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的死亡 香港比上海更痛苦

石山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04日訊】《有冇搞錯》。4月3日。

4月1日愚人節,香港的法院作出了令人震驚卻不令人意外的一個判決,香港七位民主派領袖人物,被判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成立。七人的刑期,將於4月16日宣布。

這七位香港民主派領袖,包括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香港工會領袖李卓人,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大律師吳靄儀,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律師何俊仁,以及工黨前副主席、社會活動人士何秀蘭,香港社民聯成員、前立法會議員、外號長毛的梁國雄等七人,被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胡雅文裁定罪名成立。

這個案件,是2019年8月時香港民主派組織集會遊行,但警方只批准集會但不同意遊行。8月18日,超過170萬香港人參加了集會,隨後並走上街頭,從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一直走到中環的渣打花園。

當時的抗議活動非常和平,雖然警方不同意遊行,但期間沒有強硬執法,所以集會和遊行並沒有出現2019年經常出現的嚴重暴力衝突。按照民主派的說法,這是一次香港民主展現「和理非」抗議的範例。所謂「和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鑑於2019年香港出現很多暴力衝突的場面,8·18維園集會遊行,顯得特別重要。

李柱銘等人表示,當時集會人數眾多,因此他們是「帶領聚集人群疏散」,但控方不同意,認為被控人士舉著橫幅,呼喊口號,是帶動「非法遊行」。由於香港沒有非法遊行的說法,所以控罪變成了非法集結。

其實,香港政府檢控方的說法以及被定罪人士的辯護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案例宣布香港自由的死亡。幾個星期前,中國人大常委已經代替香港設立了一個新的選舉辦法,不但嚴厲審查參選人士的資格,而且大幅度縮減了直接選舉議員的數目,等於宣布了香港民主的死亡。所以,香港有限的民主,以及香港原有的自由,至此全部都已經正式死亡。

李柱銘和黎智英,都是香港的標誌性人物。

1967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波及香港,香港左派工會在地下黨的推動下開始了暴力反抗當時的港英政府。一大批工會人物被控暴動罪。當時,左派和香港法律界關係不睦,請律師不容易。李柱銘是為左派出庭打官司的大律師之一,而且確實幫左派人士打掉了不少罪名。

正因為有這個經歷,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對他頗有好感。到了八十年代,李柱銘成為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不過,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李柱銘和中共合作結束,他組建了香港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成為後來香港民主派的領袖。如今八十多歲的李柱銘,雖然淡出政界,但仍然關注香港前途。作為一個民主派的頭面人物,香港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他也無法處身事外。

黎智英的情況也差不多。黎智英最早經營服裝連鎖店發家,佐丹奴的品牌,是和中資駐港最大企業華潤合作而成功的。1989年之後,黎智英轉向媒體業,先後創立《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和香港民主派關係密切。

梁國雄,本身卻是社會主義者,他曾自稱是托派馬克思主義者。1989年之後,他經常穿著印有格瓦拉(Che Guevara)頭像的T恤衫,帶領一群行動派社會活動人士在街頭抗爭。因留著一頭長髮,遂有「長毛」的綽號。

這一批人,都曾經是中共的統戰對象,但也都終於和中共徹底反面對立。但這些老一代的活動人士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是認同國家和民族,第二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第三是都並不認同香港獨立。

中共對他們的鎮壓,意味著香港的「愛國反對派」徹底失敗。可以預見,未來香港的反對派將更多採用非理性的方式,也不再依託香港的法制,而認同香港而非中國,會成為新型反對派的一個標誌。

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它的法律體系,除了有英國法制特點,也留存了很多殖民地特色。比如警察可以任意在街上攔截任何人進行盤查,警察可以控告任何人「遊蕩罪」,理論上三五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被告非法集結等等。

