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错】袁国勇卷入了什么政治?

石山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3月20日讯】《有冇搞错》。3月19日。

香港两位传染病病毒顶级专家,龙振邦和袁国勇,3月18日,在香港报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大流行缘起武汉 十七年教训尽忘”。文章从专家角度,谈了这次中共肺炎疫情的一些热门话题。

当天晚上,两人发表声明,撤回文章。

声明表示,他们是科学家,追求科学真理,不了解政治,也无意卷入政治。

本来,我们并不太关心龙振邦和袁国勇的文章,因为大致来说,那篇文章只是谈了一些有关病毒的常识问题。但既然据说这个文章是卷入了政治,那我们今天就谈一下,这个文章中到底有哪些内容和政治挂上了钩。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首先是文风,不是现代的白话文,而是半文言的文体。

“己亥冬,疫发武汉。庚子春,湖北大疫,国内疫者八万余,死者三千。”
有点意思吧。

文章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命名问题。文章提到世卫组织目前对疫情和病毒命名的原则,最后说:“民间及国际媒体则称之为武汉冠状病毒或武汉肺炎,直接简单,亦无不可。”“以武汉冠状病毒或武汉肺炎称之,通俗易明,方便沟通。”

第二,文章认为病毒很可能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可能是几种野生动物的病毒混合然后突变的结果,但由于这个市场中的野生动物来自中国各地甚至东南亚及非洲,所以病毒的元祖已难以考证。

第三点,文章谈到中国的野味市场,说2003年萨斯病毒就源于野味,但中国人没有汲取教训,政府也没有加强管理,所以才有今天的问题。

第四,网传病毒源自美国之说,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勿再乱传,以免贻笑大方。

第五,呼吁中国反思,文章说:“武汉新冠状病毒乃中国人劣质文化之产物,滥捕滥食野生动物、不人道对待动物、不尊重生命,为满足各种欲望而继续食野味,中国人陋习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态度,十多年后,萨斯3.0定必出现。”

各位看官,以上观点,是香港顶级病毒专家的判断。各位能不能猜到,哪一条被“卷入政治”?

如果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方,所说的内容,恐怕都谈不上什么政治吧。龙振邦和袁国勇两位,对这个结果恐怕也是始料未及,大出意外。

官方如果派人施压,会怎么对他们说呢?我估计,首先是第一段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说:诸国欠措施缺储备,迅大疫。星、港、澳及台(原文为中华民国)皆免于大疫,唯零星海外输入之症及小群组不绝,尚未失守。

这段50字的内容,把台湾称为中华民国,是第一个“错误”;把新加坡,与港、澳、台并列,是第二个错误。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新加坡,以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皆免于大疫。这个文字,当然远不及原文简洁优美,但政治正确如果排在第一,原文是免不了受批判的。

其它,什么称武汉肺炎亦无不可,什么中国劣质文化,当然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最大的不正确,是讥笑病毒源自美国的说法,还说什么贻笑大方,自欺欺人。

咱们外交部发言人都这么说了,你不是批评中国外交部自欺欺人吗?

两位科学家撤文章的声明说,他们的文章“表达不当,用词有错误,希望外界不要把他们卷入政治。”

政治。根据中国百度百科的解释,政治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龙老师,袁老师,二位文章中哪一句,卷入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

其实,这个词在中国大陆的文化中,有特殊的含义,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当年,江泽民提出“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他要大家都要讲政治。但同时,如果有人真的讲了政治,很可能被批为搞政治。

其实,“政治”在中国大陆是一个代名词,说的是听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这么做了,就“讲政治”了,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是“搞政治”,或者是“卷入政治”了。

问题在于,谁让你讲和做,也很关键。除了台上第一把手和他的人马之外,其他人,比如说文革期间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时期的四人帮,或者是前两年的薄熙来,他们让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做了,你还是“搞政治”了。

是不是有点绕口?不光绕口,而且也难从逻辑上说通。所以一直有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做逻辑,一种叫做中国逻辑,或者是中共逻辑。

我真的很同情两位老师。

为了补救,袁国勇接受深圳卫视的访问,重申作为科学家最重要是面对真相,说没有人比他更爱国,更希望中国能成功防疫。

他也说,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要互相体谅,承认开头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只要承认和不要回避真实,国家就会更加强盛,更加兴盛。这个其实还是“卷入了政治”,因为中国没有开头做不好啊?

其实,袁国勇和龙振邦这样的科学家,最容易成为当局防范的政治有问题的人。

上世纪1950年代,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科学家,有一千多人,都是顶级的科学家。没有受过当局政治指责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国的就有1,041人。

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大约200多人,由于和钱学森是一批的,得到了保护。而日内瓦会议前回国的近1,000名知识分子,则不在保护之列。

就算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也逃不过文革。

北京的大学里面的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指的就是这些归国的科学家。

随便举例子。周华章: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

林鸿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究员,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50年放弃博士学位回国,1968年12月服药自杀。

萧光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博士,回国后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68年12月被批斗殴打,服药自杀。

还有更著名的,姚桐斌。他是冶金学和太空材料专家,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第一批火箭研制的关键人物。1968年6月,在家中被“革命群众”打死。

赵九章,也是两弹一星元勋,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68年10月在北京服服药自杀。

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包括8名顶级专家。

这些科学家,都是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都是以追求科学真理为自己的使命,当然,也都是因为政治被迫害,甚至被害死的。

香港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反右和文革,不知道追求真理,包括追求科学真理,在某种制度下可能是致命的。

我们再问一次,什么是政治?政治其实是众人之事,政治不是听话的代名词。普通市民表达自己的观点,追求自己的权利,坚持自己的信仰,科学家谈自己的研究和认识,这些和政治无关。

很少有人真的喜爱去搞什么政治,去追求权力,但如果你害怕政治,害怕别人说你卷入政治,那你已经卷入政治了,因为你不敢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科学家来说,哪里还有什么追求科学真理可言?

所以,请那些政治权力远离我们普通人,远离科学家吧。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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