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1926年底捷尔任斯基去世后，格别乌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因斯基（Vyacheslav Rudolfovich Menzhinsky）领导。他此前是格别乌创始人的左右手，也是波兰裔出身。到此时，格别乌被斯大林召唤得更加频繁。他正准备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发起政治攻势。1927年1月，格别乌接到命令指示它加速划分农村“反苏维埃和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分子”。仅一年的时间里，被如此划分的人就从3万人增至约7.2万人。1927年9月，格别乌在多个省份发起运动，逮捕富农和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分子”。事后看来，这些行动似乎在为1929—1930年冬季的大型“去富农化”计划做准备。
1926年和1927年，对于搜捕有反对倾向的共产党人，格别乌也表现得极为活跃。这些人要么被划为“季诺维也夫派”，要么被划为“托洛茨基派”。划分和跟踪各种倾向的共产党人这一做法，最早出现于1921年。1923年9月，捷尔任斯基提出，对于党内存在的分裂或分歧，要向秘密警察告发。他坚持认为共产党人都必须同意这种做法，以“加强党的思想统一”。此提议遭遇数名领导人相当的敌意，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尽管如此，监控对手的做法在随后几年里仍变得越来越普遍。格别乌相当深地卷入了对列宁格勒共产党组织的清洗行动。这场清洗于1927年1月和2月在季诺维也夫的领导下实施。反对者们不仅仅是被开除出党，有数百人还被流放到农村遥远的城镇。他们在那里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为没人敢给他们提供任何工作。1927年，对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搜捕大大加剧。他们在全国有数千之众。一个月内，格别乌就有许多部门参与搜捕。所有反对者都被分门别类。数百名激进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被捕，然后作为一种简单的行政措施，遭到流放。1927年11月，所谓左翼反对派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拉科夫斯基，都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凡没有公开忏悔的人，都遭到流放。1928年1月19日，《真理报》宣布，托洛茨基和莫斯科一个由30名反对派领导人组成的团队，出发去阿拉木图（Alma-Ata）流亡。一年后，托洛茨基被完全禁止出入苏联。随着布尔什维克恐怖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变成“反革命分子”，一个新的时代显然已经来临。该党一个新的强人出现了，这就是约瑟夫‧斯大林。
1928年初，当托洛茨基反对派被除掉时，政治局中的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决定结束与社会的休战。此时的社会似乎正日益偏离布尔什维克所设定的原始道路。和十年前一样，此时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其仍被视为一个敌对、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群体。这第二阶段的对农民之战，正如历史学家安德烈‧格拉齐奥西所指出的，“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这一次的确是由国家首先采取行动。农民所能做的，只是以不断下降的实力，对向其实施的攻击作出反应。”
尽管自1918年至1922年的灾难性事件以来，农业状况已有好转，但这个十年结束之时与开始之初相比，“农民敌人”却更加衰弱，国家则强大许多。例如，对于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局手中掌握的信息多了许多。由于握有关于“ 具有社会危害性分子”的档案，格别乌能够实施首波“去富农化”突袭、消灭越来越多的“匪帮”、解除农民武装、增加从村民中招募士兵的比例，并扩展苏维埃教育。正如党内领导人的通信和关于高层讨论的档案所表明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与其对手布哈林、里科夫和加米涅夫一样，完全知晓这次对农民新的袭击之利害所在。布哈林警告说：“将有一场农民战争，就像1918年至1919年那样。”但斯大林已准备妥当，因为他知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个政权都会成为胜者。
1927年底的收成危机为斯大林提供了他所需的借口。11月份，国家收集中心的农产品交付出现惊人下滑。到了12月，这种下滑开始占到灾难性比例。1928年1月，不得不面对这些事实：尽管收成良好，但农民只交付了480万吨，低于前一年的680万吨。 新的危机有诸多原因，包括国家提供的价格下降、制成品的成本和稀缺性、收集机构的混乱无序、有关战争的传言，以及农民总体上对政权的不满。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很快把这称为“富农罢工”。
