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04日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曾披露，一个企业家去南方出差，当地老板请他到洗脚城洗脚，服务的盲妹竟然用舌头舔脚，舔完还要用牙齿轻咬脚后跟按摩。孙立平说，这样的羞辱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更让人深思的是背后冷酷的逻辑。
孙立平在“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一文中描述，有钱老板请人到洗脚城洗脚的场景：“张老板把另一只脚抬起，在那个小姑娘的脸上随意的蹭来蹭去！小姑娘很不舒服，但还是用力的吮吸着他的脚趾。把脚趾全部吸吮完成以后，小姑娘可能口干了，从胸前掏出一个水袋喝了几口。并用牙齿轻轻地在脚后跟上轻咬按摩”。
孙立平认为，这样的羞辱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但更让人深思的是背后冷酷的逻辑：没有这样的服务形式，这些双目失明的女孩就可能连生活都维持不了。
孙立平说，上面所举的舔脚的例子也许是极端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羞辱散布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且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仪式。而日常性的羞辱往往与嫌贫爱富、势利、歧视等联系在一起，而嫌贫爱富、势利、歧视等这些字眼，又不时与公权力相联系。
一位自称出身穷人的博客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穷，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孙立平认为，这种曾经的自励，现在已经褪色成了一种自慰，一种自嘲，甚至是一种自欺、自悲。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观念不断飞跃的现代社会，一个在社会贫困底层心力交瘁挣扎不休的穷人，倘若站出来要高呼“尊严”，是断断不能赢得半点敬重的。要得到些许怜悯还需躬着背做出一付乞讨相，否则只能引得旁人一片嗤笑冷眼。
孙立平说，穷人尊严的脆弱，无疑来自社会为其留下的能够维护尊严的空间的狭小，甚至是有意无意的羞辱。
评论家何三畏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穷人需要一个保底的尊严。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感于来自社会的这种羞辱。最典型的例子，商场里许多老人，仅仅为了买几个便宜的鸡蛋就挤得一塌糊涂，尊严尽失。
网路上“中国穷人想得到尊严还真的有点难！”一文谈到，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价值观改变，就是“笑贫不笑娼”，所以“以权谋私”致富也能得到尊重。
而成为香港、台湾人小三的女人，更成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嫁个台湾人能使一个家庭彻底翻身，所以做台湾人小三的竟然也能得到很多人的羡慕。
但是，如果你下岗而贫困了，几乎周围的人都会笑话你；更为可气的是我们社会的各级组织，这时更加嫌弃你，好像只有你才是给中国丢脸的人。
孙立平举例说，孟加拉国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穆德•尤努斯，因小额信贷而获奖，但它的真正的成功，是对穷人尊严力量的发现。
尤努斯认为，贫困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只要给穷人机会，他们就可以致富。他认为，任何人都具备企业家精神，甚至一个乞丐都具有企业家潜力。
但问题是，他们往往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许多金融机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们不会把钱借给那些没有担保、不具备任何还款能力的穷人，这就造成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于是尤努斯创立了乡村银行，在小额贷款的实际运作中，坚持不用抵押、不须担保，向处于生活危难中的穷人、大多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
他有一句名言，穷人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担保。
事实是，乡村银行不仅使500万赤贫、甚至一无所有的乡村穷人改变了生活困境，有尊严的活下来，而且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银行不但顺利能运作，还有盈利和业务拓展。
孙立平说，反观我们的社会，不仅是对穷人，就是对相对意义上的弱者，歧视与不公平也无处不在。可以说，穷人或弱者的尊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公平，而这种社会公平首先来自于公权力。
“中国有多少穷人，他们究竟贫穷到何种程度？”一文中说，中国有一种穷人，叫做“绝对贫穷”，他们的年收入不到人民币683元，平均每天不到人民币1.87元，他们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生活。这样的穷人，中国还有2100万人。
中国还有一种穷人，叫做“低收入”者，他们的年收入不到人民币958元，平均每天不到人民币2.63元。这样的穷人，中国有2个亿。
文章说，按照联合国的计算标准，中国的穷人有10亿之多，其中9亿在农村，1亿在城市。脱贫或开始富起来的，只是3亿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记者李文馨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