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评高尔品短篇小说《妈妈的爱》

【新唐人2012年11月11日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长,以精取胜。“精”的要义,浓缩二字;蜂采百花、量中求质、酝酿成蜜。

一个两千多字的短篇小说,竟能从日常生活中摘取一件随机小事……失手摔坏一件小东西(这次碰巧是个石膏塑像,并且是个非同一般的石膏像),即小见大、从小孔里掏出了大螃蟹;掀起一场与人生、命运攸关的轩然大波。从中表达出难以想像的广博、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其对生活的广度、深度之反映,表情达意、感人之至深,对于发挥短篇小说的功能来说,其笔力之雄劲,简直是掠夺性地、强小说之所难地,加之以超负荷的承载、超容积的容量、超饱和的浓度。

一、 爱 置她/他于死地

好的小说,必然令人想起生活,即便是《聊斋志异》志牛鬼蛇神、《西游记》记妖魔鬼怪。我所谓的该小说令人想起的生活面之“广博”,就在于在这样的社会里,这类现象睁眼一看满目皆是、伸手一抓满把皆是,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还在于“妈妈”这个可见其面、可闻其声的形象、她的命运为她安排的生活道路,所具有的广泛的、普遍规律性的典型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的遭遇,从本质上说,是成千上万、数以亿计人的缩影。大而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等。他们不都是死于他们的“爱”吗?爱之愈深,死之愈惨。这是人们从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中,悟出的一条含血滴泪的规律。尤其是彭大将军临死还念念不忘 “要见主席一面”。你是顽童,还是元帅?呜呼!何其不幸!何其朦昧!

中间一层的高干和高级知识份子们也是如此。关于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报人邓拓,胡绩伟说:“令人深感痛心的是,在邓拓同志的绝命书中,仍然充满着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对毛主席的忠诚热爱之情。他在绝命书的结尾中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看来,他当时还没有认识和觉悟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置他于死地的一场大阴谋,而他仍然忠诚地呼喊着置他于死地的人“万岁”!中国知识份子的呆气和傻气,怎能不令人刻骨铭心![1]”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些高官、硕儒尚且如此,对于饿死4600万、而仍照喊“大救星”的农民,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要说底层的干部和学生们,那更是喝足了迷魂汤。四川右派周居正,是与江竹筠江姐、罗广斌一起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江姐绣红旗的原型故事主人翁是周居正;1949年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四岁孩子;1957年周居正成为右派后,1958年在沙坪劳改场被以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判处死刑。周居正被共产党枪毙前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这种麻醉、麻木至死不悟,死到临头还要遗嘱后人继续走、致他死地的“爱党”之路。

北大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中共党员,1958年被枪毙。

黄宗羲有八年中共党龄,贫雇农出身,根正苗红。反右时是北大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因反对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被认为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让其在一间屋里反省。黄因细故与监视者口角继而动手互殴。黄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右派杀人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黄赴刑场前,法院让其见了妻儿。黄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黄的这番话被法院作了记录。

那时的中国人(现在呢?),“妈妈”现象是常规;不是“妈妈”的,倒成凤毛麟角。“妈妈”爱的是她 “娘”,不过,她却没有机会像王蒙、丁玲者辈一样,说:“娘错打了孩子!”相同的意思,恐怕只能是在另一场合—-向马克思报到时,万鬼齐号:“是娘错杀了孩子!”

小说叫“妈妈”承担的,是如此巨大无比的社会悲剧、民族悲剧啊!然而具体体现出来的毕竟是妈妈的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妈妈是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你在万般小心下失手摔坏那块石膏,就算真心自责,又何必到革委会去出卖自己;是否想向领导表明你这份真心呢?再则,已经受到了处分,还不吃一堑、长一智,人家都不敢读报,你还要头拱着去淌地雷。当然,有表现欲也不是什么罪过,而是人性之常;在此反常的社会,那些没有个性的木雕泥塑、甚至疯子傻子,遭遇牢狱之灾、杀头之祸的,也比比皆是。

有人把“妈妈”的悲剧与祥林嫂比。但是,无论就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普遍性或人物遭遇的悲惨性,还是就环境的残酷无情、人际关系反人性或政治上的统治如罐头、如蛛网、群众专政、遍地虎狼、冤狱布满全中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在在不可相比的呀!如是说来,祥林嫂在“妈妈”面前,难道能够称得起是“小巫”吗?

又有人把高尔品《妈妈的爱》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相比。对此,小说中的那位万恶之源,会踌躇滿志、坦诚相告:

“你们说这是悲惨的世界,我们一概承认。问题是还需要我们加以补充。雨果写的那算是什么《悲惨的世界》?我们是它的100倍!”

掩卷而思,气愤有加,拍案而起,捶胸顿脚,“此人罪恶,罄竹难书!”然而作者却以不动声色、侃侃而谈、引而不发、置核弹于未爆;而让笔下的人物顺理成章地、说着蠢话、办着蠢事、无辜受害、卒致亡命。吁夫!“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胡适语)者,其是之谓乎!

