,上一天班已经很累了,再加班到晚上10点、11点回家,更是疲惫不堪。但我不是,每天晚上10点、11点回家,经常是前面说的那种“一身轻”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炼法轮功近4年,戒烟、戒酒、戒色,不贪1分钱的财,没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心不断被净化。有人给我送钱,我退回去了;有人给我送金戒指,我退回去了;有人给我送礼品,我退回去了;有人“暗送秋波”,我只当没看见;分配住房,按我的条件,我可以分到大三室一厅,两室两厅,或崭新的两室一厅,最后,我选了一套楼层很高、朝向西北的旧两室一厅。

我的工作深得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任,曾参与过涉及中共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最高机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4.25”事件前夕,我还参与了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一份重要讲话的起草。

1999年4月25日,由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严重失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中南海和平上访,我也参加了。当晚,此前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江泽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竟然发誓要“战胜法轮功”。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法轮功问题上,表达了跟江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一下呛了江的喉笼管子。

从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我首当其冲,“7.20”当天被抓。在武警24小时严密监控下,被“隔离审查”135天,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

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是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中共清除出党。

因坚持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被非法监禁5年

1999年12月2日回家之后,我成了“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我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我按照中共制定的法律法规维护我的人权,却没有一位中共官员依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坚持以寄挂号信的方式,就法轮功问题讲真话。中共的做法是先极右:无论我写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尖锐激烈的信,全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再极左:将我抓起来,关进监狱。从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被非法监禁5年,1825天。

5年间,就伪造我的电脑、U盘、MP3的鉴定结论等问题,我写了大量检举信、控告信,包括上诉状,白纸黑字向江泽民等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共的公、检、法、司,从下到上,没有一位官员敢对此说一个“不”字。

我亲历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就是中共公、检、法、司联手制造的一个大骗局:鉴定人骗预审警官,预审警官骗检察官,检察官骗初审法官,初审法官骗终审法官,终审法官骗监狱警官,然后,所有这些人,合起伙来,上骗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下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我亲历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充分证明:只要中共当政一天,中国就不可能“依法治国”,中国就不可能有公平与正义。因为中共是党管一切,党管立法、执法、司法,党管公、检、法、司,党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裁判员。这样的体制、机制、法制,每天都在批量复制冤假错案。

中共当政71年,过去,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现在,每天还在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回望故国,冤狱遍中华,冤魂荡九洲。

“中国共产党亡”是天定的

2015年1月22日,我从北京飞抵美国纽约。在美国,我静下心来,对“百年共产党真相”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共一直在混淆中共与中国的界线。其实,中共不等于中国,两者有本质区别。

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中共是马列子孙。中国人自古以来信神敬神,中共是无神论者。中国人根植中华大地,中共是国外敌对势力——苏联共产党操控下建立起来的。中共99年的历史,前28年,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后71年,不择手段维护中共极权统治。中共根本不爱中国,将17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无条件拱手送给了俄罗斯等国。中共根本不爱中国文化,将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毁灭殆尽。中共根本不爱中国人,71年来,发动几十次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整死8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源头,是儒、释、道交相辉映的神传文化,中华民族因此得以五千年生生不息。中共的理论源头,是171年前马克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其实质是“假、恶、斗”。171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从肉体上杀人和从精神上杀人的历史。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本质昭告天下。从此,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一股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据大纪元退党网站统计,至今已有3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2007年1月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全球出现三次反共浪潮:一是由美中贸易战引发的全球反共潮;二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的全球反共潮;三是中共人祸致“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引发的全球反共潮。

中共即将灭亡,这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疯狂迫害敬神信神的法轮功学员21年的中共,已经走向全面、彻底的腐败,正在迅速解体中。

这里,我再次奉劝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在“天灭中共”的大劫来临之前,赶紧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回归对神的信仰与敬畏。信神的人,才会得到神的保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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