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人军务后，虽然将藩府建在了金莲川，但他仍保持着蒙古人入账居野处、冬夏迁徙的游牧习惯，即通常夏天驻扎在金莲川，有时驻帐在大盘山，冬天则临时寻找避寒的地方，或是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或是在离燕京不远的奉圣州之北，或是在抚州（今河北张北），可以说是居无定所。
而金莲川幕府的很多人来自于汉地，习惯于城居，并不适应草原的游牧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建议修建一座城池。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忽必烈也觉得应该有一处比较固定的场所，因此，接受了汉人幕僚们的建议。
建开平城留传说
远征云南后的1256年，忽必烈下令让精通《易经》的释子聪（刘秉忠）占卜，选择合适的地点修建新城。释子聪经过勘察，选择了桓州以东、滦河以北、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的龙冈之地，认为这里地势平坦，适合建城。
忽必烈随即亲自到龙冈这里查看，见其地理上位于蒙古草原南端，北连朔漠，南接中原，地处要冲，非常适合自己总领漠南和汉地的政治军事需要，同时也方便与身在和林的蒙古汗庭联系，即“会朝展亲﹐奉贡述职，道里宜均”。忽必烈很高兴，就下令让释子聪选人建城。
释子聪推荐了真定董文炳、贾居贞和丰州人谢仲温打造新城。经过三年多的营建，按照汉人建筑、技术和风格打造的新城于1260年落成，定名为开平府。
开平城的兴建，是轰动当时的一件大事，民间留下了许多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故事。孔齐《上都避暑》、《至正直记》卷一中记载：“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固，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天矣。明日以土筑成基。”杨允孚《滦京杂咏》中亦说：“‘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就是以这一传说为题材作出的诗篇。诗人自注说：‘上京大山，旧传有龙居之。’”
据说，开平城的地下有大量积水，水中有龙，深谙风水五行的释子聪制作了高数十丈的铁杆，铁杆立起后，积水枯竭，卧龙飞上了天。
其实，史籍中关于龙的记载确有不少。比如《新唐书‧五行志三》载：“贞元末（805年），资江得龙丈余，西川节度使韦皋匣而献之，老姓纵观。三日，为烟所熏而死。”
《辽史‧太祖本纪下》记：“神册五年（920年）夏五月庚辰，有龙见于拽剌山阳水上。上射获之，藏其骨内府”，即宋代辽国皇宫藏有龙骨标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也介绍过他多年前出使契丹时听说了这件事；元好问《续夷坚志》对该事谈得更详细，说那是条五尺小龙。
《清史稿》谈见龙现象共八十二次，民国时期，民众也多次看到龙坠落之事。
所以，当年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故事或许并非虚传。另据《史集》第二卷记载，当时人们把草地中间的水排干，并用石头、石灰、碎砖等材料填平，溶了很多锡加固。“在升起达一人高之后，再在上面铺上石板……在那石板上面，建造了中国式的宫殿。”
开平城分为三个区域。外城为方形，由12英尺至18英尺高的土墙包围，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这个区域里的土房和木房里，外城还有几座佛寺，是按照《易经》确定具体位置的。
第二个区域是内城，忽必烈和他的扈从住在其中，高10英尺至16英尺的砖墙包围着内城。建筑在土台上的王宫大安阁是这个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每面城墙上建有6个城楼或塔楼，用于瞭望。在宫殿内，“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贴金并且油漆得富丽堂皇。宫中的绘画、肖像、鸟树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惊奇。”内城中还分布着许多其它殿堂和官衙。
开平城的最后一个区域是外城北面的猎场，由草地、树林和河流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供忽必烈打猎的各式各样的动物，主要是鹿。
开平城建好后，忽必烈在金莲川的幕府成员都迁移至此，在这里，他们继续向忽必烈讲授儒家要义和治国理政思想，为他出谋划策。开平城逐渐成为忽必烈统领漠南汉地的中心，其后更成为忽必烈即位称汗的所在。
遭嫉恨引猜忌 敛锋芒兄弟隔阂消
忽必烈远征大理取得胜利，在军事上掌握了部分大权，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此外，他改革蒙古旧俗，接受儒家思想，在漠南汉地采用汉人之法治理，在发展经济、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得到了民心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蒙古贵族的不满和嫉恨，因为忽必烈推行的政策阻碍了他们的财路，《元史》上说“或谗王府得中土心”，就是说，有人在蒙哥汗面前进谗言，说忽必烈有图谋汗位之意，甚至说忽必烈截留了应该给大汗的税赋、不利于朝廷等。
于是蒙哥汗派遣阿蓝答儿等人在关中设钩考局（注：相当于今天的审计局加纪检委），查核京兆、河南财赋以及审查官员。
忽必烈一时想不到该如何应对。谋士姚枢为他分解时局，认为他长期居于漠南，远离蒙古本土，与蒙古亲人的见面时间少，关系难免疏远。如此一来，一旦有人离间，就会引起大汗猜忌。因此，他建议道：“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意思就是让忽必烈将王妃等家人送回蒙古本土，然后再亲自去向大汗请安，如此就可消除兄弟间的隔阂。
忽必烈茅塞顿开，于是带着王妃和子女北上去见蒙哥汗。此时，正率军准备伐宋的蒙哥汗已经来到河西之地。忽必烈前去觐见，蒙哥汗见忽必烈如此，猜疑顿消，两人不免相拥而泣，蒙哥“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并下令停止了钩考局的运作，将阿蓝答儿召回。
