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的老师,碾压日本人,让胡适佩服,最后却死得凄凉,这个老实人是中国人最后的体面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对一个人的死亡最高的评价,比“重于泰山”还要更重。做出此等评价的人是陈寅恪,他评价的人在九十年前的6月2日跳湖自尽,丧钟一直响到今天,都振聋发聩。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离端午节还有两天,北京已是酷暑难耐。

颐和园人不多,三三两两散著步,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在昆明湖旁鱼藻轩的台阶上,已经坐了很久。

10点半,这名中年人站了起来。

他抚平了长衫久坐的褶皱,朝着湖面,纵身一跃。

他跳得很用力,非常非常用力,以至于头直接埋进了湖底的淤泥之中,淤泥充满了他的鼻腔,使他窒息而死。

闻讯赶来的警察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虽已湿透,字迹还清晰可辨。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个人,叫王国维。

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人的完结。

陈寅恪在哀悼王国维的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王国维。(公共领域)

90年前的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乃是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礼教道德而殉身。

也正因此,他成了近代中国几乎最为矛盾也最为神秘难解的人物。

说起王国维,也许你知道他的《人间词话》,知道他说过“人生三境界”,但却不知道这位大师人生故事的曲折离奇,正经历过“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苦寻求,最终到达“蓦然回首”的大彻大悟。

他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大师”甚至“大师”成了骗子招牌的时代,是振聋发聩的伟大。

少年王国维:“这才是真报国!”

因为王国维至死都留着辫子,还因为他担任过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有人说他自杀是为了“殉清”。

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从王国维少年时的经历就可以知道。

虽然日后王国维以极为深厚的经学功底闻名,但他小时候却不喜欢读经书,每天从私塾放学回家,他就躲到父亲的书房里肆意读书。

小王国维就和我们小时候一样,喜欢幻想自己是个大英雄。

每个小男生的童年,都有过梦想自己是孙悟空、超人、赵云等等的“糗”经历,小王国维也不例外。

他最喜欢读史书,尤其是《汉书》,憧憬著书里那些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大将军们,把李广、卫青、霍光的传记读得滚瓜烂熟,还经常偷偷拿根竹竿,想像自己横刀立马,戎马倥偬。

那时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

王国维讨厌八股文的虚浮无用,渴望像汉朝将军一样杀敌报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读这些书对考科举没啥帮助——读书人的目标是考取功名、当上大官,应该熟读的是四书五经。

有趣的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位爱国而且开明的读书人。对儿子不喜科举并不生气,反而因为他的有志报国而高兴。

于是,父子俩经常一起喝酒,指点江山,纵谈国事,谈到心痛处就抱头痛哭。

王国维17岁那年,考乡试不中,那年正是康有为、梁启超谋求变法的时候,王乃誉拿着康、梁的文章给王国维看,告诉他:“这才是真报国!”

王国维大悟:时势已经变化,就算是《汉书》里的李广、卫青再世也救不了中国,救国要靠学问,靠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学习。

于是,王国维开始买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买不到就找人借,父子二人“烧烛观之”,学习报纸上介绍的西方政治学说,为梁启超疾呼变法而激动,又因变法失败而大呼“奈何!奈何!”

正如顾炎武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样一个人,会因为一朝兴亡而死吗?

不会的,他的心中装着的不是“清朝”,而是“中国”。


《人间词话》手稿。(公共领域)

年轻的王国维:左手甲骨文,右手叔本华

21岁那年,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来到大都会上海。

王国维想,既然要学习西方,那就要先学会西方的语言。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日文。

1902年,王国维去往日本留学,学习物理学。可几个月后,他得了一场病,留学生涯也就中断了。

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开始了他自称的“独学的时代”。

在几年之内,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习外语,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著作的英译本和日译本。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人之一。

青年王国维不喜欢社交,在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上海,到处都是纵欲的诱惑,他却足不出户。

除了和少数师友通信,王国维整日在自己的书房中,戴着圆眼镜,拧著眉头读书,一页接一页,一本接一本。

线装的古籍,硬壳精装的英文书,他都读,在他眼里,学术不存在中西新旧之分,只要是知识,王国维都要吸收、贯通。

1911年之前,他的治学范围主要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上。1911年后,他开始接触到当时新出的史料,包括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等。

