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洪愿:以强制为显着特征的谎言传播方式

【新唐人2013年7月15日讯】六.以强制为显着特征的谎言传播方式

16.中共不但是编造谎言的行家,而且也是传播谎言的高手。就其统治大陆后而言,中共的谎言传播首先是一种带有明显强制性的传播。也就是说,作为受众的广大民众,在面对这种传播时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管你愿意也吧不愿意也吧,也不管你乐于接受还是想要逃避,你都必须接受这种传播——至于你内心是否真地接受那则是另一回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一方面,谎言传播始终都是以国家的强制力包括暴力为基础的,拒绝接受传播者必定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惩罚。举个例子,大陆的高校规定每个学生在政治课上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如果一个大学生拒绝学这些,可想而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并且封锁了传播真相的一切声音,民众能够接触到的都是谎言,即使你想要了解真相也没有必须的手段和管道,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听到看到的当然都只能是谎言了。就象一个学生,政治课上他读到的只能是中共编写的满是谎言的课本,别的意识形态的课本他想看也不可能看到。

17.传播谎言对于中共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简单的行为,而是一整套有目的的包含着复杂的制度安排的行为系统。换句话说,中共的谎言传播还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这种制度化具体体现在:第一,有一整套专门的工作班子,其中发号施令的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具体实施的则是各级宣传部门及下属的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第二,有一整套完整的运作程式,通常首先由党政领导下达任务,然后由宣传部门制订相关计划,将任务细化,最后由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具体实施;第三,有一整套分工协作系统,主要包括各种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各司其责,各显所长,而宣传部门则负责统筹协调。

18.从纵向看,中共的谎言传播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传播,贯穿了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时段。就个人言,打从懂事那天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共灌输谎言的对象。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再到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所受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接受中共灌输的谎言。换个角度讲,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领导,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教育者,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谎言传播者的角色。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那就更是这样了。从中共成立的那天起,特别是它统治大陆后,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谎言的传播。中共的各级宣传部,实质上就是各地的谎言编造和传播中心,中共的各种媒体、出版部门和文化单位,实质上就是形形色色的谎言生产车间和传播工具。

19.从横向看,中共的谎言传播则是一种全方位的传播。在它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就象空气一样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空间,甚至于它的每个缝隙。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政策如此,对策也如此;事实如此,理论也如此。从理论谎言、制度性谎言、政策谎言,到媒体谎言、教育谎言、情报谎言、统计谎言等等,人们就生活在大谎套中谎,中谎套小谎,谎谎叠印交叉的谎言世界中。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娱乐,上到国家大事,下到个人生活,到处都成了中共传播谎言的阵地和舞台。而且,为了使谎言不被戳穿,总是谎言产生谎言,谎言再产生谎言,谎言又再产生谎言……谎言不断复制,谎言不断克隆,谎言不断恶性循环,谎言不断恶性膨胀。于是,每天醒来睁开双眼,你翻开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只要是中共编写出版的,几乎无一不在向你兜售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打开电视广播,映入你眼帘的,灌进你耳朵的,也无一不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假话。在单位里,领导的讲话也好,上级的档也好,告诉你的同样是连篇的谎话。即便是八小时之外,饭桌上家人的闲聊,朋友间的酒后茶余,乃至大街上商店里的广告,等等,都是中共谎言见缝就钻、无孔不入的地方。如果说从纵向上讲中共的谎言传播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谎言灌输,那么从横向上讲它又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谎言宣传。

20.中共统治大陆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政治运动,每搞政治运动时,又总是它传播谎言最集中最疯狂的时期。一到这个时候,平时按部就班的谎言传播模式已很难满足中共大规模整人的政治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狂风暴雨般的谎言轰炸。这时候,所有的宣传机器都被迅速发动起来,进入超负荷的高速运转状态,而且十八般武器一起亮相,各路人马全部披挂上阵,每天从早到晚轮番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矛头直指运动的物件,也就是中共要打倒的敌人,其密度之高频率之大力度之猛,可谓世所罕见!这种“谎言轰炸”所起到的蒙骗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刚听到官方的谎言时,也许有不少人会不大相信,但反复听,不断听,渐渐地,许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想法:这么多事情不会都是假的吧?慢慢地,他们也就会从一开始的不信到似信非信,再到信以为真,最后甚至变得深信不疑了。在这方面,中共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实践“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大师”。

