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6月06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江苏太仓有一个书香世家——俞家，是明代抗倭总兵俞大猷的后人。从俞颂华开始，俞家祖孙三代人的经历，与中共百年历史基本重合。发生在这三代人身上的苦辣辛酸，对于我们了解百年中共真相，应该很有帮助。
贩运马列的民国报人
俞颂华是中国最早宣扬马列主义的名人之一。
他从中学时代就关心时政，喜爱读报，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5年赴日本留学，开始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
学成回国后，1919年4月，俞颂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人支持下，俞颂华作为《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赴俄罗斯采访。瞿秋白为他做翻译，另一名俄文专修馆学生李仲武自费随行。
在莫斯科期间，俞颂华采访了列宁、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然后把采访写的通讯寄回国内发表。他的长篇通讯《旅俄之感想与见闻》在《晨报》上连载37天。
当时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这一篇篇报导，了解苏俄、了解马列主义，进而对苏俄和对马列主义心生向往的。
之后，俞颂华在许多报刊任职，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之一。
1937年4月，作为上海《申报周刊》主编，俞颂华进入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历时三个月。回到上海后，他发表了《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长篇通讯，以及大量照片，对中共满是夸赞之词。
从1924至1949年，俞家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秘密将他们保护在家中。
但是，俞颂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贩运”回中国的马列主义，不仅没有长宜子孙、泽被后世，反而肇祸连连，他的儿子、孙子，都成为直接受害者。
俞彪文31岁跳楼自杀
俞颂华的独子俞彪文，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曾就职于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
据公开资料，年轻的俞彪文崇尚民主自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他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坚持留在中国大陆，并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
俞彪文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成绩突出，受到过时任中共财政部长李先念的好评。
1957年5月，中共反复鼓动党外人士帮党整风。俞彪文信以为真，积极响应，对改进保险工作提了一些意见。但是不久，风云突变，帮党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派运动。
俞彪文满腔热情为中共，向党交心讲真话，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受到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大批判，和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
这突如其来的大变故，让他措手不及。同年7月22日，他不忍屈辱跳楼自杀，年仅31岁。
那一年，诗人北岛才8岁。他刚随父母搬进保险公司宿舍不久，和俞彪文一家做邻居。他后来在《三不老胡同1号》一文中回忆说：“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还有谁能听见？”
那么，被逼死的俞彪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957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导，其中有俞彪文的发言。
他谈到，中共建政以来，保险公司领导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重视不够。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继承过去的做法，但之后，这些做法被全盘否定，转而学习苏联的做法，又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
他还说，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不太协调，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俞彪文的发言，都是大实话，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时，中共鼓励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不是为了听取意见，而是为了“引蛇出洞”。当“蛇”都出洞后，中共就来了个一网打尽，真话假话不重要，打“蛇”才是最重要。
当时中共认定的“蛇”主要有两类：一是知识分子，二是民主党派。俞彪文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民主党派，注定厄运难逃。
俞彪文自杀身亡后，中共还给他补了几刀。他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畏罪自杀”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俞梅荪与俞颂荪深陷冤困
俞彪文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俞梅荪4岁，俞颂荪1岁。他们那么幼小，就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子女，被骂是“狗崽子”，受了很多屈辱。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们屡受冲击。俞颂荪中学毕业时，曾三次自杀，一次触电、一次割腕、一次喝敌敌畏。第三次自杀时，哥哥俞梅荪正好在家，立即给他灌水洗胃，再送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一条命。但从此以后，俞颂荪精神抑郁，有时要住精神病院。
1976年“文革”结束后，俞梅荪跟他的母亲一起多次上访，要求为父亲俞彪文的右派冤案平反。几经周折，到1979年，俞彪文总算被平反。
随着接下来政治氛围的松动，俞家的生活似乎开始好转。
1982年，俞梅荪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从事立法工作长达10年，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研究中心主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参与了“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
他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时，分管与新闻界的联系；担任顾明秘书后，常有中央大报社的资深记者向他了解立法进展和宏观背景。
1992年9月，中共在十四大召开前夕，把《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到中央各部委、各民主党派，也发给几个大的党媒，让它们了解后跟踪报导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
俞梅荪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说，上海《文汇报》那时没拿到文件，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北京，想看一看这个文件。他派《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多次找到俞梅荪，说是为了搞好十四大宣传，希望能知道文件内容。
俞梅荪把文件拿给他们看了。之后，《文汇报》据此组织了几十篇报导，受到中共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俞梅荪怎么也想不到。
1994年1月31日中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五名官员到中南海，“邀请”俞梅荪出去吃午饭。俞梅荪问：是不是为了解国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事？他们说是，俞梅荪就匆匆上了他们的车。
去了之后，国安局的官员问：你和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有什么联系吗？俞梅荪说，有啊，于是把如何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怎么取得成效，当作好事，详细介绍。
结果第二天，他就被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抓捕了。
原来，《文汇报》的人盗印了文件。虽然没造成实际后果，但办案人员铁了心要把一个工作疏忽做成刑事案件。审讯中他们伪造口供，俞梅荪要求更正，不但被辱骂，还被逼签字画押。1994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俞梅荪案，时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最著名的法学家江平，为俞梅荪做无罪辩护，但他仍被判刑三年。
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诉庭副庭长纪敏前往监狱了解俞梅荪的申诉情况。俞梅荪说：江平为我无罪辩护。纪敏回答说：律师算什么？关键要看法官的。
因为拒不认罪，俞梅荪一天刑没有减，坐满三年牢。
1997年1月，俞梅荪出狱后，还是因为不认罪，片警不准他申请低保，而且各方推诿，不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应聘求职，也屡因是“刑满释放人员”遭拒。
如今，俞梅荪妻离子散，生存无着。为照顾患病的弟弟和要回俞家祖宅，他四处奔告，上访维权，不是被拒，就是被骗。
1994年，俞颂荪因哥哥被抓捕受惊吓，精神病复发，住进上海精神病院。如今，因俞宅被人侵吞，无家可归，俞颂荪滞留精神病院十几年，其间多次自杀被抢救，电击休克治疗导致他记忆丧失。
曾经，俞颂华那么卖力地将马列主义迎回中国。或许他当时根本没在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写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他卖力把这邪恶的幽灵招回来，怎么能有好事呢？
中国学者裴毅然总结俞家三代的命运时，用了六个字——祖迎、子死、孙冤。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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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