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昭:也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新唐人2012年3月8日讯】 近日来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风声密集,频频见诸报端,给生活在凛冽肃杀的政治氛围中已久的一些中国人,带来“阳春”将至的遐想。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两天后又登出一篇要求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文章《回应群众期待,深化司法改革》;“全国政协”的发言人赵启正在3月2日,今年“两会”召开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取得新的进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今年的“两会”上更是有惊人的言论:改革就是要从执政党和政府的头上开刀。可是正当领导们的讲话再度鼓舞起人们的遐想之时,冷冰冰的现实却又极不协调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美国之音”3月7日报导,“两会”即将召开之前微博遭到严控,有知名学者的账号被封;而2月份就在汪洋治下的“开明”广东的佛山,一位网站编辑因为转发了一篇揭发检查官腐败的帖子被逮捕;在“两会”期间有一份一百多名公民签名的建言书在网上向人大、政协和中共的“十八大”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这份呼吁不仅被当局消音,“美国之音”的消息还说有多位支持这项倡议的签名者被地方国安人员喝茶警告。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应作何解释,又有何玄机?答案恐怕只有从“维稳”二字中才能找到线索。今年的“维稳”预算再创新高,超过7000亿元之巨;为确保“两会”顺利召开,有消息说整体调度了约70万军警保驾; 河北省更是忧心如焚地派遣干部下乡蹲点“维稳”,要求干部们住在农村基层一直到10月份,也就是预计的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把这些事件拼凑起来,不难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所谓“维稳”是当前共产党的第一大任务。而在这个时候官方密集地放出“改革”的风声应当与“维稳”的目的有关。《人民日报》的文章《回应群众期待,深化司法改革》不小心透露出了党的心态,“回应群众期待”意味着民众对当前的司法环境相当不满,当局不得已要作出回应,宣示一个态度,表示有意要改,要大家保持“期待”。

所以简单地说,笔者认为“政治改革”的口号突然被高调提起,也是基于“维稳”考虑的一种策略。今年中共的党、政、军都面临着大换班,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如何平稳地捱过2012成了中共高层的一大心病。如果百姓确信权力的交接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对党的积极作为丧失了一切希望,自然就会倾向于自己用行动去争取公正,乌坎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这种时候尤其需要给民众一点希望,使人们相信:党中央也看到了问题,党中央会改的,一定会改的,你们要保持希望,保持耐心……最关键的是在“十八大”前后,大伙儿都别“闹事”!

有意思的是,从温家宝几年之前谈“政改”,到眼下这一轮“政改”风声,从来没有一个人解释中国要改成什么样;也没人说明该怎么改。笔者这里就尝试勾勒一下中共这一轮“政改”可能的路线图。

回顾10年前的“胡温新政”,只停留在废除收容遣返制度和废除农业税的层面。也就是说,如果“新政”和“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维稳,那具体措施就不会超出多向群众让一点利、安抚一下情绪、让大家“安生”一点的层面。就像废除农业税就是为了减轻农民的一点负担,而中国农民又是一个人数众多、生活困苦、易于满足的群体,一点小利就足以博得他们的好感,为当政者赢得口碑。然而随后而来的却是大规模征地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深受其害,保守估计全国有上千万的失地农民,为祸之烈远不是取消那点农业税所可以抵消的。 所以党是“欲取先予”这条厚黑准则的忠实实践者,而民众却总是“天真”的、“不明真相”的。所以中共的这一轮改革完全可能故技重施,挑出一个、或几个眼下矛盾尖锐,而涉及人群又比较广的领域,向民众出让一部分利益,以安抚民情。

另外,汪洋所说的要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这刀怎么动呢?是要开放媒体、力行舆论监督,还是允许自由集会示威、让民众直接向官员施加压力?这些期待恐怕都不现实。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稳,维共产党政权之稳,那么如果改革对这一目的构成威胁,当局就决不会让它发生。所以笔者认为“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无非停留在这样的层面:限制官员的公款开销、限制官员的福利、当官员支配公帑时增加一些体制内的审批程序。除此之外,所谓改革的内容还可能包括对现有法律体系的修补,对户口管理和公民出入境管理上更为宽松等等。正如赵启正所说,任何改革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只要这个前提一定,就意味着体制不变,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可改。即使官员的挥霍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限制,但广大干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是无穷的,只要党还需要他们行使不受监督的权力去控制社会,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把一切损失都找补回来,并且变本加厉。虽然党可以在户口和出入境管理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但它可以利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掌握公民的个人行动,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限制特定群体的人身自由。

所谓专制政体的渐进改良,无非两造:一是削弱专制力量,二是扩大民权。只要在这两方面中做到了任何一方面,都算是有实质的进步。如果一切行动都不涉及这两个方面,所谓政治“阳春”的宣言则不可避免会沦为又一次“叫春”——口惠而实不至。有许多中国人对急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恐惧,希望走一条渐进式的变革之路。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它应该是什么样呢?笔者个人认为,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和步骤。

