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亲历六四屠城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吴仁华，在六四18周年纪念前夕，出版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简称“清场内幕”），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记录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过程的见证。
书中引用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的名言：“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作者吴仁华表示，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六四悲剧。
“清场内幕”用30万字详细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屠杀的整个过程，时间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
书中记述，杀人是从6月3日晚上开始。部队在向市区强行推进和在天安门广场的武力清场过程中，对阻拦队伍和拒绝撤离的市民、学生展开残忍的屠杀使用的手段，包括用冲锋枪射击，用坦克压，用毒气弹攻击，甚至到场救助伤员的红十字车都遭到乱枪扫射。
许多奋不顾身的学生和市民，用血肉之躯和砖石棍棒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伤亡惨重。
作者还提到，自己亲眼目睹了杀人杀红眼的军人，还将坦克车开到自行车道上，疯狂追碾有序撤离的学生，11人当场惨死，还有许多人重伤致残。
书中回忆，6月4日清晨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开始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和平有序的走在返校途中。
当时作者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约20余名师生打着一面校旗，走在西长安街邮电大楼附近。其他撤出广场的学生，也打着各自学校的旗帜，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长安街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书中说，尽管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血腥镇压，但是，善良天真的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当局会残忍到动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就在这个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着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一时间，长安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这种淡黄色的烟雾不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后，就会让人当即感到胸闷气短，透不过气来。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为过多吸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一位曾经吸入这种淡黄色烟雾的学生，事后谈到这种气味的感觉是，“让人掏心扯肺的，一个星期后症状才完全消失”。
吴仁华指出，这种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应该属于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可是，当局为了镇压，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吴仁华回忆，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学生们入内。
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时，他俩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着一起逃。
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受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做手术。“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
吴仁华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还结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他在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由于个子小，当坦克从他的头顶开过去时，他正好处在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重大伤害。
经过“天安门母亲”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寻访，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5名死者和9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13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受伤部位及致残、致死原因。
5位遇难者分别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受伤的9人包括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等。其中，后面的4名伤者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终身残疾。
此次事件中被碾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大学学生方政。（图片来源：《六四档案》）
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在上述5名遇难学生中，龚纪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于坦克辗压或撞击的遇难者。她左胳膊中弹倒地，因吸入大量的毒气造成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经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
另外，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
（记者云涛整理/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