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8日讯】七
除了买不起房和看不起病，压在当今中国百姓头上还有一座大山——上不起学。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轮教育产业化的热潮。这之前，上大学虽比较难，但费用并不算贵，至少普通民众还承受得起。这之后，大学不断扩招，跨入大学校门不再是难事，但学费却呈几何级数增长。
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而大学学费却猛涨了约20倍。1997年大学生的平均学费只有800元，而到2000年已急速跃升到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这还只是个基数。现在的大学，已经分为A、B、C三类。所谓的5000元左右的收费仅是针对一类本科而言，二类本科的收费就要6000-7000元了，三类本科的学费更高，每年达10000元。有数据说，中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是世界最高水准的3倍以上。这还是10年前的行情，如今的价码涨得就更高了。
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也压得许多贫困家庭直不起腰来。2005年8月17日，《财富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让我们上不起学》的报导，让人读了不禁唏嘘。
报导说，2005年8月4日，贵州省某医院门前，“为女求学愿卖肾”的告示刺痛人心。这位卖肾的中年妇女是贵州省一个偏远山村的农民，她的女儿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张溪和母亲抱在一起以泪洗面。张溪真的高兴不起来，8000多元的学费对每月仅靠200多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的母女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因高学费压力导致大学梦破灭的绝不止张溪一个人。
2005年8月，当一纸录取通知书发到黑龙江省某乡李伟家时，父亲低着头对他说：“儿子，咱们还是别念了，爸实在是拿不出这些钱来了。”李伟知道，为了让他们哥俩读完高中，高二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卖掉了住了20多年的房子，还了以前欠下的债务，给他和弟弟交了学费，他们爷仨现在还住在爷爷的家里。看著作为一家支柱的父亲双目噙泪、满面羞愧与无助的神情，李伟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残酷。
据统计，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重费”之下，数以万计的贫困家庭放弃了让子女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靠打工赚钱读完4年大学的河北籍农村学生李刚选择了考研。可昂贵的考研补习班费用、报名费、资料费让他无力应付，加上读研收费风声渐大，迫于学费压力，李刚拨通了“月薪2-3万元的男公关”广告的电话。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招聘公司骗走了2200元钱。当同学问起李刚知不知道月收入2—3万元的“男公关”都做些什么时，李刚低着头说，自己并不是想做不健康的事，只是学费的压力太大了。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学费堪忧，中小学教育收费一样是老百姓肩上的重担。
家住北京的李勇交纳了8万元的赞助费才使自己的孩子进入了某重点小学，月薪3000元的李勇粗算了一笔账，不将学费与其他杂费计算在内，仅赞助费一项，孩子上学的6年间每月就要花去他60％以上的收入。收费的初中、高中就像一个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需要大笔的金钱去填充。
试想，身为中国人，当你和你的孩子在沉重的学费压力下苦苦挣扎时，你会幸福吗？
八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说明什么？除了说明中国的房改、医改和教改均已失败之外，还说明了一点：老百姓缺钱。
按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11759元，增长了3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5.8元提高到了2006年的3587元，增长了26.4倍。论速度，显然不算慢，论增幅，也不算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称，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但如果你去问问中国的老百姓，你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持否定态度的肯定居多。
为什么？撇开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中外工资和物价的巨大落差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日子过得拮据，入不敷出、促襟见肘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人民网最近的一项调查， 70.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准处于“温饱”状态，缺乏安全感、存在生存焦虑；认为自己处于丰衣足食状态的受调查者占比22.4%；认为自己处于“小康”或“富裕”状态的受调查者占比总计不足5%。
那么，为何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得既不算慢也不算小，可他们的日子还普遍过得那么拮据呢？
第一，这是因为物价跑得比收入快，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从1978年到2009年11 月，中国的CPI（消费物价指数）累计增幅为5.7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资料显然被大大低估了。理由很简单，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51元，按5.7倍换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1978年的51元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今天的290元还不足北京市2008年每月390元的低保水准，只能喝西北风。可见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对于一个连房价年增1.5%这样的离奇资料都能做出来的统计局，给不出真实的CPI大概也不稀奇。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单个物品的价格对比。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先生曾经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至•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包括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等6大类，然后和同类物品今天的价格进行对比：
第一类是食品类。1978年时面粉价格 0.185~0.22元/斤，根据中国粮油资讯网，2009年11月上海面粉价格为1.19元/斤~1.92元/斤，价格涨幅为5.4~10.38倍。
1978年猪肉价格0.85~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资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9.59、11.39元/斤，价格涨幅为9.59~13.4倍。
1978年带鱼价格0.305~0.38元/斤，根据中国价格资讯网，2009年11月底带鱼价格8.08元/斤，涨幅21.3~26.5倍。
