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11月23日讯】我秉持的理念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要研究真问题，对国民、人类福祉有重大关切的问题，自己所处环境中熟悉的重要问题都是学者不容回避的。
这次研讨会的参会嘉宾绝大多数都是大陆高校经济学者。中国大陆的大学是不是现代大学？现代大学是不是起源于中国？全世界每一所现代大学是不是都有几百上千的专职党务人员在绝对直接领导学校所有的师生员工？每一所现代大学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校级领导，学校每一个学院都要七八个院级领导，每一个处室都有四五个处级领导吗？
参会的大陆学者到过那么多世界顶级名校，对中国大陆高校又了如指掌，为什么不对我国大陆高校的治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进行研究？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高校都不需要的专职党务人员在我国的高校却成为了最厉害的人群？为什么台湾的高校校级领导只有两三个，一个学院、中层机构只有一个领导，而我们却多得多呢？为什么我们的教授不能办学术期刊，而别人的教授却可以自己办刊，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为什么在我们的高校一个有官职的教授、处长、科长、一个职员就可以让一个无官职的教授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呢？为什么中国大陆高校1949年以来出不了大师级的人物，钱学森之问的根本答案在哪里？
这些难道不是参会学者在内的中国高校学者最熟悉的问题？难道不能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以研究？可是为什么少有这方面话题的公开讨论和学术研究成果，几乎成了研究盲区？
我了解的参会学者中对高校体制触及最深的是张维迎教授。早在2004年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任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兼任校长助理，力主改革，主要思路是不进则退。讲师几年上不了副教授，得走人；副教授几年后上不了教授，得走人。
这样的改革方案真的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吗？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校都不需要的北大约上千名专职党务人员需不需要首先改？北大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校校级领导多10多人，每个学院领导多三五个，每个处级部门干部多两三个要不要改？庞大的学校内部机构设置要不要改？这些都不改，却去改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高校都需要的教职工，请问这难道不是像当年国企改革减员增效改革一样，全世界企业都不需要的政党专职党务人员不从国企精简掉，中组部还要发文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却把全世界企业都需要的工人裁减掉？难道这样的改革方案不荒唐？
北大内部根本无法形成优胜劣汰的制度安排，张维迎教授却要对在学校无任何话语权的教师群体搞优胜劣汰，这难道不是像国企改革裁掉工人一样，捏软柿子吗？
即使北大内部形成了良性体制，没有外部环境的配套改革，北大的改革能成功？整个高等教育行业没有形成优秀员工胜出的机制，被北大淘汰的讲师可能比其他很多学校的副教授都还优秀，请问这些学校有动力聘用北大这位被淘汰的讲师？其它情况类推。
没有高等教育行业、全社会和北大内部全方位的整体制度改革，张维迎教授北大改革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结果。
张维迎和邹恒甫事件也是这次改革失败的必然副产品。北大可以容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高校都不需要的几百上千名专职党务人员，可以容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高校不需要的几百亩处级、校级冗官，却容不下一个有世界影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一流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你即使没有私心，受害人也会和你过不去。
张维迎教授在北大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是失败的英雄，令人敬重。可是除了张维迎教授，经济学界有多少学者勇敢地站出来，研究自己熟悉的高校的资源配置？研究高校的制度改革？研究高校的党本位、官本位和逆淘汰？
中国有句俗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经济学者对自己身处的高校和高等教育行业都认识不清楚，都无法使之正常化，何以认清楚全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问题，何以对其它领域提供有价值的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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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