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记者王梅 林丹综合报道】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一封由五十多位中国民间知识界及维权和异议人士签名的，给德国议会丶媒体和知识界的《公开信》发表后，引起了德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德国最大报纸之一的《法兰克福汇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公开信》的全文。有关“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所引起的争论，突然戏剧性地向广泛化和深入化方面发展。
就整个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自由亚洲之声记者天溢采访了最早就“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致信德国议会的八名异议知识分子之一，旅居德国的彭小明先生。彭小明介绍说：星期一（十一月三日）凌晨这封《公开信》发表后，德国福音新闻社等很多媒体网页，都用大篇幅的报道了这封信，这件事也引起了德国最大报刊《法兰克福汇报》的关注。它不仅用整版篇幅刊登了这封《公开信》，还同时刊登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照片和对她的采访。我们这里的《克隆城市报》也将刊登了《公开信》和何清涟女士的有关消息。类似这样的报纸刊登，在德国新闻界还会铺开更大。据彭小明介绍说，在对何清涟女士的采访中披露，德国之声根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要求，曾经取消了何清涟女士在德国之声中开设的评论专栏，然而最近由于事态的发展，想再次请何清涟女士恢复专栏，但是遭到她的拒绝 。
奥运会前，德国之声中文部张丹红，为中共政府践踏损害人权劣迹辩护的言论，受到德国政府和政界的强烈批评后，张丹红随即被免去了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职务。十月九日德国四十九位记者丶政治人物丶汉学家发表公开信，责难张丹红的被免职，并为其行为辩护。为此中国国内民间人士包括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内的五十多名著名知识界及维权和异议人士致：德国之声电台，德国联邦议会，德国和欧洲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的公开信。《公开信》不仅引起德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国内民间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
自由亚洲之声记者天溢采访了参与发起《公开信》签名；曾经因为言论自由问题被中共关押多年的北京著名记者高瑜女士。高瑜说：其实我们不是对着张丹红个人，我们这些人对着她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对的是一些真亲中共一党专政的西方的一些很有势力的学者，他们形成了为集权唱赞歌这样一种势力。我们就对着他们而发言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人发言。当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中国当时正好是“六四”屠杀，我们为德国人民高兴。我们没有想到是，德国现在竟然有这样一个为集权政府唱赞歌的这样一拨知识分子的势力。
对于一些人公开说“中国异议人士所要的和德国的利益不一样”的说法，高瑜气愤地说，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是异议人士；“六四”的受害者丶天安门母亲丶要求政治改革丶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士也都是异议人士；再包括现在维权的访民，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这些人也都是异议人士；而今维权律师也都成了异议人士。他说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如果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就二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给一个说法丶承担责任丶给死难者予以补偿，要这种利益怎么就会危害了德国的利益呢？关于究竟是谁在损害德国的利益的问题，高瑜说，我觉得真正是他们在危害着德国的利益，因为他们谋求的都是个人物质上的利益。他们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客，各个大学也都有交流有项目，而且很多项目都是中国政府给钱的，所以到底是谁为了自己的利益？我真不知道在大学他们给中国的学生学者灌输的是什么。
高瑜女士透露说，为了张丹红女士这封信文字上的修改和争取更多的人签字，丁子霖的丈夫蒋老师倒在了电脑旁，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度过了危险期。高渝说，这你们就知道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每一个异议人士没有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是在用生命，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在争取中国人权的改善，和新闻自由的早一天的到来，我们没有任何的个人利益的索取。
据悉，德国议会将于近日举行有关的听证，进一步调查和讨论德国之声问题。另外, 据了解，《中国民间人士关于德国之声中文部争议的公开信》备有中文版、英文版和徳文版，日文版和法文版也正在修改之中。
附：
请你们倾听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
——中国民间人士关于德国之声中文部争议的公开信
致：德国之声电台，德国联邦议会，德国和欧洲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日前，我们注意到，欧洲49位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等知名人士就德国之声中文部某负责人被解职一事，发表了致德国之声电台台长贝特曼（Erik Bettermann）先生、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德国联邦议会的公开信。由于该公开信涉及到中国历史、现状的评论。我们作为中国民间人士、尤其是身居中国国内的知识界人士，有责任就该信提出的有关问题，表明我们的态度。
