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罪恶累累中共最大的恐惧是遭到清算

【新唐人2013年1月15日讯】中国大陆是个贪腐大国,是个资金外逃最多的大国,是国债最多、货币最不值钱、通胀率最高的大国、更是个假、冒、伪、劣、毒货品充斥和豆腐渣工程遍地的大国,还是一个最无诚信、最不守承诺、最不讲道德的共党极权统治下的大国,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乱象横生的国家居然崛起了,既盛世又辉煌,举世是在观察着,但是并不是震惊,而是怀疑这个崛起是从何谈起的。

共党篡政当政后,却不安心于此,把国家折腾的乌烟瘴气,整死了亿万条无辜的生命,又把国家经济搞破产了,共党说这就是革命,号召全世界都来革命,同时还输出共党的这种革命,于是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暴力、动乱、死人如麻。出口革命显然是失败了,还引起了一些国家人民的排华情绪和警惕。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共党的前三十年不但没有立德、立言、立行的立起来,反而还打出了改革的旗号以自救;这后三十多年不敢出口革命了,代之以出口假、冒、伪、劣、毒产品,普世共识这一个价值理念,共党却反其道,到处出口宣扬极权统治的合法性。

既然要争取合法性,就要拿出极权政权的正气。共党实在是乏善可陈,于是只好是造假谎报,但是造假谎报,骗骗在信息严密封锁下的中国人或许还可以骗得一时,可是想要骗世界就难上加难了。既然崛起、盛世、辉煌说出去了,那就是定了调了,共党永远伟大不能改口,可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人又实在是寥寥无几。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说法显然已经过时了,现实的中国人为了点蝇头小利和窝角之名而自愿出卖灵魂人格的人并不少,于是就勇敢的抬起了崛起的轿子,吹响了盛世辉煌的喇叭。帮闲这个行当似乎是出现在宋代,篾片这个行当是出现在明清的时期。

共党时期或许是由于崛起的需要,使得宋明清时期的帮闲篾片习性的崛起,从而衍生出了五毛这个行当,反正都是为了吃饭,倒也不必多加评论,然而究竟是否崛起了,才是问题的关键。党说崛起了中国人民不相信是完全情有可原的,因为党内高层们也不相信,而且还揭穿了崛起的谎言。

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广州日报的记者采访了被共党称为是诗人外交家的李肇星,当记者提到中国大陆是老二,已经崛起了的时候,李肇星是否认崛起的说法,并且给出了三组数字去说明,第一组数字是人均GDP在二零一一年中国大陆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九十四位,而二零一零年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百一十位。

第二组数字是人均的寿命,中国大陆人均寿命是七十四点八岁,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寿命是八十八点五岁,日本是八十二岁,中国大陆的人口寿命在世界上排名是第八十三位上。第三组数字是说大学的入学率,中国大陆的大学入学率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二,这个比率在世界排名是第四十多位上。

李肇星是根据共党报出的数据得出的这三组数字,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水分相当大,值得参考的是,即便是注了水的数字,在世界排名榜中也还是排名很低的,但是在汽车燃油价格的负担上,中国大陆的排名却是很高,排在了全球第四位上。可是由于燃油价格不断的上涨,而形成的负担却是崛起的负面的数字。

另一组是崛起辉煌的狂热者们失望的数字是新钞票的发行量二零零零年新钞票发行量占当年GDP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到了二零零七年,这个比率就上升到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三,到了二零一二年底新钞票的发行量是一百万亿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大陆排名世界第一。印刷的新钞票越多,钱就越不值钱,由此而引发了通胀率和物价飞涨就是其结果。

仍以燃油的价格来做说明,二零零九年的时候,石油每桶的国际价格是一百四十多美元,中国大陆的九十三号燃油售价为每升五块六毛钱,到了二零一二年国际石油降到了每桶八十多美元的时候,中国大陆九十三号燃油的价格反而上涨到了每升七块六毛钱。物价是一味的直线的上涨,而不回落,显然这就不是崛起和辉煌的象征。