第二类是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0.55元每盒，茅台酒8元每瓶；当下价格分别为57元每盒，和828元每瓶，价格涨幅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类是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是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0.1元，目前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是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目前90~500元，涨幅11.25~62.5倍。
第六类是居住类。1978年水费0.12元每吨，目前3.7元每吨，涨幅30.8倍。
可见，多数物品的价格都增长了二三十倍，个别的甚至涨了上百倍。
依据这个对比，《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先生估算出1978年51元的购买力大概与今天北京3000元相当。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购买力31年里缩水了58倍，换算成通货膨胀率的话高达每年14%，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速（注14）! 须知，这还没有把早已涨得面目全非的房价、学费和医疗费用包括在内。难怪有人感叹：“80年代万元户还是富翁，到现在谁家里如果只有一万元，跟赤贫也没大区别了，财富就是这样被消灭的。”
第二，在物价一路快跑，人民币购买力持续下降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开支却在显着增加。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上学、看病和住房基本不要钱，现在不但样样要钱，而且价格涨得让老百姓心里发慌。就说看病吧，根据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两者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说，农民一年的收入，连住一次医院的费用都不够。
在收入跑不过物价，生活开支又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买一套房、供养一个上大学的子女、或是遭遇一场大病就足以让一个殷实的家庭变得窘迫，老百姓的日子怎能过得不拮据呢？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又怎么可能满意呢？
有网友以上海为例说，文革时上海人最低生活费8元，现在450元，文革时小青年的工资是39元，如果按照最低生活费和工资之比，现在的工资只有不低于2200元才能与文革时期持平，要是加上现在高物价低福利的因素，3000元工资的人的生活也未必比以前好。要是有一个孩子上高中读大学，还要买房，你的月工资只有不低于8000元才有可能，买房也要20年到30年才能偿还完贷款。那么，上海人的收入是个什么水准呢？据媒体报导，2011年上海人均年收入36230元，人均月收入约3019元。也就是说，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甚至8000元的并不多!
试想，身为中国人，许多人日子过得如此拮据甚至艰难，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九
除去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学、收入低之外，困扰当今中国百姓的还有养老保障的问题。
老有所养不仅是所有人的期望，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眼下，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越来越多，但整个国家养老保障的形势却阴云重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坦承：中国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准还比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同时由于老人容易生病，医药负担又很重。当前，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准，还是一个亟待完善的工作。
形势最为严峻的是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2008年时，央视国际曾报导过，中央财政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民养老没有一分钱投入，1.1亿农村老人老无所依（注15）。2012年7月10日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资料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仅为 34.6%，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
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保障，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晚景凄凉，生活艰难。2008年12月22日的《法制晚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湖南农村的付达信当年69岁，是个独身老人，平时主要靠村里发放的600元补助金过日子。可在当地，买一个鸡蛋就要8角钱，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已经两年没有吃上肉了。”付达信说。无奈之下，他决定通过抢劫犯罪把自己弄进监狱，因为监狱里虽然没有自由，但不愁吃不愁穿，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果然，实施抢劫被抓进看守所后，付达信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每天一日三餐能吃饱了，而且吃到了两年以来的第一顿肉。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很知足，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长一些。”
与农村相比，城镇的养老保障水准明显要高出一截，但由于养老服务滞后等因素，老人的晚年生活仍面临诸多难题。
就说养老机构吧，现在的“空穴”老人日趋增多，很多人都想去养老院安度晚年，但中国养老院的发展现状却难如人意。据调查，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养老院的最低费用每月都在1500元以上，还不包括护理费、简单的医药费及不再退还的用品费，好一点的高达5000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周刊》近期对北京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床位缺口大、费用远超退休金、及养老院并未真正实现为老人服务，仍以经济效益为重等诸多问题，使欲将余生托付给养老机构的老人们举步不前，望而生畏。生活不能自理、现住北京昌平养老院的72岁的童奶奶，在选择养老院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想入住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已有9000多人排队，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童奶奶无奈地说道，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
