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快到年底了，大家都在总结今年的重大新闻，我们也来做一下年终的特别节目，盘点一下2015年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我这里有横河先生给我开的一个单子，上面列了一系列今年在中国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件，我们就一一来讨论一下。
2015年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平静，跨年夜上海滩的踩踏事件似乎给这一年就定下了一个“多事之年”的主调，从开始到前几天的深圳滑坡事件，可以说是人祸不断。
横河：从开年到年末，重大的人祸有很多人都总结过了，那我们现在简单的说一下，从开始按时间顺序，上海滩的踩踏事件、长江东方之星的翻船事件，有人还加上一个北京城里面的洪灾，就是暴雨以后发生的大水，然后就是天津爆炸事件，最后就前几天到年末的时候还来了一个深圳滑坡。
这一连串的事件当然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总的来说，它应该说是以人祸为主。你可以看到从上海滩踩踏、长江游船，虽然长江游船可以有一点点天灾的因素，就这一点都不能确认，就当时是不是遇到了特别大的回头风造成的翻船，但至少人祸因素是肯定有的；北京城里面虽然说暴雨是一个天灾，但是暴雨所造成的这么大的积水和淹死人，那肯定是人祸；天津爆炸和深圳这个滑坡事件当然毫无疑问的了，那就是都是人祸事件了。
主持人：入冬以来，社交媒体上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雾霾的照片刷屏，关于雾霾的奇葩新闻也不断的涌现，比如说雾霾造成迷路回不了家、雾霾让飞机没有办法在机场降落，还有的说雾霾让学校停课，更离谱的是雾霾让逃犯宁可回故乡自首，也不要待在北京。那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加入这个调侃雾霾的行列，因为这个雾霾不是什么可以一笑而过的事情，它直接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也间接的威胁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终于有人站出来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把这个问题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这个就是曾经在48小时之内被播放了两亿多次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我们请横河先生来关注一下《穹顶之下》讲的这个雾霾问题，还有“阅兵蓝”。
横河：这个2月底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不仅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官方是先放行然后又封杀，自此以后，从2月底开始到现在，雾霾一直是公众关注的话题。当然原因倒不是因为这部片子，而是因为雾霾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整个东部和南部地区无人可以逃脱、无人可以幸免的一个重大的卫生灾难的事情。
这一年来尽管经济已经开始放缓，甚至可以说是衰退，但是雾霾并没有减轻，北京前几天还前所未有的发布了红色警报。也就是说治理雾霾这一年来并没有结果，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进行治理，所以才会有一个非常强烈对照的“阅兵蓝”，正是由于这么严重的雾霾才使这个“阅兵蓝”变成了人们也关注的问题了。
中共总是去比较说西方也有过雾霾、也有过污染，当然我们知道那不是一回事，因为人家的污染和雾霾是知识性的，就是说没有前人的经验不知道；而中共所造成的污染是政策性的，它是故意制定的，就说是降低成本来吸引外资投入。不过可以肯定的说，西方在有雾霾和污染的时候是没有过“阅兵蓝”这样的事情的，这是中国的特色，而且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
前几天，我正好有个机会打个电话到国内找了一个人，找这个人当然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说：“你明天打过来，村干部都下去了。”这是江苏农村，我说：“下去干什么去了？”他告诉我说：“下去制止农民烧麦杆。”庄家收了以后的麦杆、稻杆在田里农民就会放火烧。这是中国治理雾霾，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就是拿农民开刀。现在有很多说法说，烧秸秆是中国雾霾的主要因素，人家都烧几千年了，都没有造成过雾霾，就这几年雾霾就变成是农民烧秸秆造成的了。这大概也是唯独中国有的特色，其他国家大概从来没有过。
主持人：雾霾形成的原因，大家也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共识，但是在《穹顶之下》柴静已经比较严肃的来探讨过各方面的原因，大家到目前为止都会认为是石油的质量不够所造成的雾霾，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横河：这个其实很清楚，用石油大家都用，用煤也是大家都用，不管用什么方法，其实关键问题是在中共的政策上面。就是它跟中共所推行的所谓“中国模式”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模式我们以前讨论过。就是有意造成的几个条件来作为“中国模式”的基础，就是人权、环境和资源，把这些作为代价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主持人：前几年美国社会一直把有13亿人口的中国当作巨大的经济潜在市场，所以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政府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众口一词的说，中国正在崛起，或者说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带动中国逐渐的走向民主和自由、走向开放。曾几何时从今年开始，“中国崩溃论”一下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这是怎么回事呢？
