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与城市清洗（1946～1957）
到共产党人于1949年在中国夺取政权时，暴力和杀戮已是司空见惯。邻里之间往往积怨深重，以至政府不得不介入。因此，为建立一个新政权所采取的行动，曾被一度认为是对这种实实在在的暴力的一种反击。例如，一名地方法官曾下令处决近百位农民，后来他成为彭湃的受害者之一。在许多农村社区，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由于这个原因，这段时期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官方历史中被美化。这位舵手被认为采取了一条稳定的路线，直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
对于许多见证人，以及直接受益于或被认为直接受益于其同胞苦难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共产党人自己，包括共产党知识分子在内，并没有因清洗而受到太大影响。然而，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当时最血腥的镇压浪潮波及了全国。这场镇压在其实施的广度、普遍性、时长、计划性和中央集权性方面，标志着在中国所见的那种暴力的一个新起点。有短暂的喘息片刻，但几乎每年都会发起一场新的“群众运动”。1943年延安的“整顿”或已成为一种局部规模的预演。针对某些社会阶层，至少在全国范围内，大屠杀呈现出群体灭绝的特征，这在中国前所未有。连13世纪的蒙古人也只蹂躏了帝国的北方。
一些暴行发生在三年残酷内战的背景下：一个例子是，占领满洲城镇寺湾泽（Siwanze，音译）后屠杀了其500位居民，他们多为天主教徒。此外，1948年一经赢得相当大的优势，共产党人便放弃了他们以前出于宣传目的释放囚犯的做法。此后，人们被数以十万计地关起来，监狱迅速变得拥挤不堪。这些囚犯成为新劳改营的首批居民，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简称劳改）。这些劳改营将再教育与战争结合起来。但在战争期间，最严重的暴行都是在后方犯下的，没有任何军事背景。
农村：现代化与社会工程
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同，1949年的中国革命始于农村，并蔓延到城市。因此，土地改革运动早于城市清洗是合乎逻辑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共产党人对这项政策有着广泛的经验。但为了维持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以后，他们被迫对自己纲领的这一基本方面保持沉默。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他们才重新发起土地改革，作为将让他们掌权的内战的一部分。成千上万名职业鼓动者的团队，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特别是在被PLA解放的地区。这些人大多来自其工作的地区以外，这样他们可以避免与当地居民、宗族和帮会串联的感觉。随着这场运动的进行，他们遍布该国的南部和西部，暂时不包括西藏。
土地革命一个接一个地吞噬了数十万个中国村庄。它既非高层操纵的结果，也非共产党对“群众意志”的回应。大众有很多理由感到不满并渴望改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农民中发现的不平等。例如，在山西长弓村（village of Long Bow），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译者注：中文名韩丁，1919年—2004年，美国农民和记者）跟随了这场革命；在那里，7%的农民拥有31%的可耕地和33%拉重物的牲畜。1945年的一项全国调查认为，约26%的土地归3%的人口所有。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受高利贷（每月3%～5%，每年超过100%）的影响而加剧。高利贷是由最富裕农村地区的很小一群人所控制的。
这些地区是最富有的吗，或者简单地说是最不贫穷的吗？虽然南部沿海地区有人拥有数百公顷地产，但那里大多数人拥有的地产面积不超过2至3公顷。在拥有1200名居民的长弓，最富有的地产仅占10公顷。此外，不同农民群体中的决定性界限往往含糊不清；大多数农村人被划入一个中间类别，在根本无土地者与主要收入并非来源于自己劳动的地主之间。相较于1945年以前在欧洲发现的甚至今天在南美很多地区也依然可见的极端的社会反差，中国农村社会实际上还是相对平等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远非冲突的主要原因。正如1927年在海陆丰一样，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开始搞社会工程，方式是企图人为地使精心定义的农村群体两极分化，然后裁定这种两极分化是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这些群体以极其随意的方式确定，通常根据党所确定的配额：根据政治变迁和本地区的位置，每个村被裁定10%～20%的人“享有特权”。然后很容易找到通向救恩的道路。
鼓动者首先将农民分成四组——贫穷、半贫穷、一般和富裕。在这些类别之外的任何人都被定为地主，由此被打上标记。有时，富裕的农民也被添加到地主名单中，因为缺乏明确的区别因素，也因为可以取悦于最贫穷的村民。虽然农村小地主的命运此后被相当明确地做了安排，但在实施上并非一步到位，这在政治上却更加有效。简而言之，就是要确保“人民大众”参与，这样他们就会害怕共产主义失败的后果；如果有可能给他们一种错觉，即他们也有某种自由意志，那么政府乐意配合他们的决定。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几乎同时，每个地方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各地区的条件差异巨大。
人们现已确切地知道：为了使人产生农民革命是一种自发运动的错觉，活动分子需要做出何种努力；为了最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如何不断地需要避免利用他们的基本机制（当然是恐怖）。战争期间，许多年轻人宁愿逃往日本人占领区，而不愿加入PLA。农民通常形成一个冷漠的群体。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的理想相距甚远，且往往很受地主的束缚，以至于甚至在政府缩减地主农场规模作为土地改革的序幕之后，他们仍继续暗地里在这些农场工作。鼓动者们在他们自己当中，根据农民的政治立场，把他们划为活动分子、普通农民、反动派或地主支持者。然后，他们尝试将这些类别转移到实际的社会群体上；其结果是一种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社会学，允许宿怨和私人争吵重新浮出水面，例如想要摆脱令人苦恼的丈夫。分类可以随意修改；为了完成土地的再分配，长弓村当局迅速将划入贫困类别的农民数量从95人改为28人（从240人中）。在共产党干部中，平民一般被划为“工人”，士兵被划为“贫农”或“中农”，尽管他们实际上出身于较有特权的社会阶层。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