据媒体报导，首次“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目前全国城乡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即“失能老人”）约有3300万，其中完全失能的有1080万，占在家庭居住老人的6.4%。而这3300万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由于没有依靠或家庭贫困，养老机构不愿接收，面临十分凄惨的晚年（注16）。
那么，再过二三十年，当现在的中年人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老年生活是不是就比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好呢？也未必！
中国银行等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我们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以北京为例，看看北京居民的养老状况会是怎样的?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像现在这种生活水准的话，一年就需要9万块。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养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块，再假设你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当然，我深深地表示怀疑，你的薪水能不能涨3%，但是假设能，好吧。那退休时你的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是你需要242万元，你连这个零头都不够，怎么养老?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资料，说在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十人中有一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十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四个，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各位知道这对我们年轻的夫妇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每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你们怎么养得起啊?我都替你们担心，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未来的日子有多难。”（注17）
试想，身为中国人，晚年生活充满隐忧，谁会觉得幸福呢？
十
令人堪忧的不仅是国人的实际生活境况，还有他们的心理状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经济持续增长，短缺经济一去不返，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多数人的生活水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罗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同时也越来越严重，使得生活水准提高的意义不免大打折扣。
简单地讲，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参照群体可以是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也可以是过去的“我”或“我们”。人们将自己与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相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叫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与过去的“我”或“我们”相比较时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叫纵向的相对剥夺感。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民众的相对贫困化。
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那样，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始终是在权力的主宰和操控下进行的，呈现出向权力和资本倾斜的明显态势，其结果，使得中国由一个原本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迅速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在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情况下，便纷纷一夜暴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挣到的钱还不够权贵们塞牙缝。根据官方统计部门的资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别已达21倍和23倍，而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实际差距其实更高，已分别达到约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比作一场赛跑，那么冲在前面的健将无疑是权贵，而被远远甩在后面的则是百姓。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数民众在绝对收入水准比改革开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时，却普遍陷入了相对贫困化的窘境。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万万不会想到，当年他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无情现实。而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正是这种相对贫困化的必然结果。试想，有权有势的，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无权无势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对付出和回报严重倒挂的这种悲摧现实，民众会感到公平吗？能没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吗？ 当今中国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说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相对贫困化，那么纵向的相对剥夺感则要归结于工人农民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地位的明显落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共执行的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和政策，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了中国舞台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在这种社会格局下，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整治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和知识份子自然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而被中共忽悠着充当政治炮灰的工人农民则获得了比他们高出一筹的社会地位，不仅在入党、提干、参军、上大学和找工作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被捧为“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更是被渲染成了“领导阶级”。凡是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没有谁会忘记，身为地富反坏右或知识份子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而身为工人农民则要有面子得多，起码在政治上是这样。可以说，毛时代的社会中间阶层就是工人农民。
