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堕胎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大纪元专栏作家Dominick Sansone撰文/曲志卓编译)

一张大纸板标语牌上写着“‘诅咒’上帝”([Expletive] God),举着它的人是我现在居住的城市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的一名支持堕胎抗议者。5月14日,一场大规模抗议发生在本市的立法广场上,表达了对“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court case)可能被推翻的不满。抗议者大多是年轻女性,也有一些男性和老年女性。

像美国许多其它城市中心一样,纳什维尔在过去几周内经历了频繁的示威活动。抗议者对基督教的攻击不但频繁,而且非常明确,这是全国许多抗议活动的核心部分。上面提到的那类标语很常见。

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种谩骂归咎于抗议者对主流基督教直言不讳、坚定不移的反堕胎立场的回应。但我认为,这表明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文化马克思主义之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15年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恰恰是必须压倒基督教的宗教。……在新秩序中,社会主义将首先通过对学校、大学、教堂和媒体的渗透,通过改变社会意识来占领文化,从而取得胜利。”

快进到我们当前的社会时刻。最高法院有关“罗诉韦德案”的意见草案泄密之后,抗议者破坏教堂和反基督教——特别是反天主教——的浪潮清楚地表明,葛兰西的愿景是有预见性的。

2022年5月3日,支持堕胎的活动人士在华盛顿DC最高法院前抗议,以回应最高法院泄露的意见草案,该草案显示最高法院打算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定。(Alex Wong/Getty Images)

激进的左翼团体自豪地、不敬地亵渎礼拜堂,打断教堂服务,并将矛头指向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反堕胎团体。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每个自认为支持堕胎选择权的人都宽恕这种行为。此外,许多人很可能真正关心妇女的健康,或者担心全面堕胎禁令的潜在影响。但这不是极左翼抗议活动的目的。尤其是当49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激进的堕胎令时,更能看出他们的极端。

更不用说,像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州都有“按需堕胎”的法律,孕妇不需要任何医学理由。

相反,“我的身体,我的选择”(My body, my choice)运动的根源在于坚决否认生命的神圣性。葛兰西呼吁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对基督教发动战争,这与无条件的“按需堕胎”的倡导者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渊源。

1937年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监狱中去世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意识到,一场可行的革命需要的不仅仅是改变谁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手段。相反,需要的是文化框架的转变,通过这种框架可以理解所有社会问题。昨天的禁忌需要成为今天的美德。

基督教曾经是(现在也是)葛兰西试图推翻的西方文明的基石。其清晰明了的道德准则和明确的是非观念渗透到每一个权力机构。教会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

今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保守的政治专家嘴里成了陈词滥调。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概念都是源于对基督教世界观的根本拒绝。葛兰西明白,为社会主义的出现创造条件不仅需要改变经济制度或治理结构,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人性的理解。

现代的左翼进步主义,就像社会主义一样,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相信固定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它的支持者采取社会构建主义的方法,拒绝人类存在于自然道德秩序中的观念,而自然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最基本的要素即每个人都有生命权的信念)。相反,他们认为人类只是环境的产物,具有足够的可塑性,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被塑造成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

2019年1月18日华盛顿DC的美国最高法院外,反堕胎活动者参加一年一度的“生命大游行”,以抗议1973年最高法院“罗诉韦德案”将堕胎合法化。(Saul Loeb/AFP/Getty Images)

如果左翼的这些信念就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被构建成任何社会存在。抱着对这种“社会科学”的迷信(并公开憎恶任何神性或精神上的东西),完美的治理结构必然会产生完美的政治动物。生命的价值取决于它与集体的整体利益的关系。

这从根本上与基督教的人性观念相悖。作为堕落了的生命,我们都无法做到完美。同样地,一个完美的整体不可能由不完美的部分构成:没有任何社会结构可以被安排去消除所有的困难、痛苦和不平等。

然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或她的胸膛里有神圣的火花。这意味着我们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的能力,能够独立于外部物质环境做出选择,并根据自然秩序来判断对与错。美国的建国就是基于这一现实。

美国宪法的制定方式旨在解释这种特定性质,分散权力,以避免权力集中在我们潜在的暴政倾向上,同时使个人天才能够脱颖而出,并成为领袖。

我们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也许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号(Federalist 51)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他诗意地陈述了这个基本真理:“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在这个概念中,人的生命是神圣的。那些将基督教作为发泄他们不满的目标的堕胎倡导者拒绝这一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最高法院草案泄密对抗性反应的核心。例如,引发对联邦堕胎权重新评估的密西西比州案件,它不是一刀切的禁令。相反,它禁止在15周后堕胎,除非孕妇有医疗健康需要。