一、我们认为，德国之声处理中文部某负责人，属于其内部事务，外人因对相关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不宜介入。我们尊重德国之声的决定，更赞赏其宣示：“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我们期盼德国之声能始终坚守这一诺言。
二、我们反对德国之声中文部某负责人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她说：“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又如她引用德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的话：“在过去30年里让4亿中国人摆脱贫困是近年来最大的人权改善之一。”我们认为，这些判断完全是基于中国官方舆论宣传，并无任何记者或学者能独立提供可供检验的事实依据，无论谁以此作为个人观点都有失新闻工作者或学者的职业操守。但我们同时认为，发表这些言论尽管荒谬但尚属言论自由的范围，并赞赏德国之声等有关机构并未因此剥夺任何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49人公开信中所说的“应该坚决地反击，保护他们”，实属夸张多余，有误导舆论之嫌。
三、49人公开信认为：“这场讨论是关于如何评判当今中国发展和崛起问题的争论的一部分。”这句话倒是说对了。对于该信中提到的那种争论，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国内获得自由讨论而不受压制。我们更希望以该信签名者的名望和影响力来推动这种自由的讨论。
但是，令我们感到遗憾和失望的是，我们只看到49人公开信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某负责人的被免职叫屈，却没有看到过那些与中国当局有“合作伙伴”关系的人士为中国国内的因言获罪者呼吁。试问：难道只有那些说了中国政府爱听的话的人需要保护，而批评中国政府者就不需要保护？或者，二者相比，后者的言论自由就无足轻重？
下面仅举数例：
“六四镇压”快20年了，但是在中国国内，“六四”仍然是一个言论的禁区。你们是否认为，有必要以联署的方式来呼吁保护中国境内那些想冲破这个禁区的人？我们注意到该信联署者中有一位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教授（Reimund Seidelmann, Universität Gießen），据称他还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名誉教授。那么，我们想问问他，他是否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教授叫丁子霖（也是本信的签名者之一）。她的儿子在“六四”中被无辜杀害了，她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为寻求正义苦苦抗争了近20年。但她的言论自由在中国境内完全被剥夺：她的声音在国内彻底被消音，她的著作不能在国内出版，也不能在国内流传，连她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我们要请问这位人民大学的名誉教授，当你接受人大校方赐予的这份荣誉时，你会想到“丁子霖”这个名字吗？当她的公民权利受到不公正的侵犯时，你愿意保护她吗？愿意对侵犯她权利的中国政府进行反击吗？
本信的另一位签名者鲍彤先生，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想必不会生疏吧？请问问鲍彤先生自己，他在中国国内有言论自由吗？他的名字能在国内媒体上出现吗？他坐牢七年，刑满后恢复公民身份也已十多年，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谈何言论自由！你们想到过要保护他吗？想到过向侵犯他公民权利的中国政府反击吗？
还有一位记者兼诗人师涛，现在中国监狱中要渡过漫长的十年刑期。起码那些与中国当局有“合作伙伴”关系的人士应该知道，这是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网上信息导致异议人士坐牢的典型案件之一，也正是目前在中国常见的见利忘义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可怕恶果之一。你们为师涛的言论自由联名呼吁过吗？想到过向这种“合作伙伴”共同作恶的现象反击吗？
那些研究国际关系及中国问题的专家，起码也应该知道被中国当局侵犯学术交流自由而判刑13年的学者同仁徐泽荣博士吧？你们不觉得更应该为已不幸系狱达八年多的徐博士联名呼吁一下吗？
另外，你们也应该知道中国监狱里还有成千上万因言论而被判刑的良心犯，其中的新闻工作者、人权活动者、作家和学者同仁如：杨天水（两次22年），哈达（15 年），黄金秋（12年），杨子立等“北京四君子”（2人10年，2人8年），郑贻春（7年），张建红（6年），张林和杨茂东（5年），吕耿松、陈树庆和齐崇怀（4年），杜导斌和严正学（3年），陈道军和黄琦（尚未审判）……，尤其是最近刚获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3年半），你们是否也能联名为他们呼吁一下，使得他们早日获得释放，也多少享受一点你们相信的“人权改善”？诸如此类的因言获罪案件在中国不胜枚举，你们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权威，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些案件吗？对这些案件作出过“谨慎的调查分析”吗？
不错，该公开信中倡导“谨慎的调查分析，报导中国发展中的多样性、矛盾的多方面情况”，并声明要“捍卫新闻工作和学术工作的专业准则、责任意识和客观性。”很好！我们举双手赞成。那么，请与中国政府机构有“合作伙伴”关系的专家学者们，迈开双脚也到中国民间来走走，听听各方面的声音，然后作出抉择：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你们究竟该做些什么。在此，我们还要向你们呼吁：当你们与中国官方开展友好合作、与中国同行切磋交流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你们公开信里说的那套“保护言论自由”的高深学问作为一个课题，放到你们的交流计划之中。
最后，我们呼吁海内外所有学界人士秉持学术良心，保持知识者的独立性，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名利所诱，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人类普世价值，以自己的付出来造福于人类。