首先:限制警权、司法独立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也就是说从削弱“专政手段”开始。专制政权的共通之处就是警察治国、警权过大且不受约束,当政者需要百姓感到人身安全时常处于威胁之中。所以限制警察权,拔掉当权者的爪牙、或者至少给它载上个套子对民众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如果汪洋所说的“拿执政党和政府开刀”能从这一步开始,就可以承认他是真正的改革。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警察权受到从国会、法院到舆论多维度的监督,在中国即使一下做不到这么全面,至少可以成立一个由律师、法律学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组成的独立监督委员会,公开受理公众对警察滥权的投诉。

再说司法独立。司法制度改革的衡量标准只有一条线,司法独立或不独立。独立了 就是有司法改革,不独立就是没有改。笔者认为,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司法独立甚至比立马开放言论更加迫切。因为对于想走“渐进式道路”的人来讲,必须清楚一个事实,权利到来之初必定是脆弱的,当权者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公权力和话语权。 就算某一个地方办起了敢言的报纸,当权者可以罗织罪名说它是造谣、传谣、误导公众来封杀他。就算某一个地方人们可以争来一个县级、市级的直接选举,当权者回头可以编造罪名说,这个带头的人有经济问题、或者嫖娼什么的,把他抓起来。所以司法独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盾牌,只有当局没办法操纵司法来给人随意定罪,人们的恐惧才会削弱,这时候人们才会放开胆来说话、放开胆结社和上街游行,其他权利才可能被充分被实践。

另外司法独立使得“渐进式转型”过程中的冲突能纳入一个透明和制度化的解决途径,避免无序的斗争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解决冲突的过程也是树立全社会对未来信心的过程,如果不能由一个独立的系统来实施,这个过程又会回到宫庭政变和厚黑学的那一套,成为一种不透明和破坏性的力量。如果司法权能够率先从集权体制中分离,就算司法系统里的人和旧体制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公正性没办法做到那么成熟、完美,这也算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司法权作为社会矛盾的唯一裁决者,除了法院外没有人有权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汪洋说的“从执政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能做到这一步,也可以承认有实质的改革。

在削弱专制力量的同时,需要逐步扩充民权。中国当前要求最迫切的领域一是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就算承认人民能够成熟地行使民主权利还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但至少市一级的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直接选举眼下就可以实施。因为市一级、甚至省一级的选举议题涉及不到国防、外交、金融货币政策这些高深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性的议题:市政设施建设、学校教育、地方治安等等,和选民的生活环境和切身利益的关系都非常直接,民众完全有能力判断哪种方案对自己有利。而且这一级的直选由于主要是地方性议题,也不需要动用很大的资源来进行竞选宣传,使选民理解参选人的政纲,在街谈巷议中人们就可以把各种方案的优劣讨论得清清楚楚。

另外落实宪法中的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也很迫切,这是避免社会情绪突破临介点,造成不可挽回的动荡的关键。但是权利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观念,这些权利要能够真正成为人们的行动,前提是人们要免于恐惧,不用担心自己因为参与了上街游行会被喝茶、丢工作、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所以司法独立和限制警察权可能需要先行。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以上论述并不是笔者对于中国未来的预测,而是顺着一些想走“渐进式道路”的人的想法,从所谓“顶层设计”出发所勾勒的路线。而在实践中也许某一个地方的民众突破恐惧,一次大规模、持续的抗争就能够使现状迅速改观,不必再遵循事先构思的步骤。但是仅仅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要推行实质的政治体制变革,以上的内容和步骤也实在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共产党从司法、宣传等领域全面撤出,向民众让权,否则完全不可能触及当前矛盾的实质。

遗憾的是笔者认为这一切是共产党所做不到的。共产党的思维是,要么对社会完全控制、要么完全没有控制。为了维持一竿子到底的绝对控制,它所制造的问题太多,所有问题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在某一个领域失守,就很可能导致全面崩盘。比如对文宣的管制一旦失去,人们知道了中国当前真实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立刻就会向政府问题;人们一旦知道了过去共产党制造的种种冤案的实情,一些官员马上就面临着司法审判。

所以这一轮所谓“政治改革”估计最终又会落到让民众耐心等待“从量变到质变”的说辞中去。但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有无限的时间。如同升学,小学六年级毕业考试,及格的能升入中学,不及格就无法毕业,这个时候就只有及格和不及格这一条线。此时就算一个学生的考试成绩从30分“量变”到了50分,但只要没到60分及格线,他也无法毕业。这时候人们不会再去问从30分到50分有多大的“量变”,也不会有人去区分考30分和50分有什么不同。而中国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升学考试的时刻,只有及格了,才能走向未来。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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