早在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就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式立法的动议,到了一九九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了五年立法的规划,然而至今十八年过去了,共党干部们的家产仍然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但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反腐败的大号召,共党最高法院和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行贿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规定了从二零一三年的一月一日起实行,凡是行贿一万元以上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干部们受贿那是政府的腐败,老百姓们不得不行贿那是迫不得已,受贿的人没事,行贿的人反而有罪,这种颠倒是非毫无道理可言的法律恐怕是在未开化的生番部落里都不曾实行过的。

新年伊始,《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喉舌们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中说,现在有些人迷恋普世价值,一心要当世界公民,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些人凡事崇洋媚外,动辄是侠洋自重,甚至是卖身求荣,干一些数典忘祖寡言嫌耻的勾当。

从这篇文章的内容上去看,习近平虽说是个新的党老板,但是共党的习性依旧,喉舌机构和喉舌们的手法、口吻显然是几十年不变的陈旧老套,对中国人仍然是恶狠狠的辱骂,不顾死活的往里整和凶残的屠杀和镇压。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人的价值,是每一个人生而具有的价值,不存在迷恋与否。是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就会体现出他的价值。

写这篇文章的喉舌们显然是不懂这一点的。另外无论是世界公民还是中国公民,都是社会人,人们不能忘记的是自己首先是个自然人,每一个自然人天生就具有他的自然的属性,那就是自由的精神、自主的意识和创造幸福生活的动力和能力。当他成为了社会人以后,他的辛勤付出和创造不仅仅是使国家和人民受益,更是为了世界和人类在做贡献。

这就是人的价值,是人类的价值,所以称为是普世的价值,这一点,这些喉舌们显然是更不懂,既然不懂却又有胆去辱骂人的价值,因此而招来的网上的一片狂批乱骂之声,也只能是咎由自取了。网民们的狂批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指向的是共党这个政权。公务员们的素质如此低下,所反映出的就是这个政权、这个体制的整体素质的低下。

六十多年的种种事实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共党极权制度只能造成政治暴乱、动乱、经济崩溃和成堆的社会问题。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的制度可以使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和社会祥和,一切共党制度造成的和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的制度都可以解决掉。

共党中央的秘密会议上已经承认了,二零一二年全年中国大陆爆发了二十万起民间抗暴维权的事件,并且还承认这种事件的爆发率将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在增长中。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美国发表了一份题为世界趋势二零三零的报告,其中提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中国五年后或将迎来民主化临界点,消息是喜人的,但不具备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没有一个理论证实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了以后,国民们就自然而然的摆脱掉了极权、专制、独裁的统治,而进入了民主的政体。有文章介绍说,这个观点与较早前的一份学术研究报告的观点是相吻合的。这份学术研究报告的题目是“为何中国会民主化”?作者是共党体制内的一位副教授和澳门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合作的。

两位作者研究出的结果是,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了一点二万,或者是一点七万美元的时候,才会导致该国进入民主。这个结论的证据是以八十年代末四个进入民主化国家的例子,当时韩国的GDP是一万两千二百二十一美元,台湾是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四美元,苏联是一万六千九百七十六美元,匈牙利是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美元。于是这四个国家就都民主化了。

然后以这一点来推算中国大陆的民主应当是在二零一七年或二零二零年之间,因为两位作者又推算出二零一七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会是一点二万美元,到了二零二零年的人均GDP会是一点七万美元,根据前面四个国家的例子当然中国大陆也就民主了。

如果到时候还不能民主的话,那就是中产阶层没有尽到推动民主的作用。至于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在二零一七和二零二零年人均GDP会达到一点二万和一点七万美元呢?两位作者是根据二零一零年中国大陆人均GDP是七千五百五十三美元和二零一一年的八千三百八十七美元,从而推算出了二零一二年那就应该是九千一百四十六美元;二零一三年那就是九千九百八十三美元;二零一四年就是一万零九百三十五美元;二零一五年是一万两千零八美元;二零一六年就会是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三美元;到了二零一七年那就是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六美元,在往后他们就没有再计算下去了,因为二零一七年的人均GDP已经是民主化的临界点了,民主化就随时都可能出现了。

我们且不去说人均GDP与民主化这个说法是否能成立,我们仅从人均GDP的数字上就不难发现,两位作者报出的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的人均GDP的数字显然是来自于共党官方的。全世界都知道,二零一零年中国大陆的GDP是三点五亿美元,以中国大陆的真实人口数字十六亿计算,人均GDP是两千两百美元。