七.谎言保障机制

21.纵观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从未受过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可以说为数甚少,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曾上过它的当,只是受骗的多少和长短有所不同而已。即使是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被中共蒙在鼓里抱着谎言不放的仍大有人在。还有不少人,尽管能识破中共的某些谎言,但对另一些谎言却仍然信以为真,虽然觉醒了,但觉醒得并不彻底。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精致的而且是不断完善的“谎言保障机制”。正因为有了它,中共才敢于不断造谣,并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那么多人,而且成功地把他们蒙骗得那么久那么深。

22.黑箱式的造假系统是这套机制中首当其冲的部分。谎言最怕爆光,人们一旦明了了谎言是如何被造假者编造出来的,它就再也骗不了人了。古今中外的谎言制造者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无一不竭尽全力对造假过程进行封锁和保密,中共更是精于此道。在它的操控下,所有的谎言造假过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幕。而且,造假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均受到中共的严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学、前途,全部被胁持,配合中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23.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是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作为当今世界的谎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说谎艺术之大成,而且不断地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甚至还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辈的发明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历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共的说谎艺术已经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不是一般同类能够企及的。借助于它,中共谎言的感染力和表面上的可信度明显增强。

按理讲,“文革”之后,历经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吃够了受骗上当之苦的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说谎本性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和警觉,而且也有了相当高的识别真假的能力,但当江泽民颠倒黑白,将信仰“真善忍”、一心做好人的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时,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再次上当受骗,把江氏集团散布的谎言当作真话。这样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又一次重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的说谎艺术确实不同寻常。

24.严密的资讯封锁构成了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众所周知,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社会允许各种声音同时存在,舆论不存在“一边倒”的情况,人们可以自由充分地接触到不同乃至相反的资讯,从而有效地辨别事情的真假。有人散布谎言,就会有人揭露真象,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很难获得市场,即使有人被骗,也不会长久。阴险狡诈的中共深知这一点,因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严密的资讯封锁。一方面,它不遗余力地封锁所有非官方的资讯管道,特别是来自国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导,对一切敢于传播被官方禁止的资讯的人和所谓有关的“大案要案”,均予以无情镇压;另一方面,还竭尽全力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不给被它打击的人任何辩解的机会,从而不让民众了解到任何非官方的资讯。

大陆开放国门以后,人们觉得自由似乎多多了,同外界的交往、资讯的传递也频繁起来,官方也常报导社会上的负面消息,给人们的感觉是,现在的官方媒体变得“客观”“公正”了。其实,今天的中共像以前一样,仍在一如既往地严密封锁着民众所能获得的各种资讯,严格过滤着哪些资讯是可以让老百姓知道的,哪些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负面消息如何报导才能为官方所用,只不过所使用的手段较以往要隐蔽得多也艺术得而已。所谓日益“开放”和“宽松”的资讯世界,只是一种表面的假像,在它的掩盖之下,普通人仍然无法得知和感受到被迫害团体的恶劣处境,甚至更加容易相信中共对某个团体或者某件事情的诽谤宣传。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其他信仰团体的信徒,或者是中共眼里的所谓异见人士,大家都有过一种相同的经历,就是每当他们向大陆同胞揭露因为信仰或思想等原因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象时,不少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疑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由此可见中共的资讯封锁在今天仍是何等的严密与有效。更为严重的是,在资讯被封锁无从了解真像的情况下,许多老百姓长年累月被灌输谎言和仇恨,天长日久在他们的思维中往往还会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不管相信中共还是不相信中共,都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产生一种排斥了解真像的愿望,并且对传播真像的人十分抵触。

