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6日讯】（新唐人记者王海天综合报导）正值《南方周末》风波愈演愈烈之际，《南方都市报》前总编、现就职香港阳光卫视集团的资深媒体人程益中撰写的文章《中共钳制媒体揭秘》，在网路上广泛传播。由于文章披露了中宣部及曾经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箝制媒体的部分内幕，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中宣部以特务手段密控媒体
据《德国之声》元月5日的报导称，程益中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所谓中宣部其实只是党务机构，并非国家政府的部委。它是中共钳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社会文化的机构，其负责监管范畴包括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输灌、篡改和重塑历史，以及对大陆各类媒体的严格管控。
据程益中《中共钳制媒体揭秘》一文介绍说，在江泽民统治的后期，丁关根主管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就越来越严。一个显着的变化是，宣传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电报，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简讯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琐，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简讯通知，手续简化，效率高、见效快。
十六大以后，新华社通讯员出身的刘云山执掌中宣部，在掩盖真相和制造谎言方面更具专业性，当局管制媒体的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多，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和有针对性。每逢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召开重要会议，宣传部的禁令和规定就铺天盖地。
文章举例说，2003年初萨斯盛行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多达30多条，甚至对头版等重要版面具体上什么稿件、稿件的排版位置及标题字型大小、图片的规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确规定。由于南方都市报多次设法突破封锁，揭露真相，发出声音，导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两次在省委常委会上质问下属：为什么不用泄密罪起诉南方都市报负责人?
由于发生过宣传部门给媒体发布的禁令被曝光的丑闻，中共的媒体控制在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时期开始进入地下秘密状态。这一时期的显着变化是，打电话给媒体传达禁令的宣传部门官员，通常都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得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么禁令，不得透露是什么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中共宣传部的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执行。
“新闻评阅”与“审读员”构成审查双宝险
文章还披露说，中宣部控制媒体有一前一后两道关口，即由“新闻评阅”和“审读员”制度构成审查、管控新闻的“双宝险”。
所谓“新闻阅评”是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主要是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闻审查制度。
这个“新闻阅评”小组成员都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审查极为严苛，但由于其滞后性，对少数不怕撤职查办的媒体人并不总有效。
2005年之后，为堵住这一“漏洞”，中宣部开始推出审读员制度，即直接向主要媒体派驻行使刊前审查职责的审读员，甚至直接安排宣传部官员到主要媒体担任领导职务。
程益中指出，无论《新京报》还是《南方都市报》，均有若干审读员在把控舆论。这些人虽遭编辑记者厌恶，但却掌握实权，对即将付梓的稿件生杀予夺。审查以秘密方式进行，悄然无声然而且有力高效。禁令不再留下任何字面证据，而是直接通过电话或简讯点对点层层传达，宣传部官员与媒体领导之间、媒体领导上下级之间都只进行单线联系，其行事犹如特务机构，鬼魅而神秘。
《南周》事件或成回击中宣部契机
《南周》事件爆发后，至今持续发酵。大陆已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发起联名呼吁行动，连律师界和教育界都有不少民众公开表态支持《南周》，使该事件在媒体人行动层面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目前甚至已经有些人开始提出“媒体人起义”。
程益中对此现象表示支持，并指出，这或将成为一次回击中宣部长期“野蛮的、嚣张的、粗暴的管制”的好机会。
他认为，长期以来，宣传部门改稿、限稿、撤稿肆意妄为，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但这次是因为广东宣传部长亲自拿笔改文章，并且出现了很大的硬伤和低级差错，对媒体来说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政治事故，这就让媒体人找到了直接反击顶头上司-——宣传部的机会，他们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
除了有价值的文本抗议，程益中认为甚至可以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游行、示威等。庹震这个荒谬的硬伤，给了媒体人一个表达诉求的机会。他最后指出，媒体是社会公器，是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一个实现手段。这个公器长期受到中共钳制，实际是间接粗暴的干涉了每个公民的权益。媒体人有这样的诉求实际上也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基本人权在采取行动，这既是每个公民自我权利的表达，也是应尽的义务，捍卫社会公器，其实就是捍卫社会公平。
视频新闻：
前南都总编揭中宣部毒瘤 促庹震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