横河：从1月份开始，美国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逐渐形成了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学术界开始普遍接受“中国崩溃论”。这个学术界也包括智库，最终实际上是影响到美国政策制定者，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连续发三篇文章警告中共可能崩溃。还有其它的一些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欧世林（Michael Auslin）所写的文章叫＜中国共产党的黄昏＞，副标题讲的是“回光返照”。他提到有一次有一个美国资深中共问题专家在外交官的私人聚会上说到，中共已经踏入了迟暮之年。这个本身并不奇怪，他奇怪的是在场的都是中共问题专家和一些外交官，没有人对这个提法表示异议。
另外一个是乔治亚华盛顿大学沈大伟，他提到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残局。他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而且中国官方也认为他是所谓知华、亲华的学者。他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共政权的脆弱性和党的系统性弱点。沈大伟的文章和他后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采访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话说明了两个问题，我们就不重复他讲的话了。
一个就是中共崩溃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实际的摆在全世界面前，无法回避了。另外一个，从和中共官方学界关系很密切的美国专家的角度，证实了中共最高当局在进行“去江化”的运动，就是实施了一个“去江泽民化”的政策。这个他是比较明确的提出，这是从胡锦涛统治的最后一两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是沈大伟文章里面和采访所揭示出来的中共内部的危机。
主持人：下面一个话题我们要讨论的是黄洁夫的“器官公关”，器官买卖这个话题一直是被中共否认的，一直到黄洁夫在凤凰卫视公开承认这个问题之后，世人才恍然大悟，才开始认真的看待法轮功学员一直在提的活摘器官，还有中共在国内存在的器官移植黑幕这个问题。那么横河先生把黄洁夫一系列在媒体上关于器官移植的这些话题称作为是“器官公关”，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请横河先生自己来解释一下。
横河：今年一年从开年开始一直到年末，黄洁夫就没有停止过谈这个话题。首先，为什么要从年初开始呢？因为他声称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就废除死囚器官，到前几天声称死囚器官是个“伪命题”，显然这个过程很奇怪。他的说法当中特别奇怪的是说中国器官移植的瓶颈不是供体，而是病人不够，所以要把肾移植纳入医保。这是年底的话。你可以看到从年初到年底全年，黄洁夫都在说胡话！
器官移植的瓶颈是什么？黄洁夫今年一年就说过不同的内容。说有资质的医院不够、医生不够、病人不够。全世界都是供体不够！要知道瓶颈只能有一个。什么叫“瓶颈”？就是诸多因素当中这是一个限制因素。它不可能是医院不够、医生不够、病人不够，或者是供体不够，都是瓶颈，不可能，那不叫瓶颈。
在一个没有捐献文化，而捐献系统刚刚开始运作不到两年的时候，连黄洁夫都说系统运作不好的情况下，仅仅一年，器官供体就变成过剩了。即使根据黄洁夫的说法，中国实际等待移植的人数不是30万，而是2万富人的话，因为今年他有三种说法：2万、2万5千、3万，有三种说法，即使按照黄洁夫所说的有2,500人捐献器官，提供了7,500个器官，那也只能满足1/3到1/4正在等待的富人。那瓶颈应该还是供体，怎么就变成医院、医生和病人呢？所以说他自己自相矛盾。
死囚器官是个伪命题的说法就更奇葩了。死囚器官从一开始就是黄洁夫在炒作，谁也没有说过。从2005年11月炒作到2015年11月，正好是10年。结果《纽约时报》一揭露死囚器官没有停止，而是并入了自愿捐献系统，这是黄洁夫说的，怎么《纽约时报》一揭露，死囚器官就变成了个伪命题了呢？其实这个说法正好证明炒作死囚器官真的是伪命题，本身就是假的！是为了掩盖器官的真实来源——法轮功学员。我觉得这一年黄洁夫的讲话，大家只要把他这整个一年的，不要说以前的，就这一年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器官的真实来源，死囚器官真的是一个伪命题。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一个“去江化”的问题，“去江化”这个词，我记得是您第一次使用，后来就被其它媒体广泛的采用了。那么谈到“去江化”，大家都不可回避的要谈到审判周永康的问题，很多媒体也是把审判周永康和全面“去江化”给联系在一起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横河：今年4月份就开始正式对周永康提出公诉，6月11日官方突然宣布已经被秘密审判，判了无期徒刑，而且周永康是当庭认罪。因为周永康的地位是政治局常委，在江派当中的作用，他是江派当中最后几年剩下来的唯一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常委，以及周永康在迫害法轮功当中的罪行，法轮功最早在海外提出来，这是十多年前了，迫害的四大元凶，周永康就列在里面，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审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这是在江的罪行和江泽民的政策没有被正式公开否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跟所谓以前的审判“四人帮”不一样，审判“四人帮”是文革已经结束了，对文革的政策应该是否定了，这时候是针对他们在文革当中的罪行，和他们对文革政策的贡献所进行的审判，这跟周永康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4月份提出来“去江化”的概念。
“去江化”首先一个，它有个依据，历代领导人对前朝的人马和政治遗产都要进行一定的清洗，像毛泽东的延安整风；邓小平的真理标准讨论、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江泽民他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对前朝部分否定；胡锦涛是一个例外，因为江泽民一直垂帘听政，所以没有人事和政治的清洗，直到王立军出逃以后，最后一年才有了机会开始这样做。
现在的“去江化”其实有一个中共的历史的渊源，有个传统的。只是“去江化”比以前的否定更彻底，因为江统治时间很长，所以“去江化”更彻底。