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执政方针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主”，发展经济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地富反坏右不复存在了，知识份子变成了香馍馍，新生的资本家更是成了共产党的桌上宾，而工人农民虽然还顶着“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的桂冠，实际上却完全沦为了为权力和资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毛时代的生活虽说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会地位比现在要高。今昔对比，他们的相对剥夺不免油然而生。
试想，在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困扰下，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十一
比相对剥夺感更普遍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虑。有专家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这绝非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生活压力持续加重，社会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增大，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公共服务极不健全，加之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官民冲突日趋尖锐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今的中国人，无论穷富官民，可以说普遍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以及无助无奈的感觉，担心房价上涨、担心职位不稳、担心成为剩男剩女、担心婚外情，担心老无所依……形形色色的焦虑症可谓层出不穷，焦虑已成了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据2006年12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导，该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而且，和5年前相比，47.8％的人感觉“更焦虑了”。
底层民众收入微薄，无权无势，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无望，生活压力比其他阶层都大，他们的焦虑可想而知。
今年7月1日，恰逢中共建党91周年。网友“旭风东阳”在西祠网晒出的《普通打工者在南京生活的成本一览表》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和热议。帖子称，如果要满足衣食住行、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每个月至少要花费1045元。如果你还有上网、吸烟、买化妆品的嗜好，那么意味着如果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连自己都养不活。这篇帖子还将不同收入水准对应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罗列：“月收入1000-1500元，你连衣服都穿不起，裸奔。月收入1500-2000元，城中村就是你的家，除非你爸叫李刚。月收入2000-2500元，你可以找个女朋友，结婚就算了！月收入2500-3000元，你就筹画20年后叫你儿子给你买房吧！月收入3000-3500元，你可以想着在这扎根，光想就行了。月收入3500-4000月收入，你可以在这扎根，发芽就算了（扎根=买房，发芽=生儿育女）。月收入4000-5000元，扎根发芽，等35岁以后吧。月收入5000元以上，你还可以畅想下你的未来。”不过，有几个普通打工者的月收入能达到5000的水准呢？帖子的最后，作者无奈地感叹道，“唉，生活真的太难了！”你想，他们能不焦虑吗？
论收入，大城市的白领比普通打工者要高出一大截，但他们依然焦虑。
焦虑来源于过大的生活压力。据2012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导，一家世界知名调查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胡颖廉分析，人们之所以感到压力大，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医疗、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缺乏稳定感，另一方面则与当前社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扩大，不少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有很大关系。
刊载于2012年2月28日《新京报》上的一篇消息《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 月入7500元无安全感》足以为证。这篇新闻举了硕士毕业生小姚为例子。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目前每个月的平均税前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700元及个税227元后，实发工资约6500元。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其他两个同学合租一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个10余平方米的单间，租金1500元；每个月基本伙食费约1200元，但如果算上应酬(同学、同事近期结婚的特别多)，还要多花约500元。加上交通费、手机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600元，以及每个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个月的积蓄不足2500元。小姚说，生活在北京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篇新闻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任中层管理人员的毛女士，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她说，“我的工资两三年没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准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
按说富人们住豪宅，坐豪车，穿名牌，日子过得风光无限，在一般人眼里，应该没什么可焦虑了吧。其实也不尽然，在光鲜的外表背后，他们的生活同样也抹不掉焦虑的阴影。如何搞定与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关系，如何在守法与突破现有框架之间游走，如何平衡财富创造与社会舆论，如何明晰企业的产权，如何处理家族内部的财产和人际关系—–哪一桩不是麻烦事？哪一样不令他们烦心费神？
当官的也不例外。这是一个政治股票时代，他们随时上升，随时跌落，无法凭一己之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走。无论位置高低，他们似乎都难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雾濛濛的大海里航行，每一个暗礁都有可能让他们船翻落水。
