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17日讯】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中国的传统文明价值，更摧毁了人对社会正义与人文关怀的意识。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曾发表文章，披露出文革中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章立凡在他的一篇“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文章中说，他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文革时期其中的一些记忆，愿人们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章立凡在一个恐怖之夜，走脱罗网的经历
章立凡在文章中叙述：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毛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支持。于是本校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1966年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人，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
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于是赶紧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迳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射门房周大爷。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曾是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张洁凤被红卫兵打死
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司徒美堂由于反对蒋介石，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担任中共中央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去世。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司徒美堂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司徒美堂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瞭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章立凡说：“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像，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在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文章有删减
（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