這些都是殖民地法律,在英國本土沒有類似規定,這些是「惡法」。但過去港英政府因為跟隨英式治理,所以香港基本上算是一個「良治」社會。而中共那裡正好相反。

中共設立的法律,有些看似比香港更文明更先進。不過,中共並非法制國家,行政當局可以隨便解釋和執行法律,所以我稱之為「良法」但卻是「惡治」。

現在,香港把中共極權統治的方法引入,行政當局變成了惡治政府,無法獨立的司法體系,也成了惡治的一部分,所以未來香港將是一個「惡法惡治」的城市。

其實,對中國的中央政府來說,香港一直是一個獨特的存在。1840年之後,香港逐漸成為一塊中國的治外飛地。反對中央的人士,通常都聚集在這裡活動。孫中山的反清起義,香港是主要的根據地。香港主要的黑社會組織,大多源自「洪幫」,一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反清帝國的民間地下組織。孫中山甚至成為「洪幫」的雙花紅棍。

紅棍,是洪幫內部的一個職位,類似於「執法長老」。即如有人違反幫規,由「紅棍」帶人執法進行懲罰。到了後期,紅棍不再手持紅色的木棍,而是變成了一種內部職稱了。為幫裡面立下大功的紅棍,會在棍頭上綁一朵花。孫中山有兩朵花,意思是立過兩次大功,所以他是雙花紅棍,幫內地位顯赫。

當時,洪幫的主要基地就在香港。

民國建立之後,共產黨也以香港為基地進行活動。比如省港大罷工,由香港和廣州的工人聯合罷工反對英國治理,背後主要操盤手就是蘇聯支持的中共。那一次大罷工其實並不成功,對工人的利益幫助不大,但中共卻藉這個行動大為擴張,當地中共黨員人數增加了百倍。

後來中共南方的各種顛覆活動,往往都以香港為基地。鄧小平在廣西百色起義失敗之後,就跑到香港躲避,後來才獲周恩來指示前往上海。周恩來本身也去過香港多次。中共的十大元帥中,有五人曾經在香港避難。

國共內戰初期,蘇聯援助中共的不少物資,都是通過香港的船隻運送到中共那裡的。大批中共支持者,也都是經過香港而轉到中共占領區的。

所以,中共對香港這個「顛覆基地」的作用非常清楚。1997之後,藉助外國勢力顛覆成功而掌握權力的中共,對其他人可能藉助外國勢力利用香港顛覆北京,當然也就是極為敏感了。

到現在,作為一個現代城市的香港已經正式死亡了。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交易。進入現代之後,城市的功能擴展到其它領域,比如科技發展、教育、文化和文藝的創新等等。

香港這個城市,曾經是華人世界最有活力的創新溫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華人世界最受歡迎的歌星和影星,最受歡迎的電影和電視節目,都來自這個彈丸之地。除此之外,香港還是世界珠寶設計中心、時裝設計中心,也是平面廣告、電視廣告的設計中心。

九七年之後,香港所有的科技和文藝創新功能全部喪失。香港歌星和影星,在華人世界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其它珠寶、時裝設計也幾乎全部消失了。

4月25日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是世界娛樂界的大事,香港主要的電視台將「不予轉播」,原因是一部描述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梁朝偉和郭富城去年拍攝一部電影《風再起時》。這部講述六七十年代警察和反貪的電影,原本將於即將舉行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作為開幕片之一,但影片卻在上映前三天取消放映。電影公司表明是「技術問題」,但由於該片涉及警察貪污、黑社會題材,外傳可能是國家電影局尚未過審,需要修改,才決定延後上片。

香港現在的電影,需要經過中宣部主要審查機構「國家電影局」審查通過才能放映,這其實解釋了香港電影和電視業的連年衰落。

曾經出過多位國際級影星和導演的香港影業一片肅殺,和香港自由的漸凍式死亡有關,藝術創作的自由,是自由的一部分,這些自由包括新聞、言論、信仰自由。

長江口的上海,也曾經是遠東最輝煌的城市,出現過大批國際級的作家,文藝創作在亞洲首屈一指。中共建政之後,上海的自由死亡。到現在上海仍有亞洲最輝煌的劇院,但沒有可以揚名的戲劇,上海附近的浙江有世界最大的製片場地(橫店),但沒有好電影了,上海還有號稱亞洲最大的圖書館,但沒有創作自由,自然也不可能出現好的著作。

香港正在經歷上海同樣的過程,和上海比較起來,香港可能更為痛苦。因為上海是突然死亡,而香港是漸凍死亡。

石山角度: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x4TYTL7Ibhs0JPuHVQY1A

(責任編輯:王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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