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描绘了一个荒诞阴暗恐怖的极权主义政体。中国政府近年来，用数字控制等高科技手段，武装了自己的1984。中国民众对这个无所不在的数字1984，充满恐惧、愤怒和担忧，但是小规模的反抗正在悄然兴起。
最近中国警方数据库遭入侵，成为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在多达10亿公民的被盗信息中，有警方记录中的强奸和家暴报警者的姓名，有政治异见人士的私人信息，还有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脸识别记录和身份证扫描。这些被入侵的海量数字和生物信息，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用各种监控手段收集的结果。政府的监控手段包括社交媒体帖子、生物识别数据、电话记录和监控视频等，民众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统统囊括在内。
在疫情中，这种监控更是随心所欲。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清零政策”的指令下，明显滥用新冠病毒追踪技术，引发全国范围的强烈不满。中国一向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命运不感兴趣，对新疆穆斯林的遭遇不表同情，但在疫情中，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亲身领教了政府的荒诞监控。看到自己的数据被用来对付自己，他们不愿意继续沉默了，他们表达了不满和担忧。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一家智库与一个政府特别工作组在2020年底的一项联合调查表明，2万多名被调查的中国人中，60%以上的人认为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80%以上的人对是否以及如何存储人脸识别数据表示担忧。
这些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各种程度的抵制。民众的抵制手段有几种，第一，抗议政府滥用疫情监控手段。郑州民众试图从村镇银行取出存款，却发现他们手机上的健康码由绿变红，绿码意味着可安全出行，红码则相反。本来健康码是为了识别和隔离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但却用于阻止民众提款，这引发极大的民愤和抗议。在抗议者的压力下，郑州有关部门不得不处罚五名官员，这五人篡改了1300多名银行储户的健康码状态。
第二，披露政府的滥权行为，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府的监控恶行。民众认为，追踪新冠病毒的监控技术有时很过头。北京一名博主在微博上发帖称，他被要求在居家隔离期间佩戴电子手环，他认为这个追踪行动的设备是“电子镣铐”，所以拒绝了。该帖被点赞了6万次，有评论说，这种做法让他们想起了对待罪犯的方式；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暗中收集个人信息的做法。这些帖子后来都被审查人员删除了。
第三，为维护隐私而采取各种行动抵制政府监控。比如，艺术家通过行为艺术来批评监控摄像头的无处不在；互联网用户分享如何躲避数字监控的窍门；隐私权维护者对人脸识别数据的采集发起诉讼，社交媒体用户抱怨政府粗暴的一刀切做法，等等。他们中有人认识到，在抗疫中把自己的隐私让渡给政府以获得绝对安全，可能并不值得。
必须承认，这些抵抗规模都不大。重要的是，这些规模不大的抵抗竟然产生了一些效果。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得不收敛。中国几个城市不得不禁止居委会强迫居民在进入小区时接受生物识别监测；东莞拆除了公共厕所里安装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提供卫生纸的机器；广州地方官罕见地为强行开锁入户排查新冠患者而道歉；等等。这些例子都是政府监控受到挑战而不得不妥协的事实。另有例子显示，即使政府妥协之后重蹈覆辙，一些民众也不会放弃抵抗。北京某小区居民发现自己必须刷脸才能进入，于是与居委会不断交涉，直到他们做出让步，但如果居委会恢复刷脸，她表示她会“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抵抗”。
数字1984首先监控的是罪犯和政治异议人士，然后是穆斯林，现在是所有的人。在民众忍无可忍的时候，小规模抵抗出现了，这是抵抗极权主义的开始。奥威尔在逝世前几个月，即1949年7月，曾投书《生活杂志》和《纽约书评》，他说, “…，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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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