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7日讯】7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面向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再发奇文，这篇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刚所撰写的，名为《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的雄文之所以能够雷倒众生，在于发明了一个新名词“集体总统制”，来盛赞当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9常委制。认为9常委制“是‘集体成员’，而不是‘个人’；是‘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体现了“五大机制”；从实践效果看，这种“集体总统制” “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一言以蔽之，共产党的9常委制不仅是符合“中国特色”、合理得不得了，简直就是领先世界、超英赶美！
你不得不承认御用学者和金牌五毛的过人之处，一个专制主义的陈糠烂谷，居然能包装成领先世界的香饽饽，真是巧舌如簧、妙笔生花！6月12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文章《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话音未落，胡鞍钢就奉上一篇活教材——某些人为了不被清算，想在“十八大”上维持9常委制，抵制外界盛传的常委9变7的舆论，手下的写作班子就应景地炮制出一顶“集体总统制”高帽子，把权争的动机用如此崇高、伟岸的理念包装起来，不可谓不“精致”。
悲哀的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清华大学，其中某些学者、教授的犬儒化竟到了如此地步。古希腊早期的犬儒学派是主张回归自然、清心寡欲、克己无求、独善其身，只是对所谓的文明进步成果采取挑剔和嘲弄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安提西尼和第欧根尼，都是世所公认的贤达大师。第欧根尼面对世界的征服者亚力山大大帝，仍然是一身桀骜不驯的傲骨，让亚历山大不要挡在他与太阳之间。而今日中国大陆的御用学者们也是“犬儒”，却是把自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犬”。
任何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集体总统制”的实质就是寡头政治。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下的几个寡头共治。尽管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但这种少数寡头“集体领导”的模式也实在不是今天中共的发明创造。早在300多年前，大清王朝的开创者，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就创造过“八王议政”的制度。即：后金的军国大事，由少数上层贵族协商决定；包括汗位的继承人选，也由这个“议政会议”来推举。皇太极称帝后，皇帝的地位得到了拔升，但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参与者范围却扩大了。除八旗的固山额真（后称都统）继续兼议政大臣之外，每旗又另设议政大臣三员。清朝入关后，除了八旗旗主、亲王、郡王一级的高级贵族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较低一级的贵族如贝勒、贝子、公爵一级的也有参加。此外，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和中央政府的六部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要详究起来，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在“体制内”代表性的广泛程度，恐怕还在当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统共才25人，减去刚刚被拿掉的薄熙来，才24人。而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议政王大臣会议”包括的八旗固山额真、以及每旗另设的三员议政大臣，就有四八三十二人了。
要从欧洲的政治历史看，寡头政治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发展程度也比中共的9常委制要完备得多。希腊城邦斯达巴达实行的就是典型的贵族寡头政体。斯巴达实行“二王制”，同时有两个国王；另外有5名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并担负监察职责，实权在国王之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由30人组成的、由国王担任议长的元老院。元老院有权决定重大事务、也掌握司法，可以审判和放逐它认为不称职的官员，直至国王。而元老院又是由全体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普选”产生的，只不过有候选人资格的只能是年满六十岁的贵族公民。
由此可见，在胡鞍钢祭出“集体总统制”大赞共产党的9常委制之前，“集体国王制”早在几千年前就存在，而且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比“集体总统”制更加科学、 合理。
胡鞍刚的搞笑之处在于，他固执地认为“总统”越多就越先进、越科学、越民主。却忽略了一党独裁这个大前提。且不说9常委，就是把政治局那20几人全都冠以“总统”头衔，也仍然是共产党的一党天下。谁上谁下，权力的归属都不变，肉都烂在锅里，到不了别人的碗里。总统再多，老百姓选出来的也是零。然而民主选举的前提必须是选民有选择，一定要有在纲领和施政措施上有竞争性的不同政党参选。 这样的总统一个就够了，如不称职过4年、5年再推翻他，另选一人上来即可。要那么多干什么？
对于寡头政治一直存在着一种迷思。有部分人认为，寡头相比起独裁多少是一种进步，毕竟权力由领袖一人独掌变成了在小圈子内分享，久而久之就会由寡头衍生出政治观点对立的派系、再由派系衍生为竞争的政党，从而以一化多，渐进地实现民主。“特殊国情论”加在这种观点之上倒是再合适不过，中国社会的财富和阶层分化的极端程度，使得这种设想缺乏“变现”的土壤。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引用一份报告说：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2010年又有一个来自于“世界银行”的数字说，中国是1％的人掌握了社会41.4%的财富。后来这些数字遭到喉舌媒体的口诛笔伐。到底中国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多大比例的社会财富，大概只要共产党存在就是一个谜，要在中国做这样的全面调查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的凋蔽，与官老爷们的豪华办公楼和公车的对比中，一般百姓对这样一个结论都不会有怀疑：中国的钱都在一小撮中的一小撮人手上。
寡头共治能够向民主政体转变的前提是，寡头集团（或家族）要与其他的社会阶层、群体发生联系，彼此的利益要有衔接点，以至于当寡头之间斗争激化时，某个寡头认为求助于其他社会群体和阶层也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哪怕是让渡一部分权力。可是中国当今的现实是，那“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已经和90％以上的普通民众形成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绝对对立状态。
中共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共有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7人，在中共自己宣称的几千万党员中，连万分之一的比例都远远不到。中央政治局9常委，又是中央委员会里的“一小撮”。就算是在那200个出头的中央委员里全部平分权力，他们连自己的党员也都代表不了（中央委员会是逐级“选举”产生的，不是党员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的），跟剩下那10几亿的中国人更是扯不上一点关系。共产党的寡头集团中不管怎样分帮划派，他们的现实利益基础也都与普通民众没有联结点，与99％以上的民众都毫无关系。
中共的寡头内斗导致破局，从而导致某些寡头与其他社会阶层结盟，形成更广泛的权力参与机制，这种情况大概只有在斗争中的一方有丧失生命的危急——也就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情况下，才有些许发生的可能。这种情况如若发生当然是好事，但把希望建立在寡头内斗自然地会向民主演进这个假设上，就实在是一厢情愿了。
“集体总统制”的荒谬之处更在于它套用了民主政体下的“总统制”的概念，再加上“集体”这个定语，却抛弃了民主政治对“总统制”定义的绝大部分内涵——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选举程序等。相当于是“发明”了一个新的“总统制”名词，与《环球时报》6月份宣布“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豪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这种山寨版的发明创造，居然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向全世界广而告之，真是不怕全世界笑掉大牙。真乃——人至贱则无敌——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