25.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谎言保障机制中重要的一环。中共动不动就攻击正信的信仰群体对信徒进行所谓精神控制,其实不过是在贼喊捉贼,真正迷信和热中精神控制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它自己。

中共起家后,以邪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所谓“精神武器”,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共产党独有的“党文化”,并据此对广大人民进行全方位的精神渗透和蒙蔽。夺得政权后,它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长年累月和竭尽全力地通过各种形式,对大陆人民进行疯狂的“洗脑”,试图让国人全盘接受他们荒谬不堪的“党文化”,将一切与此有别的思想统统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从而成为它的精神奴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洗脑”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谓“党的教育”,久而久之,人们满脑子装的也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锢,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26.上述谎言保障机制的四个部分,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赖和支撑,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统使人无法了解谎言编造的内幕,从而为谎言筑起了第一道防护墙;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又巧妙地增添了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而严密的资讯封锁则成功地把人们隔离在了事实真像之外;最后,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进而让人丧失了对谎言进行质疑和辨别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有了这样一整套如此完备的保障机制,中共的谎言焉能不一再得逞、屡试不爽呢?!这就是它们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蒙骗人,而且能蒙骗得那么深那么久的奥秘所在!

八.谎言的作用在于为暴力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

27.自古以来,谎言不但是人世间所有暴行暴政的孪生姐妹,而且是一切暴力赖以维系的最根本的基础。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可以说,离开了谎言,暴力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正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中共作为邪恶势力在当今世界的代表之一,同样摆脱不了这个逻辑。

28.中共祸乱中华八十多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行武装叛乱颠覆民国政府,一件是实行专制独裁奴役大陆人民。这两件事都是以暴力为依托的,也都是典型的暴行暴政,而谎言则起到了为暴力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谎言和暴力,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 两者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共对谎言的依赖还超过了对暴力的依赖。

29.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口回望八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虽有种种弊病和过失,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有很严重的弊病和过失,但仍不失为引领中国迈向民主国家的积极力量,而中共则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将中国拖回到落后的专制时代去的邪恶势力。但恰恰是这个当年邪恶而弱小的中共,最后却意外地推翻了强大的国民党。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善于运用谎言宣传的伎俩,成功地欺骗和控制了许多善良天真同时头脑简单的中国人,从而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把自己装扮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挑起了众多民众对现存制度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让民众把自己当成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所在,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它充当夺取江山的炮灰。一言以蔽之,谎言宣传是中共发动和进行武装叛乱的吹鼓手,为它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起到了鸣锣开道和呼风唤雨的作用。

30.中共当政后,昔日的叛匪成了今天的统治者。但它的江山不是民选得来的,而是靠武力夺得的,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如此,中共施政后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也都是背离民众利益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具有合法性,处处与民众为敌的政府,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之长,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所以如此,除了暴力镇压和恐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谎言宣传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如果说在夺江山的时代,谎言宣传曾经是中共发动和进行武装叛乱的吹鼓手,那么今天,在坐江山的日子,谎言宣传则成了中共独裁统治的卫道士和遮羞布。用谎言,中共成功地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用谎言,中共成功地给历次政治运动中它想要打倒的人扣上了形形色色的罪名,骗得了民众的同仇敌忾;用谎言,中共还成功地让民众把对美好明天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从而盲目地追随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31.今天,中共的独裁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谎言不仅仍然扮演着卫道士的角色,起着遮羞布的作用,它还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强心针,无论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不过是想换一种说法,用新的语言继续骗取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只可惜中共已病入膏肓,再好的强心针也无济于事了。

九.全民说谎与集体缄默

32.不说谎是古今中外做人的基本底线和普遍常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治国的道理同样也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固然,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在多数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却都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

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却成了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不但当权者谎话连篇,就连普通民众也说谎成风。换言之,“谎言文化”不仅使中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党”,而且把大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把大陆民众变成了一群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说谎的罕见景观。