斯大林派很快就以减少交付为借口，恢复征用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使用的镇压措施。斯大林亲自访问了西伯利亚。其他领导人，包括安德烈‧安德烈夫（Andrei Andreev）、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帕维尔‧波斯特舍夫（Pavel Postyshev）和斯坦尼斯拉斯‧科西奥尔（Stanislas Kossior），也动身前往黑土地区（俄国南部的肥沃地区）的产粮中心、乌克兰和北高加索。1928年1月14日，政治局向地方当局发出通知，下令他们“逮捕投机分子、富农和其他任何干预市场或定价政策的人”。“全权代表”（这个词本身就是向1918年至1921年征用政策的大倒退）和激进共产党人分遣队被派到农村，撤换被认为对富农太过不在乎的地方当局。他们还搜出隐藏的余粮，必要时会在贫农帮助下进行。这些农民得到承诺，将所有被没收粮食的四分之一，作为对他们协助的报酬。
为了惩罚不愿以相当于市价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价格交出农产品的农民，苏维埃当局将原来的征收量提高了一倍、两倍，甚至四倍。《刑法典》第107条也被广泛应用。该条款规定，凡有抬高价格行为者，判处三年监禁。两年内，对富农的征税就增加了十倍。市场本身被关闭了，此举对较富农民和较穷农民的影响是一样的。几个星期内，这一切措施就明显破坏了自1922年至1923年以来政权与农民之间不稳定的停战状态。征用和镇压措施只是令农业状况变得更糟。在短期内，武力的使用让当局获得了与前一年大小大致相当的收成。而长远看来，其后果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相似：农民们以第二年大幅减少播种加以应对。
1927—1928年冬季的收成危机，在随后的诸事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尤其是斯大林从这场危机中得出了整个一系列结论。他决定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堡垒”──巨型sovkhoz（国营试验农场）和kolkhozy（集体农场）。他也决定“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从而一劳永逸地除掉富农。
1928年，该政权还打破了与另一个社会团体spetsy的停战。spetsy即旧政权知识分子中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员”。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仍然担任着工业和政府部门中大部分管理职位。1928年4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顿巴斯矿区之一沙赫蒂（Shakhty）地区多努高尔公司（Donugol Company）的工人中，发现一项工业破坏计划。据知，该公司雇用“资产阶级专业人员”，并与西方金融公司有联系。几个星期后，53名被告受到公开审判，其中大多数是工程师和中层管理人员。这是自1922年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以来，首次公开的政治审判。有11人被判死刑，5人被处决。这场被媒体广泛报导的审判秀，可用来说明对于“被外国势力收买的破坏分子”着魔似的搜捕。“被外国势力收买的破坏分子”被用作一句号召语，来鼓动被格别乌豢养的活动分子和告密者。“破坏分子”因所有经济上的失败而受到指责。他们也成为动用数千名白领工人建造格别乌新的特别办公室的借口。此办公室被称为sharashki。数千名被定为破坏罪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罚送往建筑工地和建造高端土木工程项目。在沙赫蒂审判后的几个月里，格别乌经济部门捏造了数十起类似事件，尤其是在乌克兰。1928年5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尤戈斯塔尔（Yugostal）冶金中心，有112名白领工人遭到逮捕。
这场始于1928年的大型反专业人员行动中，不仅仅是白领产业工人成为受害目标。众多“具有社会不可接受背景”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也在一系列对大学的清洗中，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这些清洗旨在推动新的红色“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事业发展。
新的镇压措施和新经济政策后几年的经济困难，导致刑事定罪数量巨幅攀升。这些经济困难，以失业日益升高和犯罪活动剧增为特征。1926年作出57.8万项刑事定罪，1927年70.9万项，1928年90.9万项，1929年177.8万项。为了抑制监狱人口（1928年本应不超过15万人）的迅速增长，政府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第一项是1928年3月26日的一项法令。它提出，将因轻微犯罪判短期徒刑的做法，代之以“在工业、建筑项目或林业工作”中进行的无酬劳改。第二项措施是1929年6月27日的一项法令，已产生巨大后果。它建议，把所有被判刑三年以上的囚犯转移到劳改营。劳改营的目标是要成为“本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新的自然资源开发区”。