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6日讯】（新唐人记者林妙音综合报导）勇敢揭发中共当局在2003年隐匿SARS疫情的医生蒋彦永，曾让当时的卫生部长下台，而蒋也成为许多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近日，有文章披露，这位曾是301解放军医院外科医生的蒋彦永，诚实地写下了20多年前他在急诊室看到的令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幕，他并写信给中共高层，呼吁结束谎言。
Phillip Pan（潘公凯）所着《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其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网站节选了该书的第八章。
文章说，正如蒋彦永在萨斯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面对权势说出真话，能迫使党承认其罪行并改变历史，那么他为何要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上保持这么长久的沉默呢？这些年来，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协，太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呢？当这位上了年纪的外科医生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他思考的就是这些难题。
对这些问题，蒋彦永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月后，蒋彦永暗下决心，决定再次发言。他在非典危机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资本，他决心利用它们替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个公道。
于是，他坐下来开始写作，记录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个夜晚，并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党的新领导人。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写道。“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 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 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 …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彦永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彦永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
蒋彦永报告说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他写道，那天晚上他治疗的学生都是无辜平民，是和平抗议腐败和呼吁政府廉洁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战士们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败的头头在胡来”，并从各省召集增援部队。那些部队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学生运动，只被告知要对“反革命暴乱”开火。
在数月之内，蒋一页又一页地在信中写出他的心声。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要打破他在天安门问题上的沉默。这些年来，他曾与朋友们讨论此事。这些朋友当中很多人也因为拒绝采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镇压，已被提前退休。
其中一位熟人，就是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在一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上发言反对屠杀。没有其他政协委员有勇气站出来支持他——这些人里有一些是国内最聪明的人才。在吴去世前不久，他告诉蒋，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蒋写道，“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蒋彦永敦促新的领导人采取一种新的措施。他们应该承认党派遣军队进入广场，并责令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是错误的。要解决大屠杀死者亲人们的痛苦，要承认示威者并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诚实的爱国者。简单地说，蒋要求他们结束谎言。
蒋彦永给朋友们看信的草稿并进行最后的修改时，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离他揭露隐瞒萨斯疫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他写道。“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蒋把信复印了80份，并列出了全国高级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的领导人。
不过，也正因为良心的召唤，诚实的蒋彦永和他的家人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价。
医院的院长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恒在两天后来到了蒋家。他们告诉蒋彦永，党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场早已确定，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与这一立场“保持一致”。“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认识，”他说，“认识到你的行为是不对的。”郭则更不客气。“你这样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当他们警告蒋彦永不要把他的信交给媒体时，他答应不会那样做。他提醒他们，他通过适当的途径散发了他的信。他知道别人把内容透露出去，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