另外一个就是去江的人事和政治路线是两个方面，当时提到江泽民统治特点就是腐败，所以大规模前所未有的反腐就是“去江化”，这个反腐败既有人事方面的否定，也有路线方面的否定。在政策方面，沈大卫的文章比较明确的说是针对曾庆红的政策。所以路线方面的“去江化”，从我们提出来以后到今年下半年，从政治的整体走向来看的话，还没有偏离这个方向。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了反腐、打老虎，我们就接下来具体的再讨论一下打老虎问题。打老虎今年打到大家看到贪官落马已经开始麻木的地步了，就说明这个落马的老虎简直太多了。按统计，应该是说2015年至少有29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落马。您刚才说这个还是沿着“去江化”的方向在走，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横河：这29名省部级官员是不包括上一年落马、今年移交司法，或者审判的，像周永康、令计划都没有算在里面。按级别排名的话，第一位应该是郭伯雄，他实际上是代表了江派的军中势力；然后就是周本顺，周本顺虽然只是一个省委书记，但是他原来是江派周永康的政法系的主要官员，得力干将，因此还是跟江派有关的；排第三位的可以算是苏树林，苏树林是“石油帮”的，所以他跟曾庆红、周永康都有直接的关系，而他又是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当中在石油系统里面起过非常主导作用的一个人。这些人都是江泽民的势力，而且都和迫害法轮功有关，这些是级别比较高的。
另外还有一些特点，在这29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当中，有一些级别相对比较低，但是却有比较特殊意义的，比如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这个人其实级别并不高，但是他象征意义很大，因为等于是反腐攻进了江泽民的老巢。尽管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是他却有象征意义，因为上海不是轻易能动的地方，能够动到上海市副市长了，本身就具有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从今年打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没有离开“去江化”这条路线。
主持人：讲到“去江化”，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民间还有一个轰轰烈烈的趋势，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前党魁江泽民，这个事情应该是从5月1日开始实行立案登记制开始的。您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这个事件？
横河：5月1日中共开始实行立案登记制，叫作“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给法轮功学员诉江在法律上有了一个基础了。从5月15日开始，湖北的法轮功学员张兆森最先是在襄阳中级法院被非法庭审的时候，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这是这一波控江的开始。到12月25日，明慧网已经收到了201,259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法院的实名诉讼状的副本，实际数字应该更高。这是第一次中共的最高党魁被刑事控告，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个控告就再次曝光了江泽民发动的持续16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法轮功持续的反迫害。
另外一方面，从诉江开始以后，就控告江泽民开始以后，到现在的整个形势可以看到，一个是迫害不得人心，因为有很多司法官员和各级官员都在这件事情上选择了不再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有很多人不是上门去了解诉江的情况吗？经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以后，很多都表示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不管了，我们已经不参加迫害了，选择了这条路。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也确实有江派的势力在垂死挣扎，试图反扑。因为中共的政策嘛，它一旦开始了一个迫害政策，它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和这个迫害政策是直接相连的，比如说610办公室、政法系统、国保系统，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一定会进行反扑，所以从一开始就有非法拦截控江的控告状，现在有一些地区曝光出来了，就是对于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抓捕、迫害，甚至到现在有非法起诉的。
也就是说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以及和迫害有关的利益集团还在继续运行，不会由于它的头子的倒台而自动停止。从这点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中共这个邪恶，一个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或者是其它的迫害人权的政策，是不会轻易的就停止的，它的作恶在中共的系统里面是正常的，是自然的现象。而要停止一个作恶、要停止一个罪行，却是很困难的，从这一点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来。这是2015年一个重大事件。
主持人：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关于政局的话题，那我们现在再转移一下来看一看经济、社会方面的。如果谈到经济，2015年一个绕不开的事情就是从6月中旬开始的股灾，这个股灾持续一直到现在，几乎毁灭了中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关于经济问题，还有股票的问题，我们以前很少在横河的话题里面谈到。横河先生，您能不能稍微的点评一下这个股灾呢？
横河：之所以我不谈，从我个人来看的话，我从来就不看好中国的股市，因为中国的股市我认为从来就跟实体经济没有关系，而是企业或者是国家圈钱的手段。尤其是在今年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股市更多的实际上是圈钱。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根本就看不出股市不跌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谈。