忽必烈为表赤诚之心，也交出了河南、陕西、邢州等地的全部权力，将自己的人马撤回，还撤销了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及其附属机构，相关事务全部交由蒙哥汗处置。
蒙哥攻宋身死 忽必烈受命再建功
蒙古与南宋在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主要放在西征方面。对南宋，虽也曾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宋军击败。
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人口众多的南方，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都市地区人口密集，唯一可能进行的战争是围攻战。在围攻战中，尤其是水战，来自草原的牧民们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要在中国南方取得胜利，必须有大批步兵团、水军和一整套“火炮”设备。为此，蒙哥汗令忽必烈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征服云南的大理就是其重要的一步。
1256年夏天，以南宋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蒙哥汗正式宣布了再次攻打南宋的命令，并说：“我父祖成大业而享盛名，我欲效之。”第二年秋，他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让自己的儿子玉龙塔失和大臣阿蓝答儿辅佐，自己率大军在祭天后出征。前锋诸王塔察儿率诸军围樊城，但赶上连月阴雨，遂班师。
十二月，蒙哥汗经过漠南，在玉龙栈赤驻跸，忽必烈等诸王来觐见。正是在此，蒙哥与忽必烈相拥泣下，消除了隔阂。两人还谈到了分道伐宋之事。
1258年三月，蒙哥汗再度率四万大军南下，兵分三路：西路主力怯薛军由蒙哥率领，由陇州入散关，东路由诸王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还有一路由孛里义万户带领从渔关入沔州。另派遣两军入湖南、江南，其中塔察儿攻打荆山，而忽必烈暂时驻扎在濮州（今河南濮阳），整治军队准备攻打鄂州。此外，令兀良合台率兵从交趾攻打，在湖北与大军会合。这是蒙哥的作战计划。
当时金莲川幕府成员郝经跟随忽必烈在濮州。有人提出取宋七条建议，忽必烈交予诸将商议。郝经却认为，现在宋朝并没有败亡的迹象，而蒙军倾巢而出，恐怕会引起内乱，因此他建议忽必烈“不如屯兵不动，颁行德政，施恩于民，招贤纳士，笼络各地守臣共同防御，等待西军进展。这样上合天心、下从民望，时至而动，可轻易夺取宋国”。
忽必烈听到如此高论，十分惊异。随之郝经又进呈七条建议，共七千余言。忽必烈十分欣赏。
当忽必烈听说名士宋子贞、李昶（chǎng）也在濮州时，便将他们请来，询问蒙古人征宋的得失。宋子贞坦言：“蒙古人威武有余，但仁德不够。宋人之所以拚命抵抗，是惧怕被杀。如果投降者不杀、胁从者不被治罪，那宋朝的城池只需一纸文书，就可以降伏。”忽必烈听了，认为言之有理，表示愿意按照其所说的去做。在此次和后来的灭宋战争中，忽必烈的确做到了。
而李昶给出的建议也差不多，他说：“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忽必烈听后，同样大加赞赏。
此时，率领主力军的蒙哥汗从陕西打到了四川，一路所向披靡，攻克了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蒙哥下令禁止抄掠。而诸王末哥、诸王塔察儿出兵皆战败，蒙哥遂命忽必烈统领诸路蒙古、汉军伐宋。将东部作战部队交给忽必烈，说明蒙哥是信任忽必烈的。十一月，根据蒙哥的旨意，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南下攻宋。
出兵前，张文谦与释子聪对忽必烈说：“王者之师，有征讨但无战争，对南方臣民当一视同仁，不可滥杀。”忽必烈道：“希望与卿等共同遵守。”果然，忽必烈入宋境后严令诸将不准妄杀、骚扰居民和烧毁房屋，他还任命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史、郝经为副使，率领归德军先开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纳宋人归附，稳定人心。对于违反军纪的士兵，则绑缚送到有司治罪，“由是将士肃然，无敢违命者。”
1259年，蒙哥汗在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区）下攻势受阻，战事胶着数月。而此时的忽必烈则率大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所获军民一律释放，深得人心。随后大军一路向南，进展十分顺利，并很快进入湖北，开始进攻长江中游的鄂州。进军神速的忽必烈令宋人惊恐不安。
然而，正在四川领兵攻打的蒙哥在钓鱼城突然驾崩，终年五十一岁，在位八年零两个月。关于其死因，并没有确切说法，有说是受伤不治而亡，有说是死于痢疾。
蒙哥死后，蒙军中止了进攻，北归。后忽必烈追尊蒙哥庙号为宪宗。史书对蒙哥的评价是“聪明果毅，内修政事，外辟土地，亲总六师，壁于坚城之下，虽天未厌宋，赍志而殂，抑亦不世之英主矣”。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再到蒙哥，他们为忽必烈留下了一个疆域广阔、令世界瞩目的大帝国，为忽必烈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基业，而如何最终一统天下、如何治理好包括中原汉地在内的广大区域、如何调和蒙古族与汉族的统治模式，是即将走上历史大舞台的忽必烈即将面对的问题。
参考资料：
《新元史》
《元史》
《忽必烈传》
《马可‧波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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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