二、至死方悟 悔不当初

我所谓的小说立意“深刻”,是指小说的主题思想、如一根火柴划破黑暗,如一根金针刺穿虚皮;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提出思想启蒙的新课题,为历史的进程竖起一座里程碑(望小里说,也堪称一块“记里石”。公路、铁路旁边的小石牌,叫“记里石”)。

它的出世,比推翻“两个凡是”,更具历史的高度。谁也不会怀疑、妈妈把“两个凡是”奉若神明;小说引人深思:为什么偏偏是“两个凡是”害死了她?那些冤枉“妈妈”、说她反对毛主席的人,心里比谁都清楚,妈妈真心热爱毛主席、自己却是在昧着良心说假话。同时彼此都知道、任谁也都是在讲假话。好像全社会订了攻守同盟似的,谁也不许戳破那层窗户纸。小说的石破天惊之处在于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就像小孩喊出皇帝是裸体。这里揭示出,一切都是假的,看谁能假过谁?华国锋打出 “两个凡是”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就应该对四人帮不要着急、慢慢来;今年问题不能解决到明年,明年不能解决到后年;谁叫你搞“一举粉碎”来?信手拈来,皆成例证:那具不曾被焚掉、作为“两个凡是”之主体的尸体,内心就不忿劲儿:“我是带头签名要火化的呀!”尸体无言,却在日日夜夜揭穿着“两个凡是”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假相和华国锋其人是貌似忠厚、内藏奸诈。

华国锋推出“两个凡是”是假的;邓小平推翻“两个凡是”是真的吗?凡信以为真的人,特别是那些锋芒毕露的人,都被赶到了海外。他们感到大大地被诱奸了!原来邓是以毛的“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代替对毛的“两个凡是”。他耍这个“朝二暮四”的花招,并不是要解放思想,而是要“解决”华国锋。刚才说过,“看谁能假过谁?”现在证明,华国锋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对手。邓小平是“幼吾幼、以杀人之幼”的刽子手。现在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整个社会,“骗”字弥之六合:党骗人、人骗人、人骗党、党骗党,一至于此。民谣为证: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骗得全国团团转。文艺沙皇周扬(我称之为后悔了的左派)看穿这一点,才对呼吁思想解放的本小说和本作者采取保护措施;作者所在市的市委书记也心知肚明:推翻“两个凡是”纯属男借题发挥,也才咬牙咯咯地说:“写这样的小说是要杀头的呀!”

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如此,小说简直是号召国人起来造反。共产党怎么说、怎么做,都是在骗人;你怎么说、怎么做都逃脱不了遍布全国的、一步一陷阱。总之,在这个奉“你死我活”为生活准则的社会,谁也别幻想有好下场(包括害人者)。小说的结尾说出“甲”,让读者想到“乙”:抛弃它吧!再也别对这架具有剧毒性的 “鸡肋”、感到“弃之可惜”了。

天快亮的时候,妈妈忽然挣扎着要起身,我忙扶着她下了床。不知她哪来的力气(紫丹也和她女儿一样惊奇:“不知她哪来的力气”!?),竟突然推开了我,向对面的墙上扑去。

妈妈扑到墙壁上,仰脸望着墙上镜框里的毛主席像,双手紧紧地抓着别满像章的红绸,全身颤栗……
我扑过去扶住她,也禁不住全身颤栗。

妈妈虚肿的脸在抽搐,嘴巴歪曲着,两只眼睛湿津津地闪着怕人的光。(紫丹不解:怎么这样虔诚的一个信徒,会对她的上帝露出这么一幅凶相?)

“妈妈,妈妈……”我叫喊着。

妈妈像绷紧的琴弦突然断了一样,松开了手,瘫痪了,两只眼大睁着,盯住墙上,眼珠发直,一动不动,白发披散在脸上。

“妈妈!妈妈!……”我嘶叫着,摇晃着她。

她已经死了。

读完小说,一位全国皆知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际,很久、很久也没消逝:

吴晗,一位响当当的左派人物,著名的明史专家,反右时充当党的一只警犬、疯狂地助纣为虐、参与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此前,曾对中华民国政府狂吠,赢得中共青睐、以北京市副市长封官。1968年初,他被关进监狱,满头白发被揪光、大口吐血;临死之前,咬破舌头、蘸血写下四字: “悔不当初”。

那位《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先生加的“光明的尾巴”,一则蒙蔽了上级,二则误导了读者。我这样做才是正本清源。如以妈妈在监狱里写的“明信片”,还要女儿热爱毛主席、与她划清界限,就认定妈妈不可能作此突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则根据我的经验得知,犯人写的信首先是让“政府”(劳改对干部的称呼)看的,其次才是(也才能是)让家人看的;二则,是否妈妈的“爱”已经“暗渡陈仓”、转向了女儿?这就是说,她觉醒了,她要保护女儿。因为监狱并未限定、写信必须用“明信片”,而是限定信封不许封口。作者用“明信”二字,在写作技巧上就是明示“明修栈道”,或暗示“暗渡陈仓”。这是最顺畅的解释。那个“光明的尾巴”,我未见过,但我猜想,它可能会是很牵强的。无怪作者出专集时,就把它去掉了。

所以我设想,以“悔不当初”为起点,本世纪末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历史学家,会根据起码是老本行吴晗的遭遇(包括害人与被害),为历史作证:“从20世纪下半叶起始,中国大陆变成为一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谎言王国;露出利牙、同类相残的野兽王国;垂涎三尺、不识人伦、猪狗蚊蝇不如的动物世界。”这就是这篇小说不是通过逻辑说理、条分缕析,而是通过直感、顿悟而发出的预言:“好在人们利用了上天赋予的、恢复本性的能力;又要感谢毛泽东这个反面教员尽职尽责;这才历经血呀、泪呀的炼狱,完成‘从兽到人’的巨变,为21世纪的中国历史开创了美好的向往。”

文章来源:《阿波罗》

[1]胡绩伟:《文革风暴与邓拓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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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品:妈妈的爱(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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