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一名状元因一副对联引杀身之祸,他到底写了什么?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16日讯】华夏大地本是礼义之邦,在中国农村,大多数人本着传统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在湖南掀起残暴的“农民运动”,打破了原本平静安详的局面。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湖南农民运动”。

根据中共党史,湖南农民运动,是中共带领湖南农民开展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那么,这场运动到底好不好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糟得很!”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赞成者说,“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然称颂这场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和中共的观点是否正确?能不能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在得出结论前,还是让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去追溯湖南农运的实际情形。

斗地主 煽动农村“流氓无产者”

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有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种是地主,或者讲叫士绅;一种是忠厚老实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最后一类人啊,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的主体之外,他们不参加村社治理,还通常是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学者把他们叫作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是“流氓无产者”。

一般情况下,这个力量没有发言的地位。但是,共产党盯上了他们,并利用他们掀起一场血雨腥风。1925年春天,湖南农村运动开始了。为打破传统乡村秩序,中共最常用的方法,是让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以“夜校”等方式把流氓无产者聚集起来,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曾发文吹嘘,根据毛泽东要求,夜校借识字煽动这些人对地主的仇恨。比如讲“手”、“脚”两个字,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很快,乡村痞子们就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挑动起来,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这些“革命先锋”捆绑无辜的地主士绅游街,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占领房屋,剥夺他们的合法财产。到1926年底,湖南农村已经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大批流氓无产者掌握农村大权,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斗谁斗谁,大地主、小地主、富农、富裕农民,不分等级都成了所谓的“阶级敌人”,在被打倒的行列。

流氓无产者甚至在乡村砸庙宇,烧、毁菩萨塑像。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录,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三区农民破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毛认为,这是“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革命运动”。

不仅如此,这群地痞流氓还以暴力加利诱,唆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加入运动。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暴涨到二百多万人;5月,运动达到高峰。极端时,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

毛泽东:“痞子运动好得很”

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舆论一片咒骂,批评“农运是流氓地痞运动”、“糟糕透了”。而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汇报说有人被打死了,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被打死的人就更多了。毛巡视前,湖南农运领导人还尝试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并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对于社会上的负面看法,毛泽东也在报告中反驳称,“痞子运动”“好得很!”他毫不避讳地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毛泽东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称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宁汉分裂,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还是“革命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却在后方受农会的迫害。

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曾撰文说,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很同情共产党。即便如此,他的女婿因为是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同样受到农会勒索。谭延闿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

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是国民党左派将领唐生智的部下。1927年5月,何键在河南作战,长沙总工会却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知道后气极了,给湖南省政府打电报,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也在《马日事变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国民党军人熊震在卫戍长沙时,表现得很左,等他到辰州(今湖南怀化)时,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从此开始反工农运动。

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害湖南大知识分子、清朝最后一名状元叶德辉。当时,叶德辉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讥讽,说,“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豖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1927年4月11日,他被中共判处死刑并公开处决,罪名是“封建余孽、豪绅领袖”。

马日事变

叶德辉被枪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国民党军队。

其实在当时,除了掀起暴力农民运动,中共还从其它方面下手,早已搅得社会上终日不得安宁。比如,他们鼓动工人运动,造成赤色恐怖。同时,国共两党还处于第一次合作时期,大量中共党员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们很快控制了国民党的众多要职,令国民政府出现几乎由苏共和中共全权把持的危险局面。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公开宣告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中共关键人物。公开资料显示,5月,国民革命军开始镇压农工运动:当月中旬,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杀;18日,常德近郊农协会委员长被处死;19日夜,益阳县工会、农协会被占领,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被缴械;20日,常德所有革命团体都被包围,工人纠察队作出抵抗,遭机枪扫射,八十多人丧生。

5月21日,驻长沙国民革命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镇压工会、农会,捉捕工农领袖人物,开枪杀共产党人,史称“马日事变”。这些报复行为,正是毛泽东极端暴力思想引来的恶果。作家蔡咏梅在《湖南农民运动揭开中共血腥序幕》一文中提到,就连中共第一任党魁陈独秀,都在当年6月致电共产国际,承认湖南农民运动过激,才酿成马日事变。

7月14日晚,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分共决议。17日,国民革命军武汉驻军,开始围剿共产党人和所谓“革命群众”。从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中共的劣行而告终。

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这样一场痞子暴民运动,到底是纯粹的破坏,还是毛泽东口中“好得很”的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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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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