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变轨”冲击

疫情全球化之后,中共与诸多跨国公司之间已经出现了公共关系危机,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判断的那样,“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疫情发生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在全球就排名居中偏后,而疫情初起直到此刻,中共蔑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的政府行为,对国际商界构成了重要而巨大的风险。国际商界可能会与中共拉开距离,为降低商业经营风险和投资者风险而实行自我保护;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的国际霸凌又把它自己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

一、疫情之后:“旧常态”还是“新常态”?

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有两个层面。“水面”上浮现的是各国对疫情真相的调查和追责,这虽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但索赔的操作并不容易;而“水面”下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虽然表面上风波不兴,其实对中共的冲击不亚于“水面”上的追责索赔声浪,这是指中共与诸多跨国公司之间已经出现的公共关系危机。正如我在《中共面临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一文(4月17日刊登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中所述,“中共越是在目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各国追源问责面前千方百计地躲闪逃避、硬抗抵赖,这些举措让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对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国公司的忧虑越重,‘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水面”下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工厂”可能恢复旧常态还是进入新常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我们看到,当今时代似乎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新冠(中共病毒)疫情前与疫情后的‘新常态’。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我们将见证传统经济社会规范的剧变。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将看到一场关于‘何谓新常态’、‘新旧两种常态的面貌究竟有何差异’的讨论逐步上演”。

中共目前主要忙于强硬应对“水面”上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与此同时,它显然希望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工厂”能恢复旧常态,即一切还原到疫情危机之前的状态。而国内很多人对未来的期盼和乐观,也完全建立在恢复旧常态的假设上。然而,还可能恢复旧常态吗?从期待还原旧常态的立场出发来盘算,其认知必然与国际社会中企业界对“新常态”的思考南辕北辙。

二、何谓经济全球化的“新常态”?

麦肯锡的上述报告认为,“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领导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既然传统的指标和预设不再适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从当下的危机步入下一个新常态,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决心、韧性、复苏、重构和变革。……面临这些挑战,组织韧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显然是解决流动性和偿付性等现金管理问题。但不久之后,随着危机开始颠覆业已确立的行业结构、彻底重塑竞争格局,企业将需要落实更广泛的韧性计划。……企业一旦经历严重停摆,短期内很难迅速恢复健康的经营状态。中国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全球大多数行业都需要再度激活整个供应链,但由于各地新冠(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规模和持续时间各有差异,全球供应链普遍有所中断。至于能否恢复招聘和培训计划、进而恢复疫情爆发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则完全取决于供应链上最薄弱的一环。……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

上述判断肯定了“疫情过后,这个世界将不同以往”,但该研究报告并没深入分析世界即将到来的新变化究竟受哪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将如何被全球疫情放大。在国内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和在中国媒体上能看到的,通常都是从“旧常态”出发的传统认知,诸如“世界工厂”成本低廉、其产业链完整可靠、外企离不开这样的供应链等等。这样的思维所忽略的因素正是被这次疫情危机所激活的,那就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世界工厂”的风险重评估。

要了解这次疫情国际化之后的国际社会将如何评估中国风险,与其听经济学家的简单外推型预测,不如从国际保险业界对世界各国经济韧性的评估体系中得到启示。保险公司的评估方法有它特别适合于分析这次疫情冲击效应之处,那就是,它本来就是应对意外事件的风险评估,其分析思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刻反倒体现出自己的长处。全球疫情爆发后,不同国家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体现了各自国情下的特色,哪种特色显示出抗风险能力大、复苏能力强,不到关键时刻是看不出来的,而保险公司的全球各国风险评估报告能提供一些判断的线索。

三、疫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全球排名居后

保险公司的分析方法是商业风险评估,不是经济预测,也不是国力比较;它既非政府行为,亦非媒体炒作。它们的评估中不可避免地要把政治稳定性风险、制度缺陷、政府行为特征等因素考虑在内,这不是保险公司对某些国家的歧视,而是按它自己的业务模式作判断,不能用“反华”之类的帽子瞎扣。比如,最近BBC介绍了FM全球保险公司的世界各国经济韧性指数,它的分析框架包括政治稳定性、公司治理、风险环境、供应链和透明度。保险公司通常的风险评估涵盖的是风灾、地震和其他意外风险,不可能事先料到这次全球疫情风暴所产生的巨大风险;但它们对没有疫情因素的全球风险评估,恰恰能反映出各国“旧常态”之下的风险状态差异有多大。

FM全球保险公司最新的世界各国经济韧性指数是对2019年的评估,采用的是疫情发生之前的数据,包括130个国家。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一定名列前茅。实际上,FM保险公司判断,挪威、丹麦、瑞士、德国、芬兰是五个经济韧性最强的国家;美国中部地区排名第9,美国东部地区排名第11,美国西部地区的排名则是第22;而中国的排名大大落后。FM全球保险公司把中国分成沿海、中西部和西南部三个区,分别排名为第68名、第74名和第76名;与中国排名接近的是墨西哥(第67名)、泰国(第73名)、格鲁吉亚(第75名)、印度尼西亚(第77名)。风险本来就是打破正常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事件,风险评估的方法和目的则是看经济的以往趋势会被意外事件打乱到什么程度。至于国家大、人口多、技术基础雄厚、市场大、政府强势等可能是参考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无法阻止意外事件发生;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恰恰是加大风险的原因。

疫前中国的经济韧性指标就居中偏后,而这次疫情全球化更是把长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被忽视的一系列制度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了。比如,上述评估方法侧重的五个方面中,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透明度。现在全世界已经没人在意中国公布的疫情统计了,原因就是完全不透明,以致于失去了可信度。

