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两天后,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从此林彪开始在全国大搞毛的个人崇拜。当时盛行的 “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乃至人手一册、天天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等等，都是林彪首创。
1969年4月1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的“阳谋”与“阴谋”
毛泽东讲过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打倒刘少奇及其支持者，这个目的在“九大”前已经实现了。
根据毛泽东三年结束文革的思路，林彪提出，“九大”应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全党中心任务转移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陈伯达赞同林彪的设想，在林彪指示下，起草了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九大”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研究“九大”政治报告时,突然变卦，提出以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任务。毛否定了陈伯达的报告，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确立毛泽东接班人的报告。这实际上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目的：“九大”将要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接班人，这是“阳谋”，其实毛不要林彪接班，他要林彪做二传手，把党主席职位传给毛家人，这是“阴谋”。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开幕式上，毛泽东微笑地提出，请“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赶紧在扩音器前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同意的举手。”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毛泽东接着说，“他这个人啊，讲客气了。那就请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按照惯例，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就是将要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这个姿态，给与会者的印象是，充分信任林彪，随时准备让林彪接班党中央主席。
4月1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使这种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因为林彪不同意这个报告，所以对报告只字未改。
1969年4月2日，会议讨论通过中共《党章》草案。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毛的意见。
据林彪日记记载：“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指江青）来电恭祝我是主席唯一的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谈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1]
江青很早就开始讨好林彪，换取林彪支持她进入高层领导圈。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2]
4月24日进行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1509票，林彪和叶群没有投自己的票，获1508票。江青自己和毛泽东没有投江青的票，她估计应得1508票，实得1502票，经秘密查票，林彪、叶群、黄、吴、李、邱没有投江青的票。江青拚命地恭维林彪，是想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常委，但林彪没有这样做，只提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来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最后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
毛泽东试探林彪
“九大”以后，毛泽东打破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带上张春桥亲自到林彪苏州别墅看望林彪。他单刀直入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短时间沉默后，毛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问话，林彪未领悟，不知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明说张春桥实是想引林彪评论江青。林彪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主席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3] 毛接着问了问林彪身体状况，然后走了。
这次谈话，毛认定，林彪不会当二传手。林彪此时还没有意识到毛的用心。只是感到毛有改变接班人的考虑，预感到自己前途凶险，林彪隐隐为自己的处境担心。
“九大”后，林彪权势得到了大发展，成了法定接班人，控制了军委办事组，更直接地掌握了军队。“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处于有举足轻重地位。他以为毛信任他，让他接班。他开始做接班的准备：培养和宣传他的儿子、扶持他信任的势力。
“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事件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中苏交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8月27日，中央做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群众“深挖洞”。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苏军动向，得到情报说，苏联同意举行副外长级会谈这是个烟幕弹，苏军内部有人主张对中国实行核打击。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包括受审查的）疏散到外地安置，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只留周恩来在京坐镇，朱德、陈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疏散的。
10月18日，林彪让其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打电话，口授六条战备内容，原文如下：一、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20、21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美帝、苏修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生产，如四零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八二无座力反坦克炮）。五、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即时掌握情况。[4]
当日7时左右，张云生照林彪口述记录向黄永胜电话传达。黄永胜和作战部长阎仲川研究后下达命令，阎仲川将林彪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
19日，叶群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毛对林彪的“第一号命令”做出了强烈反应。陪同毛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5]
毛泽东没有否定或撤销这个“命令”，但十分不满。林彪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叶群这样做过于草率，太不谨慎。当日，林彪写了内容相同的两个条幅，一副挂在自己起居室的墙上，另一幅送叶群：“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林彪的意思是提醒自己和叶群，对毛要谦恭尊敬，不可越位，不可越权，这是大事中的大事。
此事发生后，并未影响林彪接班的愿望，他还是继续培养他的儿子林立果做接班的准备。
林彪培养儿子做接班人
1969年10月12日，林彪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二人长谈。林彪提出：“为了更好了解空军作战情况，战斗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提一些有益意见。”于是，1969年10月17日，23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把他作为林彪在空军的代表，在空军宣布：“立果同志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当时群众中流行着一首打油诗：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
林立果，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成绩优秀，学习、工作都吃苦认真。曾在一个连队用两个小时教会战士开坦克；在空军搞过一些科研项目，他参与设计了一种小型喷气歼击机，让江西飞机厂试制，后来制造成功；林立果让人把张家界背面的黄阳山劈去一半，对着莫斯科方向装上雷达兵部研制的新式雷达，如果苏联发射洲际导弹，这部雷达马上就能发现目标。1969年10月，林彪将这一方案亲批“呈主席阅”。这一工程尚未完成，就使毛泽东高兴不已，毛泽东批示夸奖林立果，是“敢想敢闯的小将”，还接见了林立果，与他一起合影。毛泽东对林立果的“恩宠”，轰动了空军。
1970年7月31日，在空军直属机关，林立果作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吴法宪听完后，说：“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是我们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说：“吴司令一向很欣赏林立果同志的天才。”“认识一个领袖不容易。林立果同志具有领袖的条件，现在认识了，就要跟一辈子，风吹浪打不回头。”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说：“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立果同志是天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会后，将林立果报告印制了70多万册，在空军广为散发。
毛泽东获悉空军大捧林立果的消息，并收到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和材料。毛把江青、康生、张春桥找到自己的书房，让他们传阅这些材料。毛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有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的那个接班人哪！”
吸了一口烟，毛泽东继续说：“当初林彪说我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就对那个副词表示了不同意见。党的‘九大’删去了那三个副词，就是逐步纠正林彪的错误，可是他还要继续这么讲，不但用到我的头上，连他的儿子也成了天才。”[6]
评述：
当亿万中国百姓期望中共能兑现让人民幸福的承诺时，中共上层却是为个人私利明争暗斗。林彪自己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句话成为他“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证据之一。周恩来定性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注释：
[1]《林彪日记》[中共中央内部资料]，1969年3月20日。
[2]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76页。
[4] 林彪：《第一个号令》[内部资料]1969年10月18日。
[5]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6] 毛泽东同江青、康生、张春桥谈话记录，[中共中央内部资料] 1970年8月5日。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