王国维已经清楚了自己将如何报国,他将融会贯通中西古今的学问,在自己的领域内,让中国学术站上令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峰,捍卫中华文化和中国士人的尊严。

这一切都是苦读得来,而不是通过做电视节目、出畅销书、到处开讲座,甘坐冷板凳才能成就大学问,和王国维相比,当下时兴的一些所谓“学者”真是要汗颜了。

王国维是“世界级别的学者”

1933年,西方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访学,离开之时,胡适、陈垣等人送他到车站。

话别之际,有人问伯希和对中国学者有何评价。

伯希和说:“中国只有两位世界级别的学者:一位是陈垣,一位是王国维。”

在场的胡适一听,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当时王国维已去世,还能得到如此称许,自诩为“国人之导师”的胡适,心中很不高兴。

于是他化不满为力量,努力研究《水经注》,想要推翻王国维《水经注校》的成果,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顶级学者。

可是搞了几十年,晚年的胡适还是承认搞不过王国维。


王国维。(公共领域)

王国维的文化造诣

当时嫉妒王国维的学者可不止胡适,因为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太高了,但为人却很低调,所以能够评价王国维学术的往往是真内行,恰恰又是那些名声在外的学者最在乎的评价。

比如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是陈寅恪、陈垣都很钦佩的专家。

他写诗赞颂王国维是“神仙卧白云”,还一直想挖他到京都大学。

陈寅恪曾经写过一首诗,内有二句:“群趋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中国还好,真是要让中国读书人羞愧至死。

但王国维的学术造诣之高,让那些原本超过中国人的外国人都深深折服,真正为中国学术挣回了面子。

王国维厉害,就厉害在一点上。他研究什么领域,就成为那个领域的开山奠基人。

研究古典诗词、古代戏曲和《红楼梦》,都是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讲中国,非常扎实可靠,是新学术范式的创立者。

王国维最最厉害的,还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运用新史料,彻彻底底地改变了古史研究的面貌,使得后世每一个学习中国史的人,都必须读他的著作。

在文化不彰、学术衰颓的乱世,在中国人在西方的中国学面前甘拜下风的时候,王国维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证明了中国学的正统,还得在中国。


王国维书法作品。(公共领域)

北大清华争相招揽,他却不要薪水

1922年,北京大学正准备创办《国学季刊》,当时的编辑团队之强大,国内难寻其匹,有胡适、沈兼士、马衡、顾颉刚等人,简直是学术界的“全明星”队伍。

但他们觉得还不够,还差一员真正压得住阵脚的大将。

胡适等人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商量,想请一位顾问,这人一定要是毫无争议的国学大师

他们想请的,正是王国维。

没想到蔡元培说:早在四年以前,我就请过王国维了!可他住在上海,又不愿意搬到北京,所以一直拒绝。

有人提建议,可以邀请他担任北大的名誉通讯导师,换做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坐班,远程办公,只需要和北大的师生以信件沟通。

王国维这才答应了,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要职位,二不要薪水。”

这算什么条件呀,竟然还有人提不要钱的条件!

原来因为是“名誉”通讯导师,所以王国维觉得,既然是名誉,那就不能收钱了。

蔡元培派人送去的薪金,也被王国维退回。

没办法,蔡元培只好写信给他,解释道:这笔钱是您寄信到北京的邮费,不是薪水,您就放心收了吧。王国维这才愿意收下。

在北大显赫的时候,清华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专门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

1925年,清华改组,成立大学部,成立国学研究院,才开始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

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从北大挖胡适过来,但胡适说:“您的国学研究院邀请的人,必须是真正的国学大师,我还不算,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只有三位国学大师,分别是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

这时候,王国维已经不在北大担任导师了。

于是,曹云祥让吴宓去请王国维。

王国维听说过吴宓,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以为来者必定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以为作为新式学者,吴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而作为新学校,清华也不会真的想弘扬国学。

