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3月05日讯】连日来，在中国大陆“小区拆围墙”的话题持续引发舆论热议，人们争议的焦点主要围绕安全和隐私问题展开。有民众认为封闭式小区的安全性更高，隐私性更好，但也有观点指出，中共统治下，封闭小区高墙内严密的监控恰恰成了监视公民、侵犯公民隐私的主要工具。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街区制”城建方式，“中国特色”的封闭小区近十多年来遍布了大陆大大小小的城市。
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封闭式小区的规划思想，最早来源于前苏联，之后经历了两个建设高峰，一个是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单位大院，另一个是1998年之后，中国取消福利分房，居民住宅私有化，货币化，刺激了商品房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商以“安全、私密”为卖点，蜂拥建起封闭的住宅小区。
前天津市建筑设计院资深建筑师胡健：“如果从建筑或者规划城市角度看，国外没有围墙这个概念，它基本都开放的。国内那种情况下一个可能是保安、安全方面的需求，确实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或者隐私的东西，加上共产党那方面斗争论文化弄的围墙。新建小区成为商业房之后呢，它也是为了卖房，它是利益驱动造成了一种现象。”
围墙、门禁、摄像头、电子监控墙，加上24小时的保安巡逻，将封闭小区打造成了一个个密不透风的“堡垒”。如此严密的监控手段，用来保护居民的安全无可厚非，但如果反过来被利用在民众身上，就成了一把双刃剑。
中国社会活动家，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讲述了他长期受小区监视器监控的经历。
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如果有挂着外交使馆牌照的，或者是外国媒体的，还有来访的朋友啊，也包括访民，只要你在这边一聚集，它很快就看到，而且它会把你每个人都拍摄下来。这些人里也有因此而受到报复的，或者说你刚刚前脚到没五分钟，警察就揣着八大件，包括执法记录仪啊、伸缩警棍哪、辣椒喷雾剂啊，就带着一群保安就到了。”
胡佳说，除了电子监视器，小区内还有很多带着红袖章的“人肉探头”，表面上打着维护治安的旗号，实际上干着监控民众的事情。
胡佳：“她们会随时跟小区门口的所谓‘警务工作站’、派出所、分局、市公安局这些都联动起来。当小区的公共探头比如说发现外交牌照的车开进了小区了，马上那帮人就会上来堵——就是那些带着红袖箍的老太太，她们会说‘我们认识小区业主，我们不欢迎外边来的人，我们经常有刑事案件发生，我们不让进！’”
胡佳告诉《新唐人》，曾有小区保安向他透露，小区内的一些摄像头保安是看不见的，而是直接归公安机关所有，并且与公安内部的“情报网”系统相连，专门用来监视所谓“重点人物”，而不是用来安保。
《大纪元》中文网也发表评论文章，对上诉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以大连地区为例指出，在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以安全为由，利用高墙，将对民众的监控发挥到极致，后来更是用在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上。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畅：“在2000几年之前，大连地区的监控呢，主要是在主要的交通干道上，基本上小区是没有这么多的监控的。自从镇压法轮功之后，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会为了讲清法轮功真相，所以他们就会到楼道里去送各种真相资料，这个时候一点一点的，学员们就会发现，小区里的监控越来越多了，楼下的防盗门也越来越多了，还有他们所谓的‘协警’也是越来越多了。”
大连法轮功学员刘畅回忆，封闭小区普及以后，大连市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因为小区监控而被警方非法抓捕，小区监控完全沦为当局手中的所谓“维稳”工具。
采访编辑/张天宇 后制/葛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