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指出，焦虑情绪从轻到重会分为4个层次，先是身体紧张，常觉得无法放松，习惯于眉头紧锁；然后爱出汗、眩晕、呼吸急促、老想去大小便，这是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强烈造成的后果；之后就会对未来产生无名的担心，如担心工作和健康；最后发展到对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和别人的言行都充满了警觉。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焦虑是情感中的“破坏分子”，一旦染上这种病症，就会被不安的感觉追赶着，陷入了危机四伏的生活。
试想，身为中国人，被各种焦虑困扰着，大家会觉得幸福吗？
十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和生活品质究竟如何？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不升反降？在完成了以上的盘点之后，现在可以做个小结了。
就生活水准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GDP一路高歌猛进，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大多数中国人的钱袋子确实不同程度地鼓了起来，加之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市场供应大为丰富，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比前好了不少，就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准确实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仅仅只是有限的提高，而且伴随着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和明显的相对剥夺感，远不像中共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试想，如果真是这样，今天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房奴、蚁族、屌丝、穷二代、农二代呢？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在感叹生活的艰难呢？不仅如此，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准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的同时，有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但没有同步提高，反而比以前还下降了，几千万的下岗工人便是最突出的典型。
就说居民收入吧，单就数字而言，与过去比，涨幅当然不算小，但与其他国家比，就不容乐观了——不是一般的不容乐观，而是很不容乐观。你想，论工作时间，全世界如今数中国人最长，而论工资，中国人却是倒数第一（注18），你说你能乐观得起来吗？这还不是让人最郁闷的，毕竟这是跟别的国家比，人家收入再怎么高，咱们眼不见心为净，当不知道就是了。最郁闷的是，本国同胞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都领先世界了，基尼系数早过了合理的上限。你想，都是中国人，贫富那么悬殊，广大民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相对剥夺感能不明显吗？更何况，物价跑得比收入快。汽油，菜价，房价，奶粉，中药，水电，白酒，烩面……凡是你需要的，几乎没有不涨价的。一个“涨”字，不断敲打着老百姓脆弱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对老百姓而言，收入提高二三十倍有多大实际意义呢？至少有限吧。
就生活品质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吃的是问题食品，喝的是不卫生的水，呼吸的是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健康和生命每天都在遭受着防不胜防的伤害，再加上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人们的自由和尊严一如既往地被随意践踏，下一代的教育更是让人忧心不已——生活品质在诸多方面不但没有与生活水准同步提高，反而还下降了，经济发展带给人的有限的物质满足感因此被大大抵消了。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生活品质与经济发展水准是脱节的。”难怪在经济高增长持续了30多年的今天，中国竟然出现了“第三波移民潮”，移民的而且大多是有权有钱的人。至于移民的主要原因，据媒体报导，除了小孩的教育，就是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不言而喻，这是他们在用自己的脚给中国的生活品质亮分（注19）。
以吃为例，对于如今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除了山珍海味，基本上可以说是想吃什么就可以放开了吃什么，完全不必担心钱的问题，而这在毛时代显然是难以想像的。不过，虽说不愁吃不饱，也不愁吃不好，但大家却吃得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不放心了。各种各样的激素、色素、防腐剂、吊白块、甲醛、苏丹红、瘦肉精、漂白剂、增白剂、保鲜剂、催熟剂、甜蜜素、香精、双氧水、福尔吗林、工业盐、明矾、滑石粉、石蜡、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敌敌畏、剧毒农药 1605和3911等等，充斥着我们的一日三餐——从自家的菜肴到酒店的美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就连中共副总理王岐山也承认：“现在已经不是说有没有吃、够不够吃、有没有花样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样才能吃得放心的问题。越白的面越不踏实，越亮晶晶的大米越不敢吃。”（注20）这样的生活水准你说到底是提高了还是没提高？就算是提高了，提高的幅度能称得上是翻天覆地吗？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30多年，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其实有限，与此同时，民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相对剥夺感却相当普遍和严重。更重要的还在于，生活品质在许多方面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明显下降，正如线民调侃的：“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学——上不起，病——看不起，房——买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爱——伤不起，良心——对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碾压的女童——救不起，我们竟然还活着——了不起。”这便是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了这样，经济发展再快，民众的幸福指数能提高吗？
十三