即便是按照共党报出的十三亿人口去计算,人均GDP也不过是两千七百美元,与七千五百五十三美元相差三倍之多。到了二零一一年共党报出的GDP四十多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是七万亿,这就是说二零一一年比二零一零年的产值是整整多出了一倍,可是即便如此以十六亿人口计算,人均GDP是四千四百美元,以十三亿人口计算人均GDP是五千四百美元,与作者所说的八千三百八十七美元又相差了一倍。

根据学术论文的标准,无论结论是多么的辉煌和鼓舞人心,只要引用的实例是数字,也就是论证和论据不实或有误差的话,那么结论也就自然不能成立的。其中更经不住推敲的是二零一七年的人均GDP将会是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六美元,也就是说到那一年的总产值是二十三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将会是一百三十八万亿,这个数字是远远的超过的美国,中国大陆早就成了世界的老大。

然而中国人想要过上小康的日子的话,却还要再等到二零二二年。一国的民众要民主,那是因为人的自然属性受到了公权力的压制、虐待和无视,并不是因为人均GDP没有达到一点二万或者一点七万美元的原因。

极权专制的政体从来是限制人的自由、自主和创造的能力的,也就是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才造成了贫困落后,乃至礼崩乐坏经济崩溃,这种制度下所报出的经济增长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更遑论什么世界的老二老三了。以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为例,印度早在六十五年前就实行了民主,可是至今人均收入不过七八百美元,那么人均GDP也就可想而知了。

估计最穷的国家应该是尼泊尔,人均收入不过四百美元,然而尼泊尔人生活的幸福度在世界的排名中是远远的高于中国人的。仍然以游牧为主的蒙古,二十多年进入了民主的行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至今人均GDP都不足一万美元,但他们早就进入明主化了。民主不是什么人来为民做主,也不是某个团伙来替人民做主,而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暴动、起义、政变、革命,至今仍然频繁的发生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自由、权利和公正,为了是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在争取中学习、探索。直到了近代人们终于发现了宪政民主这个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是在几千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得出来的经验和结果,这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人的自然属性所致,人们需要什么,那是要通过努力和牺牲才能得到的。

中国大陆必将是民主的,但共党不会恩赐给人民民主,共党内部更是不可能出现个青天,或者是识时务者,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党自己搞政治改革,就更是不但自欺、而且是欺人了。十八大以后,原来抱有这一希望的人绝望了,腐朽没落的共党所能做的仅仅是不择手段的推迟这个政权的崩溃,至于反思、改革、更新等等,首先共党内部没有这一套机制。

第二腐败透顶的共党更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和意愿。第三共党在历史上和现行上的罪恶累累迟早是要受到清算的,这是现代的共党们的最大的恐惧。端着共党的饭碗吃饭的人知道这碗饭吃长,但是既然吃着共党的饭,就不得不为共党说几句话,于是就发明了人均GDP达到多少以后民主就自然降临了的谬论。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又说如果到时候还没有能够民主化的话,不要怪共党,要怪就怪中产阶层,言外之意是中产阶层应当尽到社会正义和良知的义务,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中产阶层的身上。一个真正知书达理的人从来不会自称为知识分子,而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只有自由主义者才永远站在社会道义和良知的立场上为民代言,抨击政府,以新思潮启蒙民众。

自由主义者并不伟大,也不高尚,但却有殉道精神。这两位作者显然仅仅就是个小知识分子,维护社会的公正和道德的那是当政者的职责;贵族、中产者、读书人应当是文明、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在一个钱权勾结、腐败的乌烟瘴气的国家里,政府不是政府,官员不是官员,工商业者们不是工商业者,读书人不是读书人,那么中国大陆民主化指望着谁呢?

纵观古今中外的人类史,造成社会变革,促成社会进步的都是由于人民的揭竿而起所造成的,因为人民分得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中国大陆民主的希望是在于全体人民,二十万起抗暴维权的民间事件难道不是中国大陆大变革的希望吗?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里,农工商业者们、中产者们、读书人们千万不要站错了立场,未来的中国大陆的主人那就是中国人民。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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