这超越了生命何时开始的问题或“细胞团块”的论点。在怀孕15周时,胎儿可以清楚地识别为人类儿童。与产妇保健有关情况的评估,应该能进一步消除对可能威胁母亲生命的情况的担心。争论的焦点完全在于,一个女人是否有权因为任何原因来终止她孩子的生命。

不出所料,主流传统媒体并不是这样呈现这个问题的(他们通常排除法案中的关键词,“除非在医疗紧急情况下和严重的胎儿异常情况下”)。反堕胎运动无处不在地被描述为“宗教疯子”和男性控制女性身体的企图。抗议者用虚构的《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注:一部美国反乌托科幻戏剧电视影集)和真人扮演的角色,将自己打扮成没有“性自主权”的受压迫阶级。

然而,(对左翼人士来讲)“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包括性自由和堕胎权)的叙述只有在性自主权以结束子宫内的孩子的存在为条件时才有效。它隐含地(如果不是明确地)接受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即生命没有实际的内在价值,而只能根据孕妇的物质环境因素来判断。它是否是子宫里真正的人类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孕妇生命的影响。199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发布了一份题为“生命福音”(Evangelium Vitae)的教宗通谕,谴责了这种现代的“死亡文化”。

我们在我们的教育和大学系统中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流毒。男人和女人都被教导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父权制体系中,这个体系围绕着男性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和“顺性别本位”(cisnormativity)的原则而组织。

我们在媒体和娱乐界看到,他们无休止地宣扬性滥交,积极努力地摧毁纯真,并让儿童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中看到这一点,在那里,意识形态的群体思维超越了对世俗主义的倡导,而是要求人们屈服于反宗教的世界观。

葛兰西对社会操纵的希望极好地实现了。他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欢欣鼓舞。

左翼特别想要颠覆的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建立在个人正义和无罪推定基础上的法律判例,直到被证明有罪;诚实的新闻和信息传播;以及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葛兰西承认,持久的变革需要有阶级意识的革命者渗透到社会机构中去,并接管权力。一旦渗入,他们将努力在整个社会传播他们的激进意识形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倡夺取经济生产资料,而葛兰西则呼吁他的追随者夺取文化生产资料。

2021年6月12日,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Leesburg)的劳登县(Loudoun County)政府中心,抗议者举行反对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CRT)的集会。(Andrew Caballero-Reynolds/AFP via Getty Images)

忘掉蓝领工人吧——布尔什维克的先锋队将是社会上的教师、新闻主播、社会工作者和名人潮流引领者。这一战略的有效性应该让我们所有“反动派”都感到震惊。

在保守派评论员试图将所有左翼的错误政策归咎于定义模糊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不是将社会主义和堕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大多数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可能确实支持堕胎的政策,但支持堕胎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

相反,堕胎是更广泛地拒绝建国理念和拥抱“死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们从根本上拒绝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自然和自然的上帝可以决定我们的任何事情。

因此,左翼无法根据先天因素提供“男人”或“女人”的具体定义。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一个奇怪的讽刺是,身份是根据与每种性别相关的定型的社会功能来定义的,而这些社会功能又是由人类所构建的每种性别固有的物理特征来决定的。

但是,人类重新创造特定形式的能力——无论技术多么好可以让它接近原始设计——永远不会否定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即一个神圣的创造者创造了物质并赋予了本质。

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定义。不要让“我们相信科学”的宣传贴纸和草坪标牌愚弄你:建构主义左派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检查、研究和破译物理世界,从而更充分地按照自然规律生活,而是想要征服自然。

同样的科学主义也存在于支持堕胎选择权对基督教的攻击中:相信孕妇可以根据自己对是否应该分娩的判断来结束孩子的生命。用人为的现实取代自然秩序是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总体目标。

如果像后者所倡导的那样,现实真的只是物质环境的反映,仅此而已,那么也许堕胎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医疗保健”,性别可能只不过是形状和功能,人性的所有其他所谓特征都可以随意改变。

然而,我站在美国建国理念和它所基于的基督教的一边,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越任何物质环境的真正道德。有鉴于此,我们也许值得记住一个人的话,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帮助这个国家实现它所基于的基督教原则(而且,我坚信,他比葛兰西或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聪明)。

“我天生就是反奴隶制的”,亚伯拉罕‧林肯说,“如果奴隶制没有错,那就没有什么是错的了。”

一个人有权拥有另一个人作为财产与美国的建国理念相反。这最终使它与这个国家的延续不相容。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秩序中,正如林肯所承认的那样,存在真正的对与错,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无条件地终止无辜的人的生命没有错,那就没有什么是错的了。”

作者简介:

多米尼克‧桑松(Dominick Sansone)是《大纪元时报》的定期撰稿人。他专注于俄中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他的新电报频道是 https://t.me/dominicksansone

原文“Abortion and Socialism: The Fight Against Religion”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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