针对上述结论，想必会有人说，恐怕也不是每个中国人的感觉都是你断言的这样吧！不错，当我们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时，并非意味着所有中国人皆是如此，而是就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总体而言。如果分阶层看的话，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在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下降的同时，少数权贵的幸福指数却在不断上升，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最新一期发表了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伊斯特林带领的团队对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在1990年之后的20年里，中国上流阶层的生活满意度在增长，越富有的人满意度越高，而穷人越来越不满，低收入、低教育阶层的满意度下降得最显着。（注21）来自中国官方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官的和经商的（注22）。
网上有篇帖子对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幸福指数做了更深入具体的估算，读了颇令人感慨：
1、城市完全失业人员，占总人口实际3%，幸福指数0.1%。这部分人生存都没保障，更别谈安全、自尊、归属、人生价值了。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2、城市不完全失业工人，包括矿工、民营企业工人，民营企业工人又包括民营生产企业工人、给小商贩打工的工人，他们占总人口的22%，幸福指数3%。这类人，除第一类外，收入最低、最无保障、社会地位也最低。
3、完全的农民，占总人口的10%，幸福指数5%。所谓完全的农民，就是完全靠种地的。安全感、归整感比第1、第2类略强。
4、有地，农闲时出去出卖体力打工的农民家庭，占总人口的50%，幸福指数15%。
5、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占总人口的10%，幸福指数16%。
6、普通公务员，占总人口1%，幸福指数60%。
7、城市中小规模的老板，占总人口的2%，幸福指数65%。
8、中小官员，占总人口的1%，幸福指数70%。这类一般生存无忧，受尊重，由于有一定的掌握百姓命运的权力，所以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实现感。
9、演员，占总人口的0.6%，幸福指数90%。
10、大老板，占总人口的0.35%，幸福指数95%。
11、大官，占总人口的0.05%，幸福指数99%。
这些具体数字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跟来自各种权威管道的资料，尤其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说是基本吻合的。它表明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幸福指数相差十分悬殊，在整个国家或者说大多数人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的同时，占人口一小部分的官员和富人的幸福指数却相当高。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共的改革开放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严重损害国人的健康权为代价的，是以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和社会不公以及罔顾民生民权为特色的，是无关民主自由的推进和人的尊严的提升的。总之，是以降低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和增进少数人的幸福感为结果的。
这样的改革开放难道是中国人民所期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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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本质上是一回事。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是对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包括生活水准、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环境改善、社会公正、未来保障等。
注2：简单地说，生活水准主要是指人们的收入水准和消费水准，而生活品质主要则是指生活的好坏程度。按照维琪百科的解释，“生活品质与客观意义上的生活水准有关，但也有所区别。简单地说，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准是保持较高生活品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了保持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准及身心健康之外，生活品质也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获得快乐、幸福、舒适、安全的主观感受，而后者是与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对社会与环境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
注3：引自《我国食品安全与食线性疾病控制对策》，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注4、注6、注7：引自《自来水真相》，载2012年第18期《新世纪》。
注5：引自《七一中共当局给全国人民的耻辱献礼 消息遭泄露》，载2012年6月25日阿波罗网。
注8：引自北明《中国冥路》，载《新纪元》162、163期。
注9：引自《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 65万》，载2007年7月11日网易。
注10、注11：引自《可怕的空气污染》，载施一公的博客。
注12：摘自西班牙《世界报》，转引自《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幸福？》，载天涯社区。
注13：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800亿，而香港仅800万人，政府向医院拨款竟达400多亿。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2％降到了6％。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卫生费用增长48倍，政府卫生预算只增长21倍，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增长118倍。今天中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达到52%，远高于美国人所承担的15%，而英国、日本甚至印度都实行了几乎全民免费的社会医疗制度。
注14：引自《徐以升：系统性质疑CPI》，载2009年12月22 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15：引自《中央对农民养老零投入 一亿人劳碌半生老无所依》，载2008年12月26日央视国际。
注16：引自《如何给“失能老人”一个幸福晚年》，载2012年7月26日新华网。
注17：引自郎咸平《中国人退休后可能面临悲惨生活 应效仿欧美改革》，载百度文库。
注18：引自《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4页，第13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9月版。
注19：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8期。
注20：引自《王岐山谈食品安全：菜农不吃自己种的菜》，载2011年3月6日《山东商报》。
注21：转引自《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不等于幸福》，载《凤凰周刊》2012年第16期。
注22：引自《公务员幸福感最高》，载2011年2月18日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