34.如果说中共说谎是其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本性,那么民众说谎成风却是由中共的暴政和谎言文化一手造成的,与大陆特有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大陆民众的说谎习惯首先得“归功”于中共的率先垂范。常言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在普通民众眼里,统治者的人不但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也应是国民的道德楷模。如今既然领导国家的中共都带头造假,不以说谎为耻,反以说谎为荣,我们小民又何必再把说谎当回事呢!于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内心拒斥谎言的道德堤坝就这样崩塌了,大家对说谎变得再无顾忌可言。

35.大陆民众的说谎成风还源于中共的恐吓与利诱。

高高在上的中共不但滔滔不绝地带头说谎,以身示范,而且一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大刀,一手拿着可口诱人的蛋糕,不停地训导台下的民众怎么说话。它一会拿着大刀吓唬台下的民众说:“你们谁敢讲真话,我就砍他的头!”一会又拿着蛋糕诱惑台下的民众说:“你们只要照着我的话说,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我就把手里的蛋糕赏给你们。”起初,有几个胆大的还不买账,照样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说的话,甚至跟官方顶嘴,结果轻者挨批,降薪,下岗,开除,重者坐牢杀头。这种杀鸡给猴看的恐怖剧演过几次之后,很快立竿见影,效果毕现,绝大多数人虽然本来也想说真话,但抗压力的能耐毕竟有限,眼见得如此场景,只得纷纷违心地跟着中共说假话。结果,不但没人受罚,说得好的还有赏。极少数势利小人,本来就习惯于信口开河,对自己怎么有利怎么说,无所谓真话假话,这种情况下当然更是抢着说假话,在当权者面前竭力表现自己了。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敢说真话了。

再后来,在这种氛围日复一日地熏陶下,习惯成自然,绝大多数人甚至连说真话的愿望都渐渐丧失了,那些本来违心说了假话私下还会自责和不安的人,现在连原来的自责和不安也都没了。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保全自己而说谎已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一件可以理解令人同情的事,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说谎于他们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负罪感和没有任何理由的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谎话都能跟着说,而且说得坦然自若。因此用谎话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而那些为了良心宁愿牺牲切身利益也要坚持说真话的人,反倒成了他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傻子”、“疯子”。更有甚者,有的人最后竟变异到了真假颠倒,把谎言当成真实,把真话当成谎言的程度,甚至主动参与对少数坚持说真话者的迫害,自觉自愿地充当谎言的刽子手。就象索尔忍尼琴曾经说过的那样:“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也就没有谎言了。

到了今天,甚至于许多人不但跟着当权者说谎话,不但被动地重复当权者的谎话,而且还开起了自己的“谎言铺子”,学着中共的样子,争先恐后地兜售起自己编造的谎言来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只是被中共欺骗,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大着胆子骗起“亲爱的党”和自己的同胞来了。就象一首民谣里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你也骗,我也骗,骗到啥时啥时算。那满大街都是的虚假广告,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产品,企业里形形色色的假账,还有大小骗子娓娓动听的说辞—-不正是这样的杰作么!

就这样,由说真话到说谎话,由被动地说谎话到主动地说谎话,由良心不安地说谎话到心安理得地说谎话,由被当权者所骗到反过来蒙骗当权者和自己的同胞,说谎渐渐演变成了全体国民共同的习惯和生存方式,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支撑。

这固然令人悲哀,却也符合逻辑。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带头说谎,普通民众不说谎就无法生存,昧着良心说谎不但能保全自己,还能获得种种好处,而且谎话说得越多越大好处也越多越大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呢?!

36.在谎言文化的全面操控和渗透下,今日大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公开场合中,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毫无顾忌地说谎,大家心知肚明,却又心照不宣,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更没有人会戳穿彼此的“官话”。面对四处弥漫的谎言,人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共同的沉默。这种集体缄默已经成了当今公共生活的一条“潜规则”,谁胆敢跳违反这条规则,就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谴责和非议。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种集体缄默其实是建立在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交换的基础上的。对于民众来说,是用对官方谎言的附和换取了自己所要的口粮、工资、前程,等等;对于当权者而言,则是用民众渴望得到的种种实惠换取了他们对自己屈从和效忠。

37.对于上述交换,捷克异议人士、剧作家哈威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威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十.谎言即灾难