没想到,吴宓身穿长衫,来到王国维客厅,见到王国维,第一件事便是行三鞠躬之大礼。

王国维大吃一惊。

这种仪式让他感受到清华的诚意,本不愿任教的主意也改变了。

因为,学术昌明的前提,就是尊师重道。

想想老师得不到尊重、“教授”成了“叫兽”的当代,难怪学术发展总跟不上时代步伐。

于是,王国维来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当时的清华园里流传着一个说法:整个学校有两个人是只看背影就可以认出来的。

一个是梁启超,因为他走路时两边肩膀一高一低;另外一个是王国维,因为只有他还留着辫子。

留辫之谜见证独立人格

王国维留辫子这件事,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也是他矛盾的一点。

一方面,他的西学知识冠绝当世,是全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人之一,他绝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可另一方面,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王国维却还留着。

北京有一群学生组织了个剪辫会,自发上街视察,看到留辫的人就上前劝说,听说老师王国维居然还留着辫子,就准备去堵他。

一群学生气势汹汹地等着他走近,以为这么顽固的人肯定是个猥琐老头儿。

没想到来人虽不高,却昂然挺立,辫子和他的气场融为一体,具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结果,没有一个学生敢上前拦他,只能眼睁睁看他走远。

有一次,妻子问他为何不剪辫,他的回答耐人寻味:“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民国还留着辫子的另有一位奇人,叫辜鸿铭。

有意思的是,辜鸿铭也是一位英文水平极高的文学家,并非顽固遗老。

辜鸿铭曾经对非议他的辫子的人说道:“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诸位的辫子是无形的。我的辫子长在头上,诸位的辫子长在心中。”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解释王国维的留辫——辫子如果代表顽固保守,那么,是否剪了辫子的人就不顽固不保守了呢?

不,没有辫子的袁世凯依然可以复辟帝制。

辫子对王国维而言代表独立人格,在举国剪辫之时,需要有人敢于不剪。

在举国西化的年代,也需要有人捍卫民族文化,保存学脉不断。


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合影。(公共领域)

“《尚书》只懂一半”,却是真大师

王国维的威严和不苟言笑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清华的老师们聚餐,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爱开玩笑,说:“我可不和王先生一桌!”

原来,每次聚餐,其他桌的人谈笑得热闹时,王国维所在的餐桌往往很安静,带有一种静谧的严肃,再玩得开的人,在王国维面前,也会被他的肃穆和不怒自威所镇住,但所有人都敬重他,这是一种由衷的克制,而非被迫的压抑。

清华的学生中流传着一个说法:
和梁启超讨论问题,都是梁启超滔滔不绝,学生只用听,不用讲;和陈寅恪讨论,则老师学生各讲一半;但如果和王国维交流,则基本上全是学生在讲,王国维抽著烟听,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

历史学家徐中舒在清华念书时就是王国维的学生,他回忆,那时候师生二人交流,如果他有问题问,王国维就回答他,“略举大意,数言而止”。

没有问题的时候,师生二人就沉默对坐,王国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个下午就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但这种严肃,并非傲慢或不近人情,而是性格使然。

虽然身怀绝学,王国维一直非常谦逊。

他写给学生的信件开头称呼,永远是“XX兄”,即使对方是小他二十岁的少年。

他去上课,给学生讲《尚书》,上来就说:“各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各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

学生问他问题,有时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他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

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谦逊,他的造诣之高深、学养之深厚,根本不需要任何“不懂装懂”来修饰。

真大师不需要装大师,现在的很多“大师”恐怕不懂这个道理。

王国维严肃外表,温柔内心

徐中舒曾经评价老师王国维:“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感情的人,但除非对很熟悉又谈得来的人,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

这真是洞察王国维内心的话了。

王国维的子女们对父亲的严肃也会敬畏,但都知道,爹爹是很温柔的人。

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曾经回忆过童年的温馨片段。

王国维在家中书房勤奋工作时,家人一般不敢打扰,但孩子们调皮,有时玩捉迷藏,跑着跑着就跑进书房里去了。

母亲拿着把尺子,装作来赶他们:“不许打扰爹爹!”