我们希望，德国之声中文部能发表我们这封公开信。
谢谢！
签名者：
（第一批中国公民53人）：
李普——老记者，前新华社副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北京）。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前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因六四事件被撤消一切职务（北京）
李锐——作家、中共党史专家，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59年因批评毛泽东的极左政策遭长期政治迫害，文革后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北京）
于浩成——法学家，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前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因六四事件被囚禁八个月（北京）
高瑜——记者，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新闻自由奖、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等国际奖项得主，因六四事件入狱两次共七年（北京）
张祖桦——宪政学者，曾任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共青团中央常委，因六四事件遭受政治迫害、长期受监控（北京）
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天安门母亲”，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和自由写作奖得主，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奖、法兰西自由基金会记忆奖等国际奖项得主，因代表六四难属呼吁追究屠杀者罪责而遭政治迫害，被禁止出境（北京）
张先玲——工程师、“天安门母亲”（北京）
徐玨——研究员、“天安门母亲”（北京）
蒋培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六四难属（北京）
鲍彤——作家，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因六四事件入狱七年，出狱后一直受监控，被禁止出境（北京）
张耀杰——人文学者，因支持公民维权遭受政治迫害（北京）
刘京生——自由职业，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奖得主，因北京民主墙运动和参与组党、自由工会及悼念六四死难者两次入狱共十三年
滕彪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奖、美国民主基金会民主奖等国际奖得主，因维权活动被禁止出境（北京）
余杰——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北京）
王小山——记者（北京）
流涛——自由撰稿人（北京）
唯色——诗人、作家，挪威作家联盟表达自由奖得主，前《西藏文学》编辑，2004年因出版《西藏笔记》被禁而解职失去工作和住房，此后长期受监控，被禁止出境（北京）
蒋亶文——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上海）
王建波——律师（上海）
陈接余——作家（上海）
赵达功——作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兼网站工作委员会协调人，因维权被禁止出境（深圳）
圣观法师——佛僧，因六四事件入狱一年（深圳）
野渡——网站编辑（广东）
妙觉法师——比丘尼（广东）
野火——自由撰稿人（广东）
昝爱宗——记者，中国真话报筹办人，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得主（杭州），前《中国海洋报》浙江站长，因报导维权活动被免职，禁止出境（杭州）。
庄道鹤——学者、律师，浙江大学（杭州）
祝正明——工程师、人文学者，因中国民主党组党入狱十年（杭州）。
李建强——律师、作家，因为异议人士辩护被拒绝延长律师执业证（青岛）
张铭山——自由职业（山东省临朐县）
徐高金——自由撰稿人，因维权活动被拘留四个月（江西）
苏露锋——湖南日报社文萃报编辑，长沙和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沙）
刘淼——作家（湖南）
陆文——作家（江苏）
槟郎——高校教师（南京）
刘逸明——自由撰稿人（湖北）
秦耕——作家，因六四事件入狱近一年（海南）
申有连——自由撰稿人（贵阳）
莫建刚——诗人，作家（贵阳）
李元龙——自由撰稿人，前《毕节日报》记者，因互联网文章入狱两年（贵州）
王中陵——诗人，陕西省《雁塔之声》常务副主编（西安）
刘水——作家、诗人，前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记者，自六四事件以来五次因政治异议入狱共七年，并被限制工作、出境（深圳/甘肃庆阳）。
亦可——作家（成都）
江婴——诗人、学者，国际学者基金会诗歌奖获得者，因“反右运动”遭受迫害（天津）
炎子——作家（河北）
卢雪松——作家，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得主，因讲课言论被取消授课权并被劳动教养软禁一年（吉林）
武宜三——自由撰稿人，五七学社（香港）
蔡咏梅——作家，《开放杂志》执行编辑（香港）
刘晓波博士——作家，前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前两任会长，无国界记者/法兰西基金会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人权新闻大奖等国际奖得主，自六四事件起三次被囚禁共五年半，被禁止出境（北京）
周勍——科隆驻市作家，作品《民以何食为天》获德国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优胜奖和日本《产经生活新闻》银奖，因六四事件入狱二年八个月（北京/德国科隆）
李剑虹——斯德哥尔摩驻市作家，2007年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得主（上海/瑞典斯德哥尔摩）
张裕博士——学者、编辑，独立中文笔会前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中国公民因担任笔会职务自2007年起被拒绝入境中国（瑞典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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