四、国际公关三要素: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

中共习惯于按照自己陈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或陈词滥调来解读国际商界的行为,诸如西方资本家唯利是图之类。其实,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不是仅由少数资本家个人所有的公司,而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运转的、有诸多投资人(股东)的上市公司;其运行不只考虑利润,同时也要考虑公司治理的相关层面,如员工协作、上游厂家合作等内部关系,同时也必须考虑如顾客关系、企业形象等公共关系。而在日常经营层面,这些企业的中国观不单纯是利润高低,更重要的是与经营风险直接挂钩的三个要素。对此,中国政府、企业和专家都没认真想过。这三个要素就是,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恰恰是这次疫情全球化,让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变得格外突出。

中共在国内也提过国际公德,国际公德被解释为中国人在国外的行为如何遵重当地的社会公德;但中共从来没想过政府的国际公德问题。当然,在中国,不可能把政府作为是否遵守国际公德的主体来讨论。国际公德和国内公德有类似之处,那就是,是与非、对与错,泾渭分明。在民主国家之间,政府是否遵守国际公德不是个大问题。因为民主国家原则上都尊重普世价值,有一些基本共识和政府行为的自行约束;而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国外作为被国内民众和舆论严厉批评,就会导致执政党落选。中共这样的专制政府加入了全球化,它对国际公德的轻蔑本就让世人侧目:比如,故意违反国际法或国际规则却拒绝改正。而这次疫情全球化之后其作为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伤害他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他国栽赃陷害、恶意污蔑,自己的明显过错不许问责,这都违反国际公德。各国深受其害之余,这样的行为又历历在目,让各国民众和企业很难接受。由此类推,今后中共很可能会重复此类行动,跨国公司很清楚,自己将难免受其伤害。

国际伦理,指的是国际社会成员的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行为标准和国家人格。比如,尊重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又如,不以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美中经贸谈判刚把中共资助的有组织地偷盗技术机密、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摆上台面,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与中共拒绝国际伦理又有直接关系,并因此遗祸全球,对此各国民众和企业对中共的观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国际诚信,既包括政府诚信,也包括商务诚信,如果连严重疫情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中共都全无政府诚信,跨国公司又怎敢相信中共在商业交往上的承诺和保证?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开始下降,外汇短缺之后,中共会允许外企把自己的钱换成外汇汇到国外吗?对华投资会不会成为“打狗”的“肉包子”?

中共掌权者内心其实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心态,就算你们认为我违反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那又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确实,连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其南海造岛行为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共都傲视不理,而这里说的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更是连“软约束”都算不上。然而,在中共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公共关系方面,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关系到政府人格和国家形象;而蔑视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的政府行为,对国际商界来说都是重要而巨大的风险。其实,这些风险一向存在,但以往被许多跨国公司忽略了;而这次疫情全球化迫使各国民众、企业和政府认识到,这些风险之大,已经到了不能再忽视的程度。虽然许多跨国公司深受其害,最后既不能向中共有效理赔,也不能改变中共的作为,但国际商界可以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我和你拉开距离。哪怕是从商业经营风险和投资者风险的角度来讲,也得小心防范风险。

五、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到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

经济全球化不是各国政府操作的产物,而是诸多跨国公司运营的结果;把中国送上经济全球化这趟“高速快车”的正是跨国公司。过去,跨国公司的中国观是中国工资低,到中国订货可以降低成本;中美贸易战以后多了一个关税因素,要考虑加了关税后还剩多少利润;而这次疫情后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因素,风险意识。不管外企如何维持与中国各地政府官员的关系,外企都搞不定像疫情这样的意外事件,连中国政府也搞不定。因此,这次疫情全球化之后跨国公司的中国观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影响到它们的经营决策。

跨国公司最关心的是两类巨大的风险,其一是中国的国内风险,不仅仅是疫情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更包括政府行为违反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等问题产生的巨大风险;其二是国际风险,除了发生疫情可能导致中断空中和海路航运外,中共与各国政府之间因追源问责而关系紧张的可能性也加大了依靠中国供应链的风险,而本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感受发生改变,又是一种必须正视的可能风险。

针对最近美国和日本政府官员提出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补贴政策,中共官媒发表文章表示,那就是随口一说,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美国企业也没那么听话。这种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把企业设备搬迁和撤订单混为一谈了。外企撤离非得把生产设备搬走吗?官媒的这种外行话显示出对企业经营的全然无知,把外企撤离当成了居民搬家,以为非得装箱打包,一件不拉。外企在中国制造出口产品时,制造厂家或是中国企业,或是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前者的设备本来就不是外企的,后者的设备即便由外企提供,财务上通过计提折旧,多半可收回大部分设备投资。所以,“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无非是将原厂房设备弃之不用,外企撤离的成本不是设备远途搬运费用,而是另选产地、重新投资建厂的开支;多数外企要从中国撤离,其实不一定要在中国的原厂家做多少事,最简单的做法是逐渐减少订单,直到完全取消订单,比较照顾员工的做法则是补发数月工资、遣散独资或合资企业的员工。当然,那些想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外企会继续经营下去,但它们只占外企的很小一部分。

中国经济复苏的难题到底在哪里?关键在于,如果别人都不喜欢和你玩了,你一个人能折腾出多大动静?就像一群孩子在一起玩,里面有个从不讲道理的家伙,尽欺负人,玩游戏故意破坏规则,老坑人,仗着别的小孩不想和他死磕就一贯胡作非为,你能把我怎么样?孩子们多数都比较善良,最后会一起决定,我们不和你玩了。在疫情全球化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公然违反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所造成的国外后果是面临相对孤立的处境。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主要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那是各国商界“带中国玩”的结果;以后,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渐渐就绕开中国了。

专制政权的策略型开放可以让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专制政权的国际霸凌又把它自己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失落者。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责任编辑:李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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