孩子们嬉笑着不肯走,王国维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护着孩子们,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躲藏,竟直接和妻子玩起了“老鹰捉小鸡”,一家人满屋子跑,而他常年严肃的脸庞,也有了慈爱的笑容。

孩子们还喜欢在王国维休息的时候,要他读诗给他们听。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诗,而是因为王国维读诗时有种特殊的腔调,听起来像唱歌一样。

王国维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还答应孩子们给他们画画,其实他根本不懂画画,就抓起毛笔随意勾几笔,说:“这是艘船!这是个老人!”让孩子们也笑成一团。

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手拿一本旧书,笑颜逐开的样子连妻子都感到奇怪。

原来他刚刚在旧书店淘了本珍贵的旧书,他翻开书给妻子孩子们看,里面夹着一张旧黄纸。

看着他们不解的神情,王国维大笑:“哈哈哈!这张纸才是最珍贵的!那个卖书的不识货,我就这样便宜买到了。”

这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王国维呀,只不过,他的心常年被对学术的专注、对事业的认真所充满,甚至无暇露出笑容。

但他的心中还有真挚的感情,对家人、朋友、学生和学问,一生真诚以待,一片赤子之心。

真想死的人最冷静

这种感情充沛却不常表达的性格,也是王国维的弱点。

因为,当一股感情长期得不到宣泄,就会在内心酝酿、激荡,走向极端的痛苦。

在清华园的几年中,王国维并不开心。

他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了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在几年之中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元史研究,同时带出了一批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学生。

他拚命地读书、写文、讲课,没日没夜、孜孜不倦,好像不用休息,他在以此掩饰着心中的担忧和不安。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传统文化被质疑乃至抛弃,连读书人都无法安生。

1927年,学者叶德辉、李大钊分别被共产党和北洋政府处死,北伐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军队就要开进北京城了,还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在这种动荡之中,岂能安然无事?

吴宓劝他离开北京,先去往外国避难。

王国维断然回绝:“我不能走。”

有人劝他剪辫以自保,王国维凄然一笑:“我的辫子不用我自己剪,自会有人来剪。”

面对着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一心捍卫民族文化、中国礼教的王国维,以学术为性命的王国维,再也看不到希望。

他萌生了死意。

王国维的自杀,冷静得令人悚然。

在他结束生命的前一天,正是清华学生的毕业典礼。

典礼上气氛热烈、师生谈笑,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也一如既往的严肃,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

学生谢国桢回忆,那一天下午,他和几名同学还去了王国维家,而当时王国维正在陈寅恪家中,听说有学生来,当即赶回,似乎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他们说。

但见面之后,仍像平时一样讨论学问。

学生们劝他出城避一避,也依然被回绝。

王国维说:“时势如此,除了做学术,我也无以过活了。”

那天,谢国桢请王国维在扇面上题诗赠别,王国维题了陈宝琛的《落花诗》中的句子:

“芳华别我漫匆匆,已信难留留亦空。万物死生宁离土,一场恩怨本同风。”

这分明是在向学生、向人世的告别之语。

题完诗,他写上学生名字时,并未如往常一样写“国桢兄”,而是非常慎重地写为“弟”字。

因为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题字了。

当晚,王国维在家中写好遗书,藏入口袋,家人回忆,他“熟睡如常”。

第二天清晨,王国维和妻儿一起吃了早餐,独自前往清华园。在学校,他和同事讨论了下学期的招生事宜,还向另一名同事借了五元钱。

之后,他独自走出学校,招了辆人力车,去往颐和园。

王国维遗书

在微波荡漾的昆明湖边,他静坐许久,最终自沉身亡。

从他跳入到被捞起,只过了两分多钟,他却已经因头埋入泥,窒息而死。

无声的丧钟敲响在这座皇家园林的上空,一代大师和他的时代,和他所笃信的、所献身的中华文明与礼教,一起逝去了。

王国维去世一年之后,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将北京改名北平,宣布北伐战争结束。

另一个时代就此拉开大幕——

这是一个依然不太平的时代。

却可能是中国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大师最密集的时代。

群星璀璨、风骨烁然,只是再无一人像王国维一样,留着辫子,眉头紧锁,威严凛然,在瘦弱的身躯中潜藏着改变中国的巨大力量。


王国维。(公共领域)

——转自《国馆》

(责任编辑: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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