简单的说就是股市它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有人他总有信心，所以它是动摇了这些人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中国金融界管理的混乱和腐败，这点是肯定的，中国的股市从来就不是正常的股市。一直到最近，针对金融界的一系列调查，实际上是和股灾反映了中国股市的实质是有直接关系的。我相信这个影响力会一直延续到2016年，甚至更久。
主持人：还有一个话题是在国际上反响非常大的，就是关于中共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事件，大概是从7月10日抓捕律师王宇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主要是打压维权和人权律师这个群体，该事件就持续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还有到年底的时候，有对NGO，特别是广东工运的打压，也是国际媒体上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您怎么评价这些事情呢？
横河：我觉得年底对广东工运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实际上是打压律师群体的一个延续，它是有关系的。我认为这是打压目标的转移。这个是可以预料的，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它不会自动停止，也不会说打压完了一个群体就收手了。这个我觉得德国神学家马丁‧内莫勒（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放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这句话大家虽然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我觉得这里重复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当纳粹逮捕共产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纳粹逮捕社会民主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当纳粹逮捕工会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当纳粹逮捕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逮捕我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抗议。”
当然这不是说现在被打压的律师群体没有为其他的群体发声，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为其他受迫害的群体发声而被打压的。这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共的打压下，它和被打压的人的职业、政治态度激进和温和都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可以把坦克开到首都广场屠杀的政权、一个可以迫害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政权，它不存在什么法治或者人权是进步还是退步的问题，只有说下一个目标是谁、下一个受害者是谁的问题。
主持人：再下一个话题，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讨论过的，就是中共的全面开放二胎，这个是北京新政府上台之后做的几个重大的决策之一，终结了中共大概将近35年的一胎化政策。因为我们今天是总结一年来的重大新闻，虽然我们节目中讲过了，还是麻烦您再讲几句话。
横河：我觉得开放二胎是因为中国人口出现了危机，一个是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是中共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所有成果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现在消失了；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的比例发生重大的失调，人口危机已经出现了，所以要开放。但是它仍然是计划生育的思维，就是说它没有全面开放，所谓二胎的话，不能生三胎、四胎，不是全面开放。本来就是政府不应该控制人的生育问题。会不会有用呢？我认为不会有用，就是说几乎不可能出现婴儿潮。
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不否定一胎化政策？是中共从来就不承认，也从来就不敢否定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因为立刻就牵涉它统治的合法性。开放二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认为开放二胎不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是，开放二胎不能够取代清算一胎化过程当中中共的罪行。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两个事情。
主持人：今年大家都注意到北京新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就外交政策上，跟以往的各届中共的政府都有所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就是11月7日在新加坡的“习马会”，各国、各界都对这次会面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这次会面是在一个第三方国家举行的，也不算是正式访问。那么他们的会面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横河：我觉得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而实际意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首先，这个会面的主动权是在大陆，因为以前台湾也有提到最高峰会议的，但从来都没有得到回应。为什么是长期的呢？因为它对短期的台湾大选不会起什么作用。有人说大陆需要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南海本身并不是中共急于解决的问题。