38.暴力必定带给人灾难,谎言同样如此。

39.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够在大陆施虐横行达八十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有谎言文化为它充当吹鼓手和卫道士。这八十多年里,特别是中共当政后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谎言与暴力结伴同行,给大陆民众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祸害。在它们的践踏之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生灵涂炭,山河破碎,魔鬼被奉为了天使,忠良被打成了奸雄,黑白颠倒,善恶错位,正邪混淆,正如北岛诗中所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到了今天,全民说谎更造成了整个社会日趋严重的诚信危机,不仅广大民众,连当权者自己都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40.被谎言祸害的不仅是社会的整体,也包括每一个受骗上当的个人。八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知地生活在被谎言伪造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印象”中,是非被颠倒,爱憎被扭曲,自以为是在“伟大领袖”和“党”的指挥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解放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崇高事业,却不知其实是在助纣为虐,践踏正义,迫害忠良,充当独裁者的炮灰和帮凶。扪心自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听信过一拨又一拨谎言宣传的大陆人,有几个手上不曾沾过被谎言诬陷者的血。到头来,既害别人,亦害了自己,不但无端地浪费了生命,甚至因此丢失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一旦有谁从谎言中苏醒,要动手去揭开周遭的黑幕时,等待他的不是光明,又将是新一轮的诬陷和暴力。

跋.“生活在真实中”

41.要埋葬中共的独裁暴政,必须解体支撑它的谎言文化。

哈威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也说,“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说到底,专制社会就像是一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要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气球就会轰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么,怎样才能解体谎言文化呢?应该怎样解体谎言文化呢?我们的看法是:解体“谎言文化”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须走一条和平理性的道路。简单讲,关键就是三个字:说真话!用当年捷克知识份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话讲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实中”。

42.“说真话”的第一步是拒绝说谎。当独裁者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编造和传播谎言时,当许多人在高压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谎言时,你能够勇敢地选择沉默,让谎言车间的流水线和谎言传播机器的链条在你这里瘫痪。

拒绝说谎简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广场发表演讲。“沉默是金”,既然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在纸上,干吗不享受享受“不表态”权、使用使用“沉默权”呢?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男主人公汤玛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汤玛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既不会伤害到别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也不愿意唯心地写这种所谓的“检查”。因为他觉得,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两位美国作家所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索尔.贝娄) “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玛雅.安杰洛)

拒绝说谎不仅是自己不参与说谎,而且还意味着拒绝别人的谎言,特别是独裁者的谎言。比如,不唱篡改历史为虎作伥的歌;不再盲信撒谎者的宣传,什么“伟、光、正”,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先进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谎者的误导,去写它所希望的什么“红色经典”、“红色文旅”;不再传播、引用、重复爱撒谎者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拒订助纣为虐以撒谎为己任的刊物;每当听到撒谎者千篇一律恬不知耻的政治传销时,立即掉头而去—-

43.仅仅拒绝说谎还是不够的,“说真话”的第二步是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它比拒绝说谎风险更大,更难做到,境界当然更高,意义也更大。如果说拒绝说谎只是减弱了谎言文化的声势,缩小了谎言文化的市场,那么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则使一切谎言原形毕露,并让说谎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给了谎言文化以致命的一击。

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揭穿中共谎言,坚持说真话的代表。因为说真话,他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一直遭到当局的排斥,但却至死立场不改。1989年4月底,在三藩市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数人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其实,吴祖光先生并没有讲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贵就在于大胆地戳破了虚假,揭穿了谎言的真实面目。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不但直接间接地维护了中共的“谎言文化”,也亵渎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自尊。

44.“说真话”不仅是为了解体中共的谎言文化,也是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捍卫自己的自尊,

说真话当然会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所以索尔仁尼琴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他又遭驱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威尔也曾因为说真话被剥夺了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充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任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员警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

但这些智慧、勇敢的人并没有退缩。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份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当大家都开始说真话时,谎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那一天也是我们龙的子孙恢复做人尊严的大喜之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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