这个想法此时已流传好几年。格别乌参与了一家为出口市场生产木材的庞大企业，并一再向负责监禁的内政部各机构要求增加额外的工人。索洛维茨基特别集中营中格别乌自己的囚犯，还不足以达成期望的生产目标。1928年，这些囚犯达38,000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突显了劳动力与对荒凉地区开发之间落差的问题。这些地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就这方面而言，刑事劳动力此前是一种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此时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极其宝贵的资产──收入、影响力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格别乌的领导人深知囚犯潜在的重要性，尤其是缅因斯基及其助手雅戈达。两人都得到斯大林的支持。1929年夏，他们制定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在纳瑞姆（Narym）地区开拓殖民地。该地区覆盖着西西伯利亚22.5万平方英里的沼泽松林。该计划在1929年6月27日的一项法令中得以实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富农化的构想开始成形。此构想是放逐富农。他们被定义为较富裕的农民。官方认为他们必然反对集体化。
尽管如此，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仍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接受强制集体化、去富农化和加速工业化的政策。这是一项残酷改造经济和社会之连贯计划的三个关键方面。该计划要求同时解散传统的市场经济、征用所有农民的土地，以及利用“富农”和成为“第二次革命”斗争目标的其它团体之强制劳动，来开发本国荒凉地区的自然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这些主意的“右派”以里科夫和布哈林为首。此派别认为，集体化只会导致对农民新的封建剥削，引发内战、更多的恐怖、混乱和新的饥荒。 这一障碍最终在1929年4月被清除。1929年整个夏季，“右派分子”在苏联报刊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恶毒攻击，被指控与资本主义分子勾结并与托洛茨基派成员串通。因彻底名誉扫地，这些反对者被迫于1929年11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出公开忏悔。
在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斗争的这些插曲中，该国越来越深地陷入经济危机。1928年至1929年的农业数字是灾难性的。尽管系统地诉诸一整套针对农民的强制措施，包括对任何拒绝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人进行过高罚款和监禁，但1928—1929年的冬季国家收集的数量却比前一年少得多。可以理解，这在农村造成了极度紧张的局势。从1928年1月到1929年12月，也就是说甚至在强制集体化之前，格别乌就记录了农村超过1,300场骚乱和大规模示威。这导致数万农民被捕。另一个统计数字也是当时农村气氛的一个良好指标：1929年，有超过3,200名苏维埃文职人员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2月，配给卡自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首次出现。在当局关闭大多数小公司和农民作坊，将其称为资本主义大倒退之后，贫困问题再次变得普遍。
斯大林认为，这场农业危机是富农和其他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制造的。赌注设立了：要在农村资本主义和苏联集体农场之间作出选择。1929年6月，政府宣布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即“大规模集体化”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于4月由党的十六大批准，后被向上修正。此计划最初预计，在该五年计划结束前，有约500万座农场（约占所有农场的20%）被集体化。6月，当局宣布，此时目标是仅1930年一年就将800万座农场集体化。到9月，这个预计数字上升至1,300万。整个夏季，当局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工会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the Komsomols）、劳动者和学生，并把他们同当地党领导及格别乌官员一道派入各乡村。随着当地党组织努力超越彼此以打破集体化纪录，农民身上的压力也加大了。1929年10月31日，《真理报》呼吁“全面集体化”。一个星期后，在革命12周年纪念日之际，斯大林发表了他的知名文章《大转折》（The Great Turning Point）。此文是基于这个根本上错误的观点：“普通农民对集体农场（Kolkhoz）的到来表示欢迎。”新经济政策确实结束了。#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