中共现在目前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内政问题，其实还是中共统治能不能维持的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海上领土争端，包括钓鱼岛在内，更多的是用于维护中共统治合法性，是中共利用一个民族主义诉求来维护自己合法性的问题，真正的关键并不在领土上。习马会的真正意义，一个可能是为两岸关系设立一个新的模式，也许这是长期目标之一。
至于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什么所谓“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种双方不厌其烦的文字游戏，双方对直播和讲话的报导这些争论，我觉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这个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毕竟从1945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会面以后，双方就没有过最高层的会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不是两党，而是两个政府，就是以两个政权的最高领导的方式，而不是以两党的最高党魁的方式见面，这个可能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主持人：下面还有一个重大的话题就是现在还正在进行中的军改，这个军改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谈到过，它应该算是非常脱胎换骨式的军改，也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军改。那您能不能再总结一下军改这个事件？
横河：因为它这个军改是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格式，就变成了是军政和军令分开了，更容易让人家想到的就是美国总统自动的成为三军统帅，整个三军和它的设置实际上就是为了作战。从这个从布局来看的话，很难看到现有中共的政权结构能够和军改以后的军队的结构相兼容，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军改最终会直接挑战中共现在的政权结构，军改过程当中看不出来，但军改以后，这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主持人：您看刚才我们列了这么多事件，大概一共是12件，好像零零散散的分布在各个方面，那么这么多事件发生，您觉得它中间有没有一个主线是从头到尾这样贯穿下来的呢？
横河：应该是有的，我们很简单的说一下，它分大概三大类，一大类就是跟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是有关系的，第一类总体来看，就是2015年中共统治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说它的合法性危机在被模糊了35年之后，在2015年全面浮上台面。
主持人：您为什么说是被模糊了35年？
横河：因为中共统治一直用“发展是硬道理”来作为合法性的替代品，这35年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经济发展似乎还没有遇到重大的困境，尽管2014年已经露出了一点线索了，所以当经济即使按照官方的不能相信的数据，也至少是增速放缓，实际上很多迹象表明已经进入衰退了，那么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已经不灵了，所以就直接挑战了中共的合法性。
2015年经济明显的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它35年用来取代合法性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所谓股灾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打击，它只是这个表现形式而已，就是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重大的问题都是表现在这个方面。
第二个是比较具体的了，就是这十几个重大的事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累积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开始集中爆发。你比如重大灾害，我们刚才讲的主要是人祸，这些就是爆发；雾霾其实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不是一个自然的后果，而是一个人为的后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共为了保持自己的合法性，而人为的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发展，而有意的制造了三大危机，就是人权危机、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危机，它是以这些作代价来保持发展的，这个代价也开始集中爆发出来了。
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重大事件当中有一部分是中共最高当局试图在解决这些危机，试图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补救，包括清除江泽民的势力范围，这可以说实际上是试图改变现状的一种努力，就包括这个“去江化”，包括继续打老虎，这是另外一部分。
第三部分，实际上我认为是中国民众觉醒，代表中国未来方向的一个迹象，就是包括诉江在内的，要清算过去中共所欠下的血债和旧账的一个开始，这个是代表未来方向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零零散散的这些重大事件，其实它代表了几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还有一个是未来。
主持人：我们也看到了2015年的事件发生的实在是太多了，多到让人眼花撩乱的地步了，刚才您已经分析了这里面有三条主线，三条主线我们能看到它们还都不是到今天为止就结束了的，都还在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明年再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预计的是，2016年这些矛盾会持续的再发展，那么在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事件发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横河：祝大家新年好，谢谢大家，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