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一个多月来，形势的发展，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震荡。“五一二”正是中国面临着西藏动乱和奥火传递世界性的抗议，厄运当头的时候。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激起几乎是全球性的同情，人性和人道主义掩盖了西藏和奥运问题上的争议，中共政权也有意和唐山惨剧记忆拉开距离，采取了开放媒体和外国援助的积极政策，虽然做法上不无瑕疵，但明显的进步仍赢得海内外一片好评。
一夜之间灾难变成歌功颂德
敏感而易于幻想的人士纷纷以为，机遇来了。政府可以借此上下同心的救灾，开启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改革，比如在言论和新闻上踏入开放之路。然而，又是一次失望。不到一个月，官方的脸又拉长了，又开始封网、抓人。人民日报网举办大型救灾展，开篇一部分就是党的“关怀”，二十幅九常委亲临灾区的大照片，胡锦涛占五幅，显示整个悲剧的正面主角还是他们这班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而人民，不仅喧嚣中外的愤青，连一向比较冷静的人们也都靠向官方，当然，西方媒体也在内，不同调子地改变了不久前的批评姿态。
一样的体制一样的党，竟然如此神妙地变换了世人的观感。几乎是一夜之间，一场此起彼伏的讨伐，变成了歌功颂德。“多难兴邦”成为一个主音符，从北京唱到四川，从四川唱到美国。香港的民调显示，市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一年前只有二成六，现在达到三成九，创九七回归以来新高……这是最近和一些朋友讨论的焦点。共产党怎样面对危机、化解危机、转危为安？他们有些什么诀窍？
回顾中共执政近六十年，重大危机大约有四次，且看他们是如何一路走来。
回顾六十年四次重大危机
建国初，近十年，巩固政权，实施计划经济，只有得失，并无危机。真正的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余万人是现在公认的判断。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饿殍遍野、赤地千里。重灾区一户一村地人口死绝。人吃人、易子而食，惨烈之状，史无前例。危机在于工农民众第一次大规模的敢怒不敢言，共产党的信誉丧失，同时中共内部引起深刻的分歧与权力斗争。因为这场灾难完全是大跃进盲动政策所致。以毛周为首的决策集团，深知“苛政猛于虎”，自己闯下大祸。
他们摆脱危机的主要手法有二：一是严格隐瞒真相，编造自然灾害的谎言。至今大陆人及媒体还是在说“三年自然灾害”而不说“大饥荒”。绝不准报导饥荒实况。二是嫁祸于人。替罪羊外有“苏修”逼债，内有地方干部的“国民党作风”、“坏人当道”。对有异议者，坚决打下去，如彭德怀反党集团。这样，毛周安然逃过危机，至今没有人对三千万死者负任何责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危机中，周恩来的恶劣作用，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乘机配合林彪制造毛的个人崇拜以自保。
第二次危机是中苏分裂。这次危机虽没有大饥荒那样惨烈的表象，但对毛独裁统治的威胁是严重的，因为挑战来自国际共运的龙头，权势与国力都远为强大的苏共。而中共又是苏共一手扶植坐大，如果在斯大林时代，这种分裂完全可以导致中共领导下台。因此毛集团绝对不敢轻忽。处理这次危机的策略是铲除内部的亲苏派。只要打掉党内的异己势力，就不怕苏共来颠覆。这策略成为以“反修”为名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对外决策则是联美制苏，缓和中美对抗以压苏联，避免国际上两面树敌而自陷孤立。毛处理中苏分裂危机，在他生前有效地避免了修正主义上台，保住了他的权位。其后延伸到邓小平执政的中苏关系，迄今中共不敢承认他们是“修正主义”。
第三次危机是毛泽东死亡。一个大独裁者的去世，难免发生改朝换代的变革。毛一九七六年死亡，“四人帮”被捕，当时在中共内部及社会层面，都有相当强烈的清算毛祸国殃民罪行的要求，这势必冲击中共专政的合法性。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看清了危机的巨大风险，坚决采取保毛的对策。给毛作“三七开”，“宜粗不宜细”等评价，即可以抽象批评、改变政策、平反冤案，不准清算、不准公开批毛。成功地渡过危机，保住了中共的独裁权力和特权地位，堵住了政治上的开放。其后进一步在经济上走自由市场路线，让全民“向钱看”，维持了毛在法统上的神主地位。
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这是中共掌权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执政危机。人民与共产党的对抗关系，已激化到政府几乎瘫痪的地步。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已经走上街头，而且导致中共高层的分裂，一场“颜色革命”迫在眉睫。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强硬的独裁者的决断，在党内或民间又有得力的领袖人物出现，那么，共产党就很难渡过这场危机，或者以妥协的方式如学生撤离广场化解危机。但最后，仍是以匈牙利事件“平暴”的方式，解决危机，延续了中共政权。
极权体制应付危机能力不容低估
纵观上述，如果我们将二○○八年当作中共一次新的危机，结论如何？有人担心过不了奥运这一关。今年以来，确实流年不利，兆头不佳。但上述四次危机过程已经显示，绝不能低估中共这个极权体制抵御危机的能力。他们可以动用的手段有传统的，也有时兴的：
一、严厉控制传媒——这是数十年行之有效的绝不放弃的常规手段。一位大陆活跃的学者说，他最近才知道达赖喇嘛一九八九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最近被时代周刊选为百人之首也不知道，因为媒体报导选择性大，又做得巧妙。传媒洗脑，愚民政策，欺骗宣传，转化为狂热的民粹运动，那是易如反掌，一试就灵。
二、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为了奥运安全可以改变许多正常的社会规则，坚壁清野、干扰个人自由、实行戒严式的管制。报导说，北京私人卖厨房刀具也要开证明登记。拉萨传圣火那天，如临大敌，布达拉广场没有一个闲杂人。可以预期奥运期间的北京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可以动员一切力量把北京看得滴水不漏。即使处于准戒严状态，也不会在乎任何外界的批评与嘲笑。
三、动用经济实力——这是和过去时代完全不同的特色。官方宣称，唐山地震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不足三千亿元，现在已达到二十四万亿元，是前者的八十倍，巨大的财力，是灾后重建和保证奥运成功的物质基础。在海外对付所谓敌对势力，或统战工作已经投入了可观的资金。国外的欢迎队伍按领导人级别支付每人佣金，已不是新闻。邓小平出访曾雇用数百名黑社会人物保镳，今天为了奥运更不会吝啬。
四、使用暴力和武力——遇到紧急状况，失控状况，不排除流血的危机处理，从针对个别人到大规模使用，就如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样。
《华盛顿邮报》不久前访问《中国青年报》原冰点主编李大同，他说，中国政府会汲取教训，“即使达赖喇嘛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也是有可能的。”地震初发时，“天谴”之声不绝于耳，而现在占上风的已是“天助”之说了。“坏事变好事”。符合逻辑的是，一个能容忍害死几千万人的政权的民族，怎么会不能容忍只有一点人权问题的政府？可以在白骨如山的大饥荒废墟上演出震撼世界的文革大戏，那么，在四川地震的废墟上演出一场奥林匹克大戏，还值得怀疑吗？
（2008年6月27